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达翻译理论中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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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达翻译理论中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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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开鑫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74)

摘　要:尤金・奈达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奈达译论中存在明显的偏颇和不足,集中反映在他的“动态对等”、

“读者反应”、

“语言表现力”、“翻译即交际”、“翻译‘三性原则’”等新概念上。这种偏颇和不足的根源在于他学术经历、翻译实践和价值标准的局限性。

关键词:奈达;　译论;　尴尬;　根源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07)05-0111-04

奈达(Eugene A.Nida)是我国语言学界和翻译学界十分熟悉的名字,也是当今我国翻译研究中引用最多的外国翻译理论家之一。他在从1945年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共发表过语言学和译学著作约40部,论文300余篇,从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交际论等角度对译论进行细化和扩展,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堪称当代翻译理论界的泰斗。我国译界一些人曾一度言必奈达,将其“动态对等”原则奉为金科玉律,几近顶礼膜拜的程度。然而如果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奈达的译论,就会发现许多尴尬之处。本文节选奈达的基本译论和创新观点,试析其中的不足及其产生的根源,就教于同行。

一、奈达对翻译的基本观点

奈达和C.R.Taber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这样定义“翻译的性质”:“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2language message,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翻译是用译语,首先在意义上,然后在风格上,实现原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1](P12);或(谭译)(从语义到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2](P35)。该定义包含以下内容:

1.翻译是语际活动,是用译语再现原语的信息。这就排除了“语内翻译”。

2.信息包括意义和风格,既然措词不是both…and…而是first…and secondly…,两者分了主次:前者为主,后者为次。这就为重视内容而忽视风格埋下了伏笔。

3.信息的转换须实现“对等”,而不是“对应”,更不是“接近”。这是对“忠实”原则的超高、刚化要求。

4.这种“对等”必须“自然”,不生硬,不带“翻译腔”(translationese),即所谓“The best translation does not sound like a translation.”[3](P756)(最好的翻译听起来不像翻译)。这是“意译”论主张。

5.“对等”是“最切近的”(最大程度的),包括意义、风格、表层、深层、环境、文化等各方面的“对等”。这里包含着自我否定。

奈达进而阐发了翻译涉及的诸多矛盾,归纳起来有:内容与形式[3](P757)、意义与风格[3](P758)、对等与同一[3](P755)、最切近的对等与其它对等(非最切近的,如基本、比较、大致对等)[3](P759)、自然(动态)对等与形式对应[3](P759、P712),甚至还有语境一致与词语一致[3](P760)、听觉(口头)形式与书面形式[3](P760、P738)、受众(读者)需要与语言形式[3](P787)、适应受众的形式与传统的形式[3](P760)等等。其中有些交叉重叠,使人感到十分复杂。而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奈达的态度总是重前轻后或者取前舍后。

此外,奈达还在《翻译新概念》[3](P737-754)中明确指出并阐明自己理论的创新,其中包括:(1)“动态对等”论[3](P774);

(2)“读者反应”论[3](P738-740);(3)“对译语的新态度”:尊重译语的特点[3](P741),一切语言都有同样的表现力和一切信息(除形式是信息的本质因素外)都可译[3](P742-744),必要时可牺牲形式成全意义[3](P744-746);(4)“对源语的新态度”:源语既有优势又有局限性,语义受制于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3](P747),翻译要理解原作者的意图[3](P748)、忠实于原作的意思,既不超前又不滞后,既不过头又不欠足[3](P749-750);

(5)“翻译就是交际”[3](P773):翻译有信息功能[3](P775)、表达

第7卷第5期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年10月Vol.7　No.5JOURNAL OF CHON GQIN G J IAO TON G UNIV ERSIT 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Oct.2007

3收稿日期:2007-06-04

作者简介:周开鑫(1942-),男,重庆人,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及翻译研究。

功能[3](P776)和祈使功能[3](P779);(6)评价翻译的最终标准“三性原则”和翻译质量的测定[3](P808-809)。

这些“新概念”有的其实并不新。例如“尊重译语特点”是“意译”的理论基础,古罗马西塞罗就提出来了,早已成为译界的共识,而“牺牲形式成全意义”本身就是“意译法”,在翻译实践中普遍使用。又如“对源语的新态度”中的几个观点都是语言学和译学的常识,译者大都清楚。这些不言自明的观点无需苦苦论证。以下仅就奈达真正的新概念作一简评。

二、奈达翻译新论中的破绽和尴尬

奈达的新观点不无合理的成分,如强调对原文信息的忠实,重视读者对译文的反应,明示翻译的交际功能等。但由于其立论的偏颇、概念的绝对、用语的误差以及观点的前后矛盾,不具充分的说服力和普遍的指导性,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一)“动态对等”论

