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

2006年1月中州学刊Jan.2006第1期(总第151期)Academ 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o.1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
向燕南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　要: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在受整个明代史学特点相制约的同时,也受到明代整个时局发展的影响。

明初,明廷基本掌握着北部的军事主动,所以正统之前,几乎没有边镇志书的编纂。

正统以后,受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有了一些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

嘉靖时期,史学的活跃和北塞防线的再次紧张,形成了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大发展时期。

大约从万历开始,明廷军事危机开始转向辽东一隅,此时边镇志书的编纂重心,亦随之转向东北一线。

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实学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1—0178—04
一
所谓边镇志,一般簿录著述多将之归于史部地理类。

有明一代编纂的北塞边镇志书之多,可以用空前绝后一词概之。

其中仅前辈学者王庸先生的《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就著录了“九边总图说”30种,“边镇合志”30种,“各边镇别志”64种,“各路关卫区分记”91种。

我们说,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是与明代的政治、军事形势及其发展密切关联,尤其是明代为防范从中原退遁塞外草原的蒙古部族势力,而在沿北塞长城一线的险要之地设置军、屯结合的边镇关隘制度密切关联。

《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边防》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

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

正统以后,敌患日多。

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自从朱元璋对退回塞北蒙古草原的蒙古贵族的军事进剿遭到一些失利后,就将战略重点转向对长城一线军事防卫的经营,在对蒙古贵族采取羁縻和防御并施的政治、军事政策之外,又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分别在北平、大宁、广宁、宣府、大同、太原、宁夏、西安、甘州等地分封了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狭,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①。

其意在“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②。

永乐时期,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③,使北塞长城沿线成为整个国家的军事防卫重心。

以后经几代的经营,至弘治时期,逐步形成了东起辽东的鸭绿江,西至甘肃的九泉,绵延近万里,累年经营的所谓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九边防线,号称“九边”或“九镇”,构成“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④,军、屯结合,进退有据的北部防线。

明代的这些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的史实,为北塞边镇志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社会历史的依据。

收稿日期:2004—07—24
作者简介:向燕南,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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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是整个明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景观,它的发展,在受整个明代史学特点相制约的同时,也受到明代整个时局发展的影响。

这一点,只要检录当时的簿录之书,便可以清楚看出。

明初,朝廷对于意识形态控制得相当严密。

史学方面,总体上是以官修为主,私修史学很不发达;同时政治时局也相对稳定,明廷基本掌握着北部军事、政治的主动,且未正式立镇,所以有关北塞边镇的志书编纂也不发达。

正统(1436—1449年)之前,几乎就没有编纂什么边镇方面的志书。

然而正统以后,以“土木堡之变”明军的失败为标志,明廷与北方蒙古势力逐渐攻守易势,《明史・鞑靼传》云:“正统后,边备废弛,声威不振。

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

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

”这虽然仅仅是根据鞑靼一部而言,却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北域的基本情况。

受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也受整个史学因社会矛盾和时局的刺激而私人撰述渐渐发展的影响,有关北塞边镇的志书编纂,也渐渐有了一些活跃的气象,开始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私人撰述。

是为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初兴阶段。

嘉靖时期,思想文化因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王阳明心学的流行而日益活跃,整个史学亦随之活跃。

而这时期北塞边防的军事形势也日益紧张,“正德以来,边备废弛。

嘉靖之末,柄臣贪冒,将士离心,文武解体,北人跳梁,边境骚然,生灵暴骨。

加以诸逆内叛外勾,攻城破邑,覆军杀将,无岁无之”⑤。

致使京畿损失惨重的“庚戌之变”,更使明廷举朝震动,北塞边防的军事危机促使尚武之风高涨,成为此时期北塞边镇著述编纂获得重大发展的直接原因。

关于当时士人的尚武之风,史籍中亦多有记载,例如据道光二十八年所编的明著名学者,曾被戚继光委以驻守古北口要任之陈第的年谱称陈第“在家肄业经史之暇,学击剑,喜谈兵,人咸以狂生目之”。

