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为农民及其子女离开农业，在非农部门就业创造了条件；二是农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后，有助于他们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亦即教育能增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能动性，提高农民的变革能力和经营决策能力。

我国将教育分成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大类。

义务教育亦称基础教育，指小学和初中阶段；非义务教育包括高中、中等、高等及职业教育等。

我国的一些学者就基础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如果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使得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提高1%，那么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可提高2%；如果文盲比重降低1%，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可增加1.2%。

关于基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世界银行曾得出以下结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这里指头三年的教育，即受三年教育与不受教育相比能使GDP提高27%，后三年的收益减少使GDP年增加4%，即其后三年的教育可使GDP增加12%。

由此可见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加强农村的义务教育是关系到农村乃至全国的重中之重。

1.教育产品的定位按现代公共财政学理论，按照社会产品是否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可将全社会产品分为三类：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

私人产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征。

对于私人产品，购买者支付了价格就取得了该产品的所有权并可轻易排斥他人消费该产品。

同时，一人消费了这一产品，别人就无法再消费了。

例如衣服、食物等大部分社会产品都具有这两种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具有公共产品部分特征的混合产品，也称为准公共品。

就教育而言，它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正效应的准公共产品。

人们通过教育投资可以获得个人的种种直接收益，如个人终身收入的提高，工作选择机会的扩大等，这一部分利益是可分的。

而教育的另一部分利益对每个受教育者个人而言却是不可分的，整个社会都能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身上获益，包括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全社会进行科技开发和产品更新能力的提高，即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等。

因此教育的收益可以分为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

教育从整体上讲是准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教育是同质均匀分布的铁板一块，实际上各级各类教育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它们在受益外在性和排他性上表现各异。

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它们在受益外在性方面逐渐减小，在消费的排他性方面则逐渐增大。

从低层次教育到高层次教育，从普通教育到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人们受教育的目的性逐渐加强，受教育越来越与未来的职业和预期收入相关，受教育的机会则越来越小，竞争日趋激烈。

所以，按照这样的顺序排列，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逐渐减小，私人产品属性逐渐增强。

也就是说，教育的级次越低，其公共产品的属性越强。

因此根据政府公共支出理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我国教育产品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如义务教育。

维持和接受这些教育的全部费用应由政府的财政部门承担。

二是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教育单位或教育服务部门，如高等院校、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

这些教育服务虽然具有公共产品的某些性质，但与义务教育不同，这些教育服务不是完全没有排他性的，也就是说，一些人享受了这些教育服务之后，至少就减少了另一些人对这些教育服务的享用。

例如，受高等院校的招生名额限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入本科或研究生层次进行深造。

三是基本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如职业培训、家政服务等。

这些教育服务具有私人产品性质，有严格的排他性，因此这种教育服务的费用应该由享有这种教育服务的人提供。

由此可见，基础教育是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

高等教育则是个人发展和实现的需要，属于个人决策和个人选择，应由自己负责。

而我国却发生了严重的错位。

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大学教育中央管，中学教育省市管，小学教育县乡管。

2.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分析按成本——收益理论分析，教育产品，尤其是基础教育，具有大量的外部收益。

由于外溢性的存在，成本与收益不对称，这就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因为私人投资者进行决策的时候，只可能将其实际承担的成本与得到的收益进行比较，在外溢收益得不到报酬的情况下，就会较少的选择以至摈弃从事该类活动，这就是市场失灵和缺陷。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最具效率。

公共财政是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主要特征是弥补市场失效和市场缺陷。

而市场失效的原因就在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存在。

公共财政的目标是为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增进社会福利。

效率和公平是社会经济福利的两大准则。

政府既要保证社会公平，让全体公民不分贫富、种族、性别享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又要利用市场机制，发挥效率作用，促进基础教育发展。

中国农村教育特有的规律“经济与教育的反比原理”：一个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越高，这个村的经济排名便越靠后；一户人家的孩子书读得越“高”，这户人家的经济状况也就越不济。

