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电视剧

30年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变迁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涉农问题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要害问题，所以，文化中的“农”字也是重要的涉及对象。

涉及农村生活的电影创作在不同时期多有经典，自电视剧出现后，农村题材电视剧也占有一席之地，产生过出色的作品。

但就艺术历史而言，农村题材电视剧经历的是兴旺、沉寂、重新火热的大略呈现进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是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兴旺时期。

随后一段时间，都市生活和古装题材占据主导位置，农村题材创作显得冷清。

到21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再一次扑入人们的视野，不时轰轰烈烈的展播使农村生活以快乐的形态跃入大众眼帘。

显然，不同发展阶段有其现实社会背景和时代潮流迁变的影响，从而使得创作的影响力也显现出大小不一的状态。

改革成就的辉煌1978年改革开放，在此背景下的电视剧创作也开始了自身跃进的步伐。

一般而论，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我国电视剧强烈表现时代生活、艺术开放的阶段，剧作开始切入现实生活矛盾和人民期待解决的时代政治问题，思想观念的社会现实批判性和艺术观念的突破传统性相互护佑，电视剧艺术形态意识明确。

在这个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也出现了不少好作品。

由于那时电视剧创作总量不多，农村题材创作的凸显并明显呈现兴旺局面，好作品影响一时的确是事实。

按照电视剧研究者曾庆瑞的描述：从早期的《唢呐情话》《瓜儿甜蜜蜜》《宝灯》《家乡红叶》《水乡一家人》《一千八》《红叶在山那边》《生命的故事》《藏金记》《亲家卖粮》，及至中国电视剧开始蓬勃发展的1984年以后，在《乡里妹子》《雪野》《太阳从这里升起》《新星》《葛掌柜》等作品中，农村生活多样地跃入人们视野，农村题材的样式有了初步体现。

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代表性的作品，无疑是《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这“女人”三部曲，它们以独特的构思透射出农村微妙变化的生活状貌，以对乡野生活的深入描绘，和对农村家庭关系与人物性格命运的个性把握，轰动一时，也基本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农村生活的关切核心。

时代革新带来茂源老汉一家悲喜交集的分化，老人和枣花这一代子女辈都开始了新的追求。

但世俗观念、农村传统的男女道德约束、生活理念和追求的差异，使得农村生活陷入多重矛盾冲击的境况中。

爱恨交加的家庭生活，忍受和背叛、顺应和冲破的剧烈冲突，构筑了一个时代变异潮流中如何抉择的农村景象。

主人公枣花对爱的追求和性格上的软弱，恰是一个传统约束和现代召唤的折射，在她的爱恋悲喜剧中，人们看到了时代奔涌的呼唤，以及农村依然难以摆脱的陈旧枷锁。

三部曲中乡村生活的丰富性建立在对时事变革感受的基础上。

中国农村的改革自安徽小岗村承包制开始，牵动了广阔的地域和领域，但最难得革新还在于人心和道德传统，而家庭在农村中更为集中地负载着传统习俗、规制要求、人际情感的丝丝缕缕。

三部曲以乡村人际关系的悲欢离合，为农村题材电视剧奠定了动人、深入而丰厚的表现基础，“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的旋律依然亲切，说明这三部电视剧的深远影响。

暂时沉寂中的特色80年代的农村电视剧应和着时代要求，为农村生活的荧屏表现确立了突出的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都市生活越来越成为影视剧反映的主体，适应都市观众需要的生活剧和古装剧一度兴旺。

基于时代热点的转移，也因为改革重心的偏移，加上农村题材走向模糊，90年代的农村剧整体陷入相对冷清的局面，创作数量减少尤其是有影响的作品稀缺。

但90年代前期的一部《情满珠江》依然突兀而出，将乡村创业时期多样人心和变革导致人性变化的趋向形象展现出来。

这部剧不是简单的乡村生活，也不是单一的农民群像。

它以改革开放带来的乡镇面貌的改变为背景，展现了70年代下乡知青的辛酸生活，以及80年代他们又从不同途径重新回到城市，并在这里进行创业的故事。

这部电视剧已经体现了城乡结合、大社会改革的内涵，人心向背和性格转变都充满了变革的痛苦。

在梁淑贞、林必林、张越美和谭蓉以及全哥和麦坚们品尝经历所赋予的酸甜苦辣中，电视剧真切描绘着时代的阵痛和适应变化的艰辛。

90年代的中国农村正处在改革初始化的阶段，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围绕它产生的观念转变和生活遭际变化，在《双桥故事》中得到体现。

剧作细致描绘了苏南地区改革前后的观念变化和人际关系的周折，拖拉机手余兴宝成为最早一批农民企业家的过程，就是90年代改革开放乡村变化的现实写照。

此外，这一时期的《华西村的故事》也值得一提。

这部电视剧以在农村改革别具一格的江苏华西村为原型，形象地展现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观念如何确立、探索以集体力量发展新农村的生动过程。