陈第亦歌曰:“忆我少年日,悲歌弄宝刀,饮酒动一斗,驰马弗知劳。

”如此炽热的尚武之风的结果之一,是引起了士人对边疆防务的历史和现状格外注意,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逐渐涌动,有关撰述也随之兴盛起来,例如《明史》卷一百八十六《许进传》称《九边总图》的作者许论:“好谈兵,幼从父历边境,尽知厄塞险易,因著《九边图论》。

”乾隆《南昌县志・文苑传》引《大月山人集》说《九边图说》的作者万建章:“少负奇气,留心经济之学,随父宦京邸,客有从塞上来者,辙询边地形势,久之,益习。

”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文苑传》载《两镇三关志》的作者尹耕:“豪宕不羁,性嗜酒,喜谈兵,尝为州守。

生长边陲,知拈事,作《塞语》十一篇,申明边敌势要害。

”说明社会上的尚武之风对于北塞边镇志书的兴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开始形成了最初的高峰,这时期较重要的边镇志书有许论的《九边图论》、魏焕的《九边考》、马一龙的《九边图说》、郑晓的《九边图志》、田汝成的《九边志》、尹耕的《两镇三关志》、张雨的《全陕边政考》、王士翘《西关志》、廖希颜的《三关志》、杨守谦的《大宁考》《紫荆考》《马花池考》、詹荣的《山海关志》及史道的《大同五堡考》等。

隆庆末年以后,明蒙关系因“隆庆和议”而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在高拱、张居正提出的“外示羁縻,内修守备”⑥积极防务政策的作用下,有关北塞的志书编纂势头并没有因为明蒙军事敌对战争状态的基本结束而减弱,而是随着对于边务问题思考的深化,承嘉靖时期的余绪持续发展。

这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边镇志书有申用懋的《九边图说》、吴元乾的《九边图志》、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杨时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刘余泽的《延绥镇志》、王宗沐的《三镇图说》、党馨的《三边四镇志》、佚名的《陕西镇考》、冯瑗的《开原图说》、钱平厓的《居庸关志》、瞿九思的《大宁考》、麻承训的《蓟镇东路图册》、佚名的《肃镇志》、张时显的《山海关志》、邵可立的《山海关志》等。

从万历末年至明亡,由于这时明廷北塞的军事危机,已因东北的建州满人势力的兴起,开始由北、西北转向辽东一隅,而且危机不断深化。

局势使然,一方面士人尚武之风越愈炽热,时人称时“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⑦。

一方面此时边镇志书的编纂重心,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相对注重对东北一线边镇防务的考察。

三
分析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情况,我们会看到,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具有很多类似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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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
首先是志书编纂的鲜明军事目的性。

与一般行政区域设置不同,明代北塞边镇乃是专为军事防务而设,因此,与其他行政地理类志书不同,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无不紧密地围绕着实际军事防务展开,而毫无其他史著那样,负载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彰善惮恶,树之风声”等宏大的学术或道德目的。

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中,专以军事防务为目的的有关边疆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的史学撰述,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杜佑所撰的《通典》。

《通典》作为第一部典制体通史,专门列了“边防”一门,记述攸关唐帝国防务的边疆地区或其周边一些民族、国家的现状、历史和地理的基本情况。

降至五代、宋、元时期,由于长时期的多个政权的同时并立,兵戎互见,疆域交争,使得边疆的军事防务问题成为各个政权注目的焦点;同时,又由于攻守和战各朝廷内、朝野间意见不一,议论纷纷,于是以军事防务为讨论核心的边疆史地专门图籍著作开始出现,如宋江默的《边防控扼形势图论》、陈武的《江东地利论》、程大昌的《北边备对》、宋祉的《东南防守利便》等。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又曰:“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之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情者也。

”⑧因此,以军事防务为目的编纂的史地撰述,必然表现出了较之其他方面的撰述更多的理性、实用性和变通性,这一点在明代北塞边镇志书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如以魏焕的《九边考》为例:《九边考》共十卷,其中第一卷为总论,分镇戍通考、经略通考、番夷通考;以下九卷各分“疆域”、“保障”、“责任”、“军马”、“钱粮”诸目分别叙述九边事宜。

