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中的神圣与神圣中的交往

文明中的神圣与神圣中的交往
——彭树智先生论宗教在人类文明交往中的作用
李利安
我作为彭树智先生本科和博士求学阶段的学生，一直对彭先生在历史研究中的思辨情趣和理论创新非常仰慕和赞佩，尤其是先生的文明交往论，更令我陶醉，并对我的宗教研究产生了直接的指导和理论启发作用。

记得彭先生曾经多次要求我在研究中把“沉潜的考索”与“高明的独断”结合起来，鼓励我“在保持独立原创力强劲不减的同时，让思想锋芒的智慧之光更加闪亮”①。

作为学生，我将老师的这种希冀永藏于心。

当老师八十华诞之际，我想以宗教在人类文明交往中的作用为题，简要回顾一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学术探索与基本观点，以作为对先生的感恩与纪念。

先生在这方面的探讨和观点散见于他的很多著述之中，本文仅以《文明交往论》和《书录鸿踪录》为资料来源，对笔者比较感兴趣的部分进行学习性综述。

我的理解和把握可能很不到位，甚至有偏颇之处，还望读者明鉴，并请先生指教。

一、小引
在我看来，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是从对全人类古今历史综合考察的高度，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从而总结出文明交往在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及同一地域内各地区、各领域、各阶层、各文化体系之间的广泛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众多历史现象和总体进程的重要意义，由此得出如下结论：文明交往既是人类历史的核心，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基本体系的支撑；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动力，也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既是历史发展走向的主导因素，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

文明交往作为人类从古到今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成为研究人类历史进程、理解人类历史规律、把握人类历史趋势的一把金钥匙。

彭先生说：“文明交往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历史联系。

文明交往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并且作为生产实践的前提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的。

”②而“文明交往史观是一种哲学、历史学、文化形态学、社会学的综合历史观。

它的研究单位不是国家，不是一般的文明，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发展”③，并从这种互动发展中考察人类历史的进程，而其现实意义则突出表现在“为建立健全国际新秩序，提供历史和理论上的参照”④。

在《论人类的文明交往》一文中，彭先生对人类文明交往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同时他强调，研究文明交往论的基本课题，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作纯抽象的探讨。

所以他对文明交往的研究总是要落到具体的问题中去。

在对文明交往诸要素的考察中，彭先生提出宗教与文化的问题，认为“宗教是文化基因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所有民族文化的各门类，都体现了该民族文化的宗教精神。

同时，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又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列，从而
①彭树智：《〈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序》，载于李利安著《观音信仰的渊源于传播》，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6月，第10页。

②彭树智：《用文明交往论的观点叙说第三世界》，《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573页。

③彭树智：《〈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一书中的文明交往线索》，《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461页
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宗教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使之成为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①。

所以，在彭先生的文明交往研究中，宗教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对象。

在宗教学术领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目前对宗教比较一致的认识就是认为它是一种神圣性的文化现象或社会实体。

神圣可以体现在宗教理论和宗教信仰的各个方面，始终是宗教区别于其他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基本标志。

所以，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人类文明中的神圣资源，而这种具有神圣意义的文明与其他世俗性文明一样，也总是处于交往之中，并在交往中发展变化，在交往中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可谓文明中的神圣与神圣中的交往。

二、宗教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核心要素
彭先生在《论人类的文明交往》一文中认为，文明交往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之后，直到现在、而且还将持续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

而交往不仅是物质交往，它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感性和精神变换活动。

这就是人们精神生产活动及其能力、精神产品交换和交流的交往力。

精神交往改变着人们的主观世界和人与人的精神关系，并且使精神生产的理论成果，凝结成政治、法律、宗教、文艺、道德、科学、教育、哲学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是人类精神交往的历史凝结。

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理论成果之一，宗教是文化基因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所有民族文化的各门类，都体现了该民族文化的宗教精神。

“古往今来，人类文明总是在交往中发展，在交往中丰富，并在交往中发挥其塑造心灵、影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作用。

在文明与交往的互依互存的一系列互动因素中，宗教成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

”②彭先生认为，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在似乎无宗教传统的中国表现为各种形态和精神文化元素而渗透在人们的意识之中。

