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三国演义》

浅论《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重要版本

《三国演义》问世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盛况。嘉靖元年(1522年)，出现了最早的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此后，各种各样的刻本层出不穷，历数百年而不衰，直到今天，我们知道的明代刻本还有二十多种，清代刻本还有七十多种。可以说，《三国》版本之多，在古代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在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三国演义》最重要的版本有："嘉靖元年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国志传"、"李卓吾评本"、"毛本"。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的典范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1798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

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三国演义》的文化启示

《三国演义》通过描写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展现了帝王将相、三教九流各种人物精彩表演的大舞台，通过一个个事例说明了任人唯贤的重要。

1、不论资排辈。小说在写一些英雄人物首次出场或者不幸逝世时，总要报说年龄，或赞赏其年轻有为，或惋惜其英年早逝。作者这样写，就是说明用人不要论资排辈。刘备为了跟关羽报仇，亲率大军伐吴，吴主孙权派人讲和不成，急得举止失措。这时阐泽出奏，推荐陆逊任大都督，可抵御蜀军。当时东吴不少谋臣反对。说陆逊年幼望轻，众将士不会服从，孙权力排众议，大胆任命陆逊为大都督，镇西将军。因此才有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蜀军，致使刘备白帝城托孤病亡的胜利。

2、不以自我划线。用人，要唯才是用，不要以我划线，非亲不用。孔明率师首伐中原时，连取三城，但在天水时遇魏将姜维，几次被姜维识破计谋，进攻受挫。孔明通过调查，知道姜维对母亲非常孝顺，又文武双全，智勇兼备，就以计谋收降姜维。他不以姜维原是魏将、蜀之敌人而不大胆使用培养、传授平生之学，成了诸葛亮的得力助手。

3、用人不疑人。《三国演义》中写刘备用人，最能推心置腹，始终信任。他一见赵云，就十分敬爱，舍不得赵云离开自己，在长坂坡，糜芳、张飞都以为赵云投奔曹操去了，刘备却毫不怀疑地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赵云两次冒死救出后主刘掸(一次是长坂坡单骑救主，一次是截江只身夺阿斗)在历次战斗中，英勇杀敌，战功赫赫，为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4、唯才是用广纳贤才。曹操两次招纳人才，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在陈留招兵讨董卓时，就有乐进、李典、夏侯（忄享）和夏侯渊兄弟、曹仁和曹洪兄弟来投。这些人一直跟随曹操东征西讨。在兖州，由于荀或等人的互相推荐，贤士郭嘉、刘晔、满宠、于禁、典韦等先后来投。至此，曹操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威镇山东。因此，才有朝庭诏他保驾的实力，继而才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

5、得民心者得天下，得英才者得成功。东汉末年，皇帝昏懦，大权旁落，因此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形成三分天下。这是人的因素，并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重演。三国鼎立时期，战争频繁，生灵涂炭，人心思安。晋统一天下，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关键也在于人。从历史来看，贤臣遇明君，能够施展才能，建功立业。明君得贤臣，国家可兴，事业可成，从现实来看，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只要有一位好的主要领导，一班好的智囊，事业何愁不成功。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成为写古代战例的典范作品。特别精彩的是对战前准备的描写：敌对双方如何确定战略战术，如何调兵遣将，如何刺探虚实，如何利用对方的弱点，都写得十分生

动逼真。作品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已远远不是描写战场的“热闹文字”，而是表现战争中将帅的智慧和思想。因此，《三国演义》也往往被视为一部优秀的古代军事文学作品。作品中所描写的赤壁之战等著名战例，不仅成为后世很多戏曲的题材，而且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参考材料。

《三国演义》中三方在制订战略决策时，总是以政治为先导，力争政治上的主动权，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使尽阴谋诡计，广泛地运用谋略权术，进行了激烈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试看三方，曹操是牢牢地把持着汉献帝这张“王牌”，动辄以朝廷名义征讨四方，以示其名正言顺，以及在有生之年没有称帝等，都显示出曹操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刘备则时时打着“中山靖王之后”的旗号，以“皇叔”自居，孙权也以“保父兄余业”为理由。他们都需要借助这些傀儡或亡灵来给自己张目，以便争取民心，鼓舞士气，招揽人才，为自己称王称霸的政治目的服务。

《三国演义》中写到不少关键性的决策。于一计兴邦、一计丧邦之际，既刻划出决策者的性格、心理素质，也表现出罗贯中的决策心理观。决策，是军事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决策是建立在风险判断之上的。而风险判断往往体现出决策者心理素质的特征。例如在无风险获小利与有风险获大利之间抉择，经实验统计，大多数人选择前者，表现出趋利决策的保守倾向；在不可免的小损失与可能免的大损失之间抉择，大多数人选择后者，表现出避害决策的冒险倾向。而在这两类决策中，作出与众不同扶择的，往往性格、经历也异于常人。

在袁、曹宫渡决战中，罗贯中用对比的手法写了袁绍、曹操在决策中截然不同的表现。在战前，袁绍一方面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对关系存亡的伐曹之策，却彷徨无定；而曹操则一开始就定下决战决胜的大计。两军对垒于官渡之后，七万曹军对抗七十万袁军，形势很危殆。曹操问计于荀彧，彧献计曰：“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得书大喜”，遂定下决战之计。实际上，这个计划风险度是很大的，正如荀彧所讲：“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故是奇计而非正计。结果大获全胜，奠定了曹魏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许攸献奇计于袁绍。袁绍若采纳，虽无十分把握，但成功率很高，而且一旦成功曹操将一败涂地，袁绍却充耳不闻，结果坐失战机。袁绍的决策心理是常人类型的，即趋利的保守型。这与全书中袁绍“庸碌”的性格基调是一致的。曹操的心理则属冒险型（或称进取型），也和他的一代“奸雄”形象相合。而二者决策心理放到一起，对比写来，作者是有用意的。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决策心理观：“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21回）。

《三国演义》所写诸葛亮的战略决策有两次，一是未出茅庐定鼎足三分之策，一是六出祁山伐魏之策。前一决策虽含军事因素，但主要是对政局大势的筹画，是诸葛亮毕生得意之作，故作者极口称赞：“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后一决策是纯军事性质的。史家颇有岐见。褒贬不一。罗贯中在作品中多次提到这一决策，虽未正面评论，却透露出自己的倾向。罗贯中注意到了决策人物心理素质对决策的影响，而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表演，也透露出他对趋利决策之进取倾向的肯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