而各个部分之间以实用为指归,其中“惧夫夷险之弗辨也,于是有疆域考;惧夫防守之弗严也,于是有保障考;惧夫将领之弗职也,于是有责任考;惧夫骑射之弗精也,于是有军马考;惧夫刍糒之弗充也,于是有钱粮考;惧夫寇虏之莫知所从来也,于是有外夷考;惧夫筹画之弗审而无以为应变之地也,于是有经略考”⑨。

一切紧紧围绕着实际军事防务事宜,从地理形势、四至疆界、将士职守、后勤供给、虏况敌情到战略思考,表现出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

诚如其《凡例》所云:“一、凡九边图因职方司旧本,增以近年新设边墙崖堑,以备披阅;一、镇戍沿革,取诸各边图志;一、城堡墩台墙堑,增旧创新,取诸近年堂稿;一、军马登耗数目,取诸嘉靖拾捌、玖年各边开报手册;一、钱粮定数,取诸户部各司手本;一、文武职官责任,取之本司各科职掌;
一、番夷始末,考之《一统志》,参以边将译使之言;
一、番夷部落之强弱、支派之分合,多出虏中走回人口之言,录之以俟预防者采焉。

一、经略多出本司堂稿及桂尚书《舆图要览》、许主事《九边论》并诸公奏议,间亦窃附鄙见;一、采集诸说,但其事之有关于地方者,故不备录全文;一、先年奏议,或为当时所弃,今察其可行者,必录以俟采择;一、凡改筑边墙,恢复旧制之说,一时虽曰南行,必录之俟便宜者采焉;一、因事直书,止为备事言之,不伦不文,非暇计也;一、凡有一得之愚,僭录于后,以备自考,非敢求知于人也……”一切从实用出发,毫不作虚玄无用的诳语。

明北塞边镇志书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其作者“以任北边官职及兵部职方司者居多数”。

如《九边图论》的作者许论是“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顺德推官,入为兵部主事,改吏部”⑩。

《九边考》的作者魏焕是“嘉靖乙(己)丑(八年)进士,官兵部职方主事” λϖ。

《九边图说》的作者霍冀也是嘉靖年间进士,据康熙《山海关志・名宦传》,其曾于“嘉靖四十三年以兵部主事任”。

另一部《九边图说》的作者申用懋是万历十年(1582)进士,曾“授刑部主事,历兵部职方郎中”。

史称其“熟悉九边要害,掌枢者依之,九载不调” λω。

《国朝九边兵略》的作者毕自严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明史》本传称他“起洮泯兵参政,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进右布政使……天启元年四月,辽阳覆,廷议设天津巡抚,专饬海防,改自严右佥都御使以往置水军,缮战舰,备戎器……五年,以右都御使掌南京都察院。

崇祯元年,召拜户部尚书……先以考满加太子少保,叙遵永克复功,再进太子太保,兵部尚书” λξ。

《四镇三关志》的作者刘效祖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曾任固原兵备副使。

λψ《两镇三关志》的作者尹耕为嘉靖十一年进士,曾任兵部员外郎中、河南按察使兵备佥事。

λζ《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的作者杨时宁为隆庆二年(1568)进士,史载其“治兵固原,值哱拜兵变,时宁督饷决策,从征有功,赐银币。

寻晋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晋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

以三品考满,升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宣大……加兵部尚书……” λ{
北塞边疆不断深化的军事危机,直接激发了这些身任职事的文人出身的军事官员“在官言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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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
经世热情。

他们或利用工作之便搜集整理官方图籍档案编纂为帙,或将身历耳闻的事实记录成书,“寻得失于累朝,考虏情之终始” λ|。

在历史和现实研究的同时,提出相应的军政对策,例如《九边考》的作者魏焕在其《引》中表白曰:“谨按兵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戍、烽堠之政,其要害重大者,莫如九边,而事之不可臆度者,亦莫如九边。

本兵之在朝廷九边之枢也,其机自职方始,非考验素定宁无负明时之委耶?焕不敏,承乏是司,窃用惧焉,乃拣集堂稿,团采边疏,询诸边将、译使,有所闻遂书之册,积久编次成书,分类备考。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的作者杨时宁在《自序》也谈道:“夫智者备祸于未形,今祸有其形矣。