这是过去二三十年在中国译界影响很深的理论。然而,若按辜正坤在其《玄翻译学引论》“对翻译理论术语的厘定”一节里讲的“第一原则:总要质疑译学界现行术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总要挑战因袭、公认的观点和术语”及其在“个案分析”中指出的问题[4](P31-33),人们不难认识“对等”这一术语的毛病。英语equivalence/equivalent(对等、对等物)派生于equal(相等的、相同的)一词,而equal和equivalent(相等的)都是非等级的(nongradable)[5](P435)或不可比较的(incom2 parable)[6](P432)形容词,因为它们表示很极端的概念。于是用“对等”(equivalence)作为翻译的原则和标准就必然留下破绽。按奈达自己的观点:“在同一语言中,或在不同语言间,都不存在意思完全相同的同义词(所指意义或联想意义)”[4](P5)。那么,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动,须跨越语言、文化、地理、历史等层次上的“偶合”、“并行”、

“空缺”、

“冲突”等易跨越(前者)和难跨越(后者)的各种障碍,若能使译文尽量接近原文信息,或者和原文信息对应,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实现“对等”?一个“等”字把本该柔性的翻译标准彻底刚化和绝对化了,导致理论上的失妥和实践上的失效,因为译文尽管可以无限地接近原文直至“以假乱真”的程度,但永远不可能全方位地和原文“对等”。两种语言的读者对两种文本的反应也不可能“对等”。试想,英国人对英译《红楼梦》的感受可能和中国人对《红楼梦》的感受对等吗?奈达又在“对等”前面用了最高级形容词the closest(最切近的),把非等级概念等级化,造成了逻辑错误和自相矛盾。辜正坤不解奈达为何不抛开“对等”一词而用较合理的“相似”(closeness)、“近似”(proximity)或“对应”(correspon2 dence)[4](P34)。笔者认为,奈达不是疏忽。他在讨论“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和“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2 dence)这对矛盾时将“对应”和“形式”联系在一起,断然将其抛弃,可见“对等”才是他的主张和追求。

若论“对等”的范畴,英文对“equivalent”的定义是“e2 qual in force,amount,value,area,volume,etc.”所涉范畴几乎无所不及,核心是个“等”字。那么奈达的“动态对等”到底指什么呢?请看奈达的解释:“Dynamic equiva2 lence is therefore to be defined in terms of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receptors of the message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respond to it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manner as the recep2 tors in the source language.”[3](P774)(因此,“动态对等”可界定为译语信息受众对译文传达信息的反应与源语受众对原文传达信息的反应大体相同的程度。)我们姑且不说“大体相同”、

“程度”和“对等”又有矛盾,就“动态”而论,它似乎对范畴或方式的界定并不清楚,于是就有了奈达本人和别人的诸多解释:“意义对等”、

“反应对等”、“功能对等”、“效果对等”、

“价值对待”、

“灵活对等”、“全面对等”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直让人糊涂。可致命的是,无论“意义”、

“反应”、

“功能”、

“效果”,还是“价值”,都不可能“对等”,“全面对等”

更难上加难,而“灵活对等”则显然含有投机的成分。因而

这种“动态对等”论是难以指导翻译实践的。

(二)“读者反应”论

如上所及,奈达特别重视译文读者对译文信息的反

应,他在其著述中反复强调这一理念。例如,他说:“There2

fore,what one must determine is the response of the recep2

tor to the translated message.This response must be then

be compared with the way in which the original receptors

presumably reacted to the message when it was given in the

original setting.”[3](P738)(因此我们必须确定读者对所译信

息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必须雷同于假设原文读者对原来的

环境下所提供信息做出的反应。)他又结合《圣经》翻译说:

“That is to say,a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must not only

provide information which people can understand but must

present the message in such a way that people can feel its

relevance and can then respond to it in action.”[3](P775)(就是

说,《圣经》的译文不仅必须为人们提供可理解的信息,而且

还必须使人感受到信息的相关性,并用实际行动对它做出

反应。)这里,他不仅强调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感受,而且强

调信息产生的实效。这显然是奈达把“动态对等”引伸为

“功能对等”、

“效果对等”的契机,也是其强调翻译的“信息

功能”[3](P775)、“表达功能”[3](P776)和“祈使(驱动)功

能”[3](P779),主张“口头语言重于书面语言”[3](P783)、“受(听)

众需要重于语言形式”[3](P787)的主要原因。

“重视读者反应”的观点并不新鲜,17世纪的John

Dryden就提出来了,以后的译论家也对有关问题有过不少

争论。解决“为谁译”、

“重视读者反应”的问题肯定具有现

实意义。但奈达的创见似乎在于“唯读者独尊”,因而:1.过

分强调“为读者翻译”、

“向读者负责”的一面,把读者和原作

(者)对立起来,忽略了“向原作负责”的一面;2.过分强调译

文的平实易懂、明白通俗,主张在翻译中使用“共同语言”即

“共核词语”,抛弃语义含混和艰深难懂的表达法来传达原211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