他说，在历史上，宗教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

作为一种信仰性的精神因素，宗教以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列，从而成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宗教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使之成为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

具体来说，宗教与科学、文学、艺术等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彭先生说：“宗教和科学不总是对立的，宗教对科学是有贡献的。

文明与宗教的主题是：多样性的发展观与共通性根底的联系。

宗教与文学、宗教与艺术、神性与诗性，交织着不同文化的‘异相’和‘共相’。

”③
彭先生在论述伊朗文化时对此有具体的阐释。

他说：“宗教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伊朗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

从古到今，宗教都是伊朗文化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

伊朗各民族文化的各个门类，都体现了各自文化的宗教精神。

同时，伊朗各时期各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又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列，从而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

伊朗的文明可以说是宗教文明。

伊朗在历史交往过程中，不仅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而且宗教因素深深渗入社会生活底层之中，凝结为群众社会心理。

”④
的确，文明交往离不开宗教或近似宗教的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

所以，各个宗教文明体系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磨合的关系。

但彭先生不同意西方学者关于文明冲突的总体判定，他认为，“世界宗教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决不像亨廷顿所说，是彼此互不相容、互为排斥异质文明的绝对对立的状态。

”他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冷战时期两极对立模式的继续。

它的前提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儒家和伊斯兰文明的支持者们从本性上说是互相对立的，除了冲突之外别无其他交往。

”彭先生接着说：“这不符合文明交往
①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24页。

②彭树智：《〈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研究〉序》，载李利安著《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页。

③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24页。

④彭树智：《伊朗史中的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问题——〈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编后记》，《论人类的文明
的历史，也不会是未来文明交往的发展轨迹。

”①
作为人类文明交往的核心要素之一，宗教与其他文明交往因素也是有密切联系的。

例如地缘，彭先生认为，“地缘性交往在农耕畜牧的自然经济时期，由原始狭小地域的点线空间交往，发展为区域空间的文明中心之间的面上交往。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不同形式的交往特别频繁。

交往主体随地缘的扩大而表现为种族、民族、国家乃至宗教共同体。

”②再譬如语言，彭先生认为，“每一个大宗教，一个大帝国，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并通过这种语言文字把宗教和帝国的独特文明，传播开来，形成自己的文明圈。

”③
与此同时，宗教这种文明交往要素也随着文明交往形式的变化而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彭先生以中华文明为例，认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自古以来，绵延流传，未曾中断，举世罕见。

这种连续型文明的主要根源在于它在包容和弹性结构之下持平衡状态。

中华文明没有陷入极端宗教主义，外来宗教传入之后，都不那么狂热，而是变得温和，很少带有攻击性。

这种包容和弹性结构，导致很多宗教观点共存。

”④而与此同时，世界上存在着暴力的文明交往形式。

彭先生认为，“暴力交往在农耕世界和工业世界之间，以及在工业世界之内，也是频繁进行的交往形式，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展，是在炮舰政策之下进行的，它是建立在政治、文化甚至宗教基础之上的强权对弱小民族的交往关系，其本质是不平等的交往。

”⑤在这种不平等的交往形式中，宗教也充当了不平等交往的重要因素。

关于这种历史现象的本质，他认为，“冲突与整合表面上是政治文化方面的矛盾或统一，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传统人们之间的碰撞或选择，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对待不同文化观点的人，而根源是政治和经济的利害关系。

如持续百年的阿以冲突，就是以宗教冲突为具体表现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之争。

”⑥
三、宗教在帝国文明交往中的作用
彭树智先生将宗教作为与民族、地缘、语言、利益并列的几个因素之一，认为宗教在帝国文明交往中具有重要作用。

他在《帝国兴衰丛书》总序中说：“宗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是文明的核心，也是帝国文明的基础。

每一个帝国都有自己的宗教文明或近似宗教的文明。

帝国的文明交往，无论是内部或外部的交往，都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的政治归属性。

”⑦
他通过对帝国历史的系统考察，认为在古代帝国的文明交往中，宗教即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内移植、生根。

