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华夷观对中国近代化的消极影响

传统华夷观对xx近代化的消极影响

产生原因：

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生活在东亚次大陆的封闭环境中。

在东亚文明史上，中国始终居于文明的中心位置，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呈放射状影响着周边各族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为此，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皆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华夏族普遍认为，其他周边民族是下等的落后的民族，所以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华夷之辨”“冠履之分”的论述不绝如缕。由此可见，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

主要原则：

第一，在文化上，“华”文明有礼，而“夷”野蛮不知信义，华夏是“天下”的文明中心，无须向蛮夷学习。

第二，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

第三、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富，从不假外夷以通有无”，而外夷无中国则难以活命。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而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

畸变与影响：

在漫长的封建农业时代，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相比处于绝对优越地位，因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以华夷观念及其具体原则来处理与周边各族各国的关系，尚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地理大发现后，华夷观念非但没有相应转变，而且还发生了畸变，变成了一种完全非理性的东西。具体表现是：

明清两朝的朝野人士都认为，这些初次踏上天朝土地的“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与以往的蛮夷没有什么区别，并把传统的对付草原民族的观念和原则完全用于新的“海上来客”身上。

华夷观念产生时，因为华夏文化在东方乃至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还不大。但在华夷观念畸变之时，正是世界发生巨变，且东西文化相激相荡之际，所以它对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和推进则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华夷观念厚而无形，黑而无色，所形成的文化壁垒将中国封建的君臣吏民统统笼罩在黑屋子之中，闭目塞听，卧枕酣睡，不思进取，空作天朝上国、举世无双的美梦，最后终于酿成了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

具体消极影响：

一、阻碍了xx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

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极其狭隘。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天朝上国自诩，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并以自我为圆心，将外部世界划为两个同心圆：

一个是朝鲜、越南、尼泊尔等朝贡之国；一个是更为荒远难稽、偏处化外的夷狄。这种浅陋的地理知识，强化了“中国中心论”的文化世界观，形成了民族畸形的对外心态。虚幻的“中国中心论”及夜郎自大的心理，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封闭了中国往日接纳外来文化的宽广胸怀。

16世纪中叶后，“五大洲”、“地圆说”等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1584年，著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根据西方地图，参照来华沿途所见山川大势，绘成世界地图，名曰《山海舆地图》。这些输自异域的新作，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世界地理知识，而且向中国人介绍了与华夷秩序截然不同的新的世界图景。一些开明的学术家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是由于当时传入中国的世界知识只是被少数开明知识分子所接受，而绝大多数士大夫又采取了怀疑、排斥的态度，因此，当李之藻、徐光启等一代输入西学的大师辞世后，世界知识很快就被人忘记。结果，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对世界知识仍处于模糊混沌的状态中，道光皇帝竟不知道英国地处何方，就是林则徐初到广州时，也认为“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近代化的历史，往往是以认识世界，走向世界为先导的。而在鸦片战争前后，华夷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中国近代化的车轮自然难以启动。

二、淡化了xx人的危机意识

纵观东方落后民族的近代历史，危机意识的唤起，往往是民族自卫自强，实现近代化的重要条件。

但是，如前所述，在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中国在东亚长期居于领先地位，遂使封建士大夫累世坚信：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大物博，国力强盛，无与伦比。在这种华夷观念为基础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意识统治下，中国人根本不可能产生危机意识，即使萌生一点忧虑感，也被华夷观念一次又一次地淡化或剿杀。拿早期的几次侵略为例。

1、早在

16、17世纪，西方殖民者侵略势力已在亚洲各地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锋芒。明人张燮在其《东西洋考》中叙述“佛郎机”人初来，“贡舟”一达广州，便施放“铳声如雷”的礼炮，接着“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对于这些不知礼仪、兵械精良的西洋狄夷，封建统治者虽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感，但并未上升到危机意识的高度，因为在其主观意识里，中国是拥有赫赫天威的上国，西方这群“外化生番”不足深惧。

2、1557年葡萄牙人用欺骗手段入居澳门，从此，这里便成了西方殖民侵略的据点。其对中国的威胁自不待言。但明政府却认为：

澳夷“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清政府也认为：

“澳夷外强中干，难以自生”，“是彼当仰命于我，我不应有虞于彼”。明清封建统治者，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夷狄，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危机意识。

3、鸦片战争前夕，由于英国加紧了侵华步伐，唤起了中国少数有识之士的危机感。其中，何大庚、钟进、包士臣等人都已认识到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

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敲响了“夷患”的警钟。但这种危机感仅产生于少数人中间，非但没有形成一股广泛的社会心理意识，反而被浓厚的华夷观念所化解。如嘉庆皇帝与大臣孙玉庭在嘉庆二十一年的一段对话，便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嘉庆问：

“xx是否富强？”xx：

“彼国大于西洋诸国，故强，但强于富，富则由于中国。彼国贸易至广东，其货物易换茶叶回国，转卖于附近西洋小国，故富，因而能强。我若禁茶出洋，则彼穷且病，又安能强？”本来已经知道人家的强大，但又非把人家强大的原因归于自己，在这种华尊夷卑的虚骄心态下，危机意识只能处于冥冥中而不能萌发。没有危机意识就不会有奋起拼搏之行动。华夷观念一次又一次地淡化和剿杀了危机意识，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实现近代化的机遇，致使中国的近代化迟迟不能起步。

三、压抑了xx人的对外贸易活动

在巨大的东西方历史落差面前，东方民族要想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断然摒弃闭关锁国的政策，实现近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既进行兵战，又进行商战。

但在华夷观念体系中，对外贸易是无足轻重的。外贸的目的不是追求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而仅仅是为了抚恤外人，怀柔夷狄，满足一种毫无实在价值的虚荣心。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上自皇帝，下至臣民，普遍都否认中国对外通商的必要性。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出于“天朝自大”心理，认为中国之所以允许与外国互市，并不是互通有无，而完全是出于“天朝”对“远夷”的恩赐。第二，出于对夷狄的鄙视心理，笼统地视洋货为奇技淫巧，主张力禁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尚未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观念。而对外贸易观念淡薄或空缺，恰是中国近代化延迟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华夷观念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以上三个方面，但仅以上三个方面就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滞阻效应。结果，直到19世纪60年代，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以曾、左、李、张为代表的洋务派才开始意识到中国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