脱异时渝盟而缓急机宜全资庙算,则形势之要害,兵粮之实虚,战守之利便,胡可不豫闻也?臣是用滋惧,檄三镇文武将吏,各绘图条说,臣谨集其成而裁核之。

”在《后序》亦说:“督臣杨时宁奉上命总制宣大山西之又明年率三镇文武士,绸缪戎备,既毖且周,然不胜皇皇卒逖之虑,谓款安之不可恃,戒惧之不可以怠。

爰裒辑所部之险要利便而绘为图,图各系之说,以彰往垂来。

俾夫计桑土者一按图而彼己之要害,兵粮之虚实,攻守之方略,了然在指顾间,索而求之,缓急可立辨,用意至穆远也。

”
明北塞边镇志书的作者多为兵部官员的史实,对于志书的编纂学风也有相当的影响。

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使得编纂者来不得半点虚假。

因此明代社会普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在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中几乎没有什么市场,相反注重考实史料来源的可靠,注重档案等第一手材料的使用等良好的学风,却占据边镇志书编纂的主流。

例如孙世芳《宣府镇志》的凡例亦说:“志所纪事,多自二十一史中考用。

若二十一史外,则汉唐以来诸简册,国朝诸志书,历代儒贤诸文集,以及稗官所述,残碑所遗,亦皆取可传信者补阙焉。

如或考索未明,则宁略不备,非敢臆度县断,失本真也。

”这种注重史料来源之可靠性,除上引从魏焕《九边考・凡例》可清楚看到外,其他很多边镇志书都多少表现有这些征实的学术特点。

此外,由于明代北塞的军事危机,相当程度是源于其自身政治和军事上的腐败,来自于其边疆军事策略以及相关民族政策的不当所至,这样便使得明代很多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往往带有一些现实批判的色彩,所谓“忧危虑患者,其言钩深而曲中” λ}也,例如冯瑗《开原图说》卷上云:“我国家设官非不详也,人情惮孤危,厌凉薄,故挂冠者众,而请缨者杳杳也。

缺官废事,动经岁年,冲圉之常耳。

非有殊异之擢,恐不能来死绥之士,至于营堡萧条,即墩台棋布,仅其名耳。

额军耗矣,招募无几也,其谁与守?训练虽勤,稽查虽严,顾四钱月饷,历三季而始得,枵腹荷戈,安责御戎哉!观斯图者宁不为开原虑乎?”这样便使得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除了军事意义、史学意义外,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当然,从明代社会意识发展的总体来看,其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事实上与明代中后期兴起的实学思潮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

其中,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发达,是对明代中后期不断深化的北塞军事危机的反应,而这时兴起的实学思潮,实质上是对当时整个社会危机的反应,从这个角度讲,北塞边镇志书撰述的勃兴是整个实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具体落实,二者是逻辑上的包容关系。

但是由于北塞军事危机攸关国家的安危,危及社会生活之广泛,之直接,远远压倒社会上的其他问题,甚至成为其他社会危机发生和深化的根源,不能不令世人感到切肤之痛而引起深思,因而在引发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全面危机的同时,也促进和深化了当时已见波粼的实学思潮。

例如魏焕《九边考》之张环《跋》曰:“噫!今之刻集遍天下,不过玩物适情之具耳,视此集有益国家,有补于生民,有关于世道不同也。

请广其传,且以为有事于九边者之一助焉。

”便集中地反映了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编纂与当时实学思潮的密切关系。

①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十六,《分藩记》。

②《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洪武三年四月”。

③《明史》卷九十一,《志第六十七・兵三》。

④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⑤方逢时:《大隐楼集》卷十六,《云中处降录》。

⑥《明史》卷二百十三,《高拱传》。

⑦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十六,《解象三五十寿序》。

⑧分见《孙子兵法》“计篇”、“用间篇”。

⑨魏焕:《皇明九边考・引》。

⑩《明史》卷一百八十六,《许进传》。

λϖ《四库总目》卷七十五,《九边考》提要。

λω光绪《苏州府志》卷八十。

λξ《明史》卷二百五十六。

λψ康熙《宛平县志》。

λζ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文苑传》。

λ{乾隆《祥符县志・人物志》。

λ|叶向高:《四夷考》卷七,“论曰”。

λ}尹耕:《塞语》。

责任编辑:王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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