他举例说：“起源于西亚的基督教的西传，在一个长时期内成为全欧洲社会的精神支配力量而影响各西方帝国。

印度的佛教也传播到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中华帝国和日本帝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拉伯帝国把伊斯兰教传遍中亚、西非和北非，后来又进入南亚、东南亚和东南欧，形成了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并立的伊斯兰世界。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个近似宗教作用的伦理文明体系，它也传遍东亚和东南亚，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影响特别大。

”⑧在《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的编后记中，彭先生也同样表述了宗教在帝国国文明交往中的历史作用：“在阿拉伯帝国统治的时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过程中，巴勒斯坦
①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25页。

②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9页。

③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26页。

④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14页。

⑤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18页。

⑥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37页。

⑦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帝国兴衰丛书〉总序》，《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498页。

⑧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帝国兴衰丛书〉总序》，《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
阿拉伯人也成为阿拉伯民族一部分。

他们和历史上的犹太人，都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巴勒斯坦人。

这两个不同文明的民族，在巴勒斯坦经历了复杂的联系、建立了多变的关系。

这些联系和关系，组成了堪称史家探索不尽的文明交往史。

”①
在《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中，彭先生对叙利亚历史上所经历的帝国历史也进行了文明交往论的审视。

他说：“叙利亚地区文明在政治方面同阿富汗地区颇为类似，它长期处于帝国争夺的分裂状态。

早在公元前3000年，叙利亚北部和南部就被苏美尔一阿卡德和埃及兴起的王国所占领。

公元前2000年后半期，埃及和赫梯瓜分了叙利亚。

从公元前8世纪起，叙利亚先后被许多帝国、王国和公国占领或瓜分，其中有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阿赫明尼德帝国、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罗马帝国、十字军建立的各公国、伊斯兰邻国、奥斯曼帝国，直到法国和英国。

文明十字路口的叙利亚的这种政治变迁，表明了它的文明交往活动在中东史上的重要作用。

”②而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与西方殖民帝国的文明交往又给叙利亚的宗教文化增添了全新的交往内涵。

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的统治长达400年，此后又是法国20多年的殖民统治，叙利亚和黎巴嫩既以同西方文明交往密切而著称，又以民族、宗教和语言多元社会的特征而置身于阿拉伯国家的群体之中。

这两个国家居民的大多数都信仰斯兰教，但都有相当数量的基督教徒。

例如，当今叙利亚约有14%的居民信奉基督教，而在黎巴嫩，基督教徒占到了46%。

尤为独特的是它的教派林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分属17个不同派别。

除了宗教、血统的多元性以外，这两国在语言上既都以阿拉伯语为国语，同时又广泛地使用法语和英语。

彭先生认为，这些情况都显然是历史上同阿拉伯帝国、法国和英国殖民帝国的文明交往结果。

宗教在帝国文明交往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冲突和融合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

彭先生对这种特征也有多次论述。

他认为，一方面所有宗教总是包含着劝人为善、博爱、和平等种种教义，这些思想有利于各个宗教与以及信奉这些宗教的民族之间的宽容与和睦相处。

“但不同宗教对世界的不同理解，特别是宗教一旦与民族、集团的利益相结合时，蕴藏的异己力量的巨大差异性就会爆发出来。

”③他说从11世纪欧洲各帝国开始进行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直到1272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开始的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这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宗教冲突，是最典型的例子。

彭先生认为，“宗教之所以成为冲突的重要因子，是因为它与地缘、文化、习惯、生活方式、资源的天然联系，并以神灵形式‘武装’着不同民族。

科学和真理在宗教气氛浓烈地区都无能为力。

各个帝国之间的对抗，也无法摆脱宗教的影子。

”④在《书路新论：论：文明交往新说》一文中，彭先生对这种暴力交往方式又提出新的例证：“在人类古代历史上，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最为突出。

3～6世纪以日耳曼人和匈奴人为主体的游牧民族的入侵浪潮，7～3世纪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的东征西伐，13～15世纪蒙古草原民族的纵横驰骋，是古代历史上三次大的暴力交往。