农村培养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绝大多数教育成本是由农村承担。

而最后学生大学毕业留在城市工作，是由城市来直接享用高等教育的成果，收获智力资源的专业技能。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大学生缺少返乡的利益驱动机制——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能够脱离黄土地，脱离贫穷和落后；城市又缺少对农村制度化的反哺机制——对农村的教育成本付出缺少补偿。

农村教育竭尽全力倾其所有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赔了人才又赔钱。

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资金和智力支持，但在教育系统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化过程中，资金又以教育投资的形势流向城市，最优秀的智力资源也通过高等教育这条路径走出农村。

如果农村经济不能从教育中获得益处，这样的教育能够维持长久吗？如果教育只能造成反比向的穷困潦倒，谁还会把钱再投入到教育消费中。

要让农村从这个过程中获益，必须有政府部门的介入与干预。

义务教育从法律角度看，也应该是公共品，因为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学生家庭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既然政府承认公民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那么为了保证基础教育的可靠性，政府有义务为每一名适龄儿童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不应该通过市场，而应该由政府调节。

义务教育的资源应该由政府来进行配置，经费投入须纳入财政供给范围之内。

否则，义务教育就不称其为公共产品，基础教育发展就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

上述分析表明，基础教育不同于其他级次的教育，基础教育属于纯公共品，而属于纯公共品的经费问题应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这是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规定。

3.重新认识、划分政府间在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和责任基础教育是一个社会文明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在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形态中，政府都应该为公民接受基础教育提供充分必要条件。

3.1 从国际经验看，中央政府一般都是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支持力量。

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全部费用支出均由政府公共经费承担。

虽然各国中央政府支持基础教育的力度不同，但中央重视并加强基础教育投入却是共同性特征，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2 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级次较低的政府，其财力规模小，难以有效承担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而级次较高的政府，其财力相对雄厚，必须适当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职责。

而当前我国政府间教育投入的大致格局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财力规模较大，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超过60%，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极少用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基本上甩给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县乡政府承担。

而县。

这种“小马拉大车”的状况与我国当前的整体财力分配格局极不适应，这种格局必须改变。

3.3 理论表明，中央政府在调节区域间财力差距、促进地方公共品均等化方面，都担负着重要使命。

从世界范围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区域之间，从经济发展到财力分配乃至公共产品的提供，无不存在着一些差异，而发展中国家尤甚。

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央政府代表整个社会利益，通过财政分配手段的运用，减少区域差异，提供大致均等化的公共产品，这是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基础教育是最为典型的公共产品，如果缺乏中央政府的必要财力支持，那么势必会造成基础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状况：即在发达地区，财力雄厚，基础教育发展有保障；而在不发达地区，财力薄弱，基础教育发展就没有保障。

这说明，中央政府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承担着支持基础教育的职责，而且越是在不发达地区，中央的相关职责越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和政府存在密切关系，和政府财政存在密切关系，和各级政府财政存在密切关系。

只有采取措施，完善政策，切实强化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才会改变目前的弱势局面，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熊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中国农村经济》，2002（7）（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农村义务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办好农村义务教育，对于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为国民经济增长积累后劲，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要使农村适龄儿童均能受到良好的义务教育，必须要有一定的经费作保障。

与非义务教育相比，义务教育量多面广，需要更多的合格教师，更多的办学设施和教学设备，更多的经费投入。

所以，必要的经费投入是保证农村义务教育顺利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税费改革以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实行的是多渠道筹集的方针，即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的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国务院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采取地方拨款、群众捐资相结合的办法筹集，其中农村中小学的校舍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中央只负责对经济困难的地区予以适当补助等等。

同时，允许中、小学校收取一定的杂费。

其中，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和学杂费收入几乎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的50%。

而在税费改革后，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被取消，学杂费收取标准也重新进行了规范，由此形成的资金缺口由中央和各省安排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弥补。

但这项收入的数额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而农村义务教育却有增长的法定要求，且要快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供需矛盾就更加突出。

据山东省统计，农村税费改革前该省从乡统筹中安排的乡村两级办学经费为15.17亿元，加上农村教育集资5.34 亿元，共计20.51亿元；改革后的2002年，中央、省、市财政三级共安排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25.3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