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实质上是两个文明的冲突，也是两个文明的交融。

它以巨大的冲击力扩大了文明交往范围，并导致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所同化。

”⑤彭先生指出，与此同时，农耕世界的各帝国之间，因因开拓疆域、迁移人口、掠夺资源、控制商路所发生的暴力交往，也出现过多次。

亚述帝国的扩张、波斯帝国的攻战、亚历山大帝的远征、罗马帝国的征讨、奥斯曼帝国的征伐，就是其中最大的暴力交往。

彭先生认为，农耕世界各种文明，通过这些战争的交往形式，沟通和
①彭树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编后记》，《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470页。

②彭树智：《文明交往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1月，第346页。

③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帝国兴衰丛书总序》）《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498页。

④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帝国兴衰丛书总序》）《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498-499页。

融合的速度也加快了。

从帝国文明交往的历史审视近代以来的西方殖民帝国扩展历史，彭先生在《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一文中认为，由此引发的宗教文明冲突的根源，若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将己方奉为主体，将他方视为顺从和受支配客体的‘主—客’式的交往观。

殖民帝国把这种交往观奉为对外扩张和统治的信条。

他们将基督教文明奉为惟一文明。

把西方现代化奉为惟一的现代化模式，把西方的价值观奉为惟一的价值观。

这种西方中心论式的全球交往观，盛行了几百年，至今余孽仍存。

”①
在《伊拉克民族国家问题六记》一文中，彭先生对这种西方中心论式的交往观再次提出质疑。

他认为，英美的一些理论家怀有一种新的白人优越感，企图用“西方文明”旗号去征服其他文明。

他们都奉行着文化霸权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线战线上同时发动攻势，实行主宰世界的“美国式的和平”。

消解西方帝国文化霸权、改变西方理论界的固定思维定式，确非易事。

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关于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新帝国主义"，被英美政府以露骨的军事干涉交往方式应用在国际关系中。

彭先生认为，“这是全球政治方向的危险转向，它使全球文明交往笼罩上野蛮主义阴影”②。

彭先生指出，21世纪是人类交往文明化的世纪。

“大时空”的全球化时代，需要人类物质、精神、制度、生态等文明交往的“大智慧”。

面对“新帝国主义”这种漠视文化多样性和国家主权的倾向，关注亚非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一体化危机，十分需要古希腊哲学们追求真理的“对话艺术”。

四、东西方文明交往两大枢纽上的宗教文明传播
中东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是欧亚大陆各地文明交往的中间地带，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形成两大东西方文明交往枢纽，并由这两大枢纽支撑起两大文明交往的蓝图，将古代世界最著名也最重要的几大文明区域连接起来。

彭先生在编审完《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后，在编后记中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论述。

他说：“编审完《中东国家通史》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以后，在我的研究中东的视野中，出现了两个互相区别、互相联系的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历史交通枢纽汇聚图：第一个是我在《中东国家通史》的《阿富汗卷》中已经描述过的、以阿富汗地区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历史交通枢纽汇聚图；另一个是以叙利亚地区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历史交通枢纽汇聚图。

”③
彭先生认为，在世界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地区一直处于创造力的中心，而叙利亚和阿富汗地区又是中东地区文明最古老的中心。

不同时代的东西方文明，犹如从四面八方驶来的车辆，以车辚辚、马萧萧之声势，纷纷纳入中东的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两个地区的文明交往序列之中，经过冲突和融合之后，又向邻近地区扩散而去。

关于阿富汗这个文明交往枢纽，彭先生首先从自然与人文地理位置的角度进行把握。

他指出，阿富汗在地理上连接中亚、东亚和南亚，并与西亚的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辐射区相毗邻，成为东西方各种文明接触的聚汇点和扩散地。

彭先生对这个枢纽区有非常精确而具体的勾画：“从古文明的交往中心区（巴尔赫、赫拉特、坎大哈、加兹尼和喀布尔）向周围辐射的地理交通图，可以看清楚这种交往的状况。

这个‘文明十字路口’北部由巴尔赫经铁门关、撒马尔汗通向伏尔加河流西北通向马尔古斯（亚历山大里亚马尔吉亚纳、梅尔夫）。

正西由喀布尔经赫拉特经由里海通向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经由哈兹尼、
①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帝国兴衰丛书总序》）《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499页。

②彭树智：《伊拉克民族国家问题六记》，《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1月，第369页。

③彭树智：《文明交往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书路
坎大哈通向普罗费萨西亚以至哈马丹、马比伦和波斯湾。

南部由坎大哈通向印度河三角洲，东南经由开伯尔山口通向恒河流域。

东北由马尔赫和卡皮萨通向中国，这是一条从长安到中亚、中东和欧洲的丝绸大道，它像一条文明纽带把阿富汗和叙利亚两个‘文明十字路口’连接起来。

”①
彭先生认为，阿富汗这个文明交往枢纽区最突出的特点，首先是文明交往的多样性。

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贵霜文明、叙利亚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等，先后在这里相互辉映、交聚闪烁，又先后从这里四散扩张，迸发出令人目眩的多彩文明交往景观。

其次，在这些文明中，欧亚大陆游牧文明对这一地区影响最为深远。

同时，这里又是邻近各大帝国争夺的政治舞台，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蒙古帝国、帖木尔帝国、俄罗斯帝国和英印帝国，如历史上走马灯般的侵略干预，以至于左右这里的政局。

各种文明和帝国政治的历史交往，游牧民族的社会遗存，特别是伊斯兰文明给予阿富汗地区的影响，都同它所处的“文明十字路口”的内外交往息息相关。

同阿富汗“文明十字路口”相比，叙利亚这个“文明十字路口”在人类文明交往历史上有其显著的特点。

彭先生认为，这些同异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像阿富汗地区一样，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是就其历史地理位置上的广义而言，其地域并不限于今日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疆域。

阿富汗地区指乌浒河、药杀水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的地区。

叙利亚则比阿富汗更为广泛，它包括了北阿拉伯草原、地中海东岸、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高原南坡，其中心是被称为“肥沃的新月带”，包括了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例、巴勒斯坦、约旦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土耳其南部的伊斯坎德伦（叙利亚称之为亚历山大勒塔）。

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有三条产通路线通向阿富汗地区，其终点都是印度。

第一条由坦弗里克经过西幼发拉底河通向里海、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印度。

第二条由尼西比斯通向里海、波斯湾和印度。

第三条分别由阿勒颇经尼斯福里姆和由帕尔米拉通向波斯湾和印度。

这三条路线实际上是西亚古文明和中亚、南亚古文明的连接线，它也延伸到中华文明地区。

第二，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交通线与阿富汗地区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面向欧洲和非洲的交往方向。

叙利亚有三条交通线通向欧洲。

它的西北部有两条分别由塞巴斯蒂亚、凯撒里亚巴扎和奇里乞亚山口通向爱琴海、海峡和欧洲。

它的正西部从安条克和加沙经过地中海而通向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而达到欧洲。

这三条环海路线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构成了叙利亚文明交往环岛区域的主要特点。

这是区别于阿富汗内陆文明交往的相异点。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使叙利亚文明具有接触西方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并且相互影响的直接有利条件。

这种外部和内部的文明交往对叙利亚的影响特别深远，包括黎巴嫩在内，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尤其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宗教文化状况，有别于其他中东国家的缘由，都要追溯到历史地理上的“文明十字路口”这个文明源头。

第三，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的西南路线和南部路线的交通状况，也相当重要。

西南方向由加沙通向北非尼罗河流域的交通线，把中东两个古老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联系在一起，这种交往的后果，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

南方的两条路线，有两个不同方向。

一个方向是由耶路撒冷、加沙、佩特拉、马安通向麦地那、麦加和也门；另一个方向是由大马士革、马安、埃拉特通向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

前者把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同伊斯兰教的圣地直接联系起来，这对叙利亚在阿拉伯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创造了得地独宜的优越条件。

从公元7世纪到公元16世纪这9个世纪中，叙利亚作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它代表着中世纪的先进文化一部分。

它在伊斯兰教文明的中心地位超过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埃及、伊拉克和伊朗。

后者则表
①彭树智：《文明交往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