农村自实施改革以来，不同地域的探索很多，这部电视剧更多在于把多样化的农村改革样貌做了形象的表述，生动地开拓出了别样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表现形式。

东北剧引领风潮到本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逐渐与中国电视剧的蓬勃发展合拍共振，开始出现新的创作热潮。

这和时代变化紧密相关：随着中国经济全面加速发展，城市建设视野越来越接纳农民和乡村建设。

而由于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农村、农业、农民以及农民工，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

由此，农村题材剧兴旺的局面在本世纪逐渐升温并得到凸显。

2002年的《刘老根》具有特别的意义。

这部电视剧完全围绕当年的农民成为企业家那跌跌撞撞的发展过程展开。

商海不同于农业文明的规矩，农民也不是传统的种地把式。

农民刘老根要将龙泉山庄建设成为一个集旅游度假、餐饮娱乐和产业化农业于一体的企业集团，无论是他作为农民的根基，还是家族企业的旧式观念，都在现代社会的商业规则前遭遇到困惑。

电视剧表现了现代农民如何改变传统观念、如何发展成长，此时的农村题材也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的状貌。

本世纪农村题材剧有意无意扎堆在东北乡村是不可回避的现象，2006年的《插树岭》就是一个大受欢迎的剧作代表。

插树岭是牛、马两姓闯关东落脚开荒的地方，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原本据守家园，远离外部世界。

张立本因不甘贫穷外出谋生，在改革大潮冲击下离开黑土地进城打工后，新的见识和观念打破了插树岭的传统，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都慢慢涌入这里。

插树岭由此掀开了变化的风暴，矛盾一个个展开。

剧作涉及党的富农政策给人们的激励，也促使乡野人们的观念不断变化，如何解决回归土地后的“三农”问题以及其艰巨性，则是该剧更为深层次的内容。

该剧在本世纪多样的农村剧尤其是东北农村题材创作中，视野独特而开阔，全景式地展现了农村风貌。

东北风情和鲜明人物个性，以及独有的东北乡土气息的语言风格，为该剧大受欢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创作的红火不仅因为创作数量增多，更因为许多作品都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从《刘老根》《插树岭》到《马大帅》《都市外乡人》《别不拿豆包当干粮》《希望的田野》《圣水湖畔》《民工》《郭秀明》《好爹好娘》《正月里来是新春》《烧锅屯钟声》《走进八里堡》《当家的女人》《乡村爱情》等，连续几年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火旺，构成前所未有的难得景观。

在中国电视剧占据电视主要阵地，各种题材电视剧都得到迅猛发展的时候，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兴旺无疑更值得欣喜。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纵览：红色历史的呈现与创新新世纪以来，以《长征》、《延安颂》、《井冈山》、《红色摇篮》、《浴血坚持》、《解放》、《保卫延安》以及较近的《为了新中国，前进》、《洪湖赤卫队》、《江姐》、《解放海南岛》、《毛岸英》等一大批电视剧为代表，革命历史题材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创作成绩，在人物、事件、故事结局遵循纪实原则的有限创作空间中，赋予领袖、英雄人物以丰富的个性特征，不断克服着类型化和套路化的创作窠臼，显示出可贵的创新意识。

历史加纪实成就红色经典“革命历史”+“纪实”风格几乎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不可或缺的艺术标识。

在此分类标准之下，自然地排除了那些虽然也表现革命历史但却是以虚构为主的战争军旅剧，如《历史的天空》、《亮剑》、《中国兄弟连》、《我的兄弟叫顺溜》等，也排除了那些以革命历史为背景的谍战剧，如《暗算》、《潜伏》、《黎明之前》等。

那些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原型的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如《林海雪原》、《江姐》等应归入此类型中，而《51号兵站》、《红色娘子军》、《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以虚构为主的红色经典改编创作就不宜包括在内。

2007年的《恰同学少年》明显吸纳了青春偶像元素，突破了特型演员垄断领袖人物形象的局限，但作品仍以革命历史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为基础，保持着鲜明的纪实色彩，是该类型中一部特色鲜明的创新之作。

革命历史与纪实特色的结合内在地决定了该类创作的精神向度，尊重革命历史、艺术地再现活动于其中的领袖与英雄的生命足迹是该类创作的题中之义。

因而，恰当地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在此类创作中就显得格外重要，此类创作既要遵循一般历史正剧创作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即其中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不能虚构、历史氛围不能改变和虚构、重要的历史人物不能虚构这三大“不虚”。

但由于革命历史距今较近，很多老革命都健在，该类创作的细节虚构不能随心所欲地“小事不拘”，比如随意地编造生活细节或人物习惯等，而需要在符合“人”情、“物”理的前提下进行创作。

这使得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艺术虚构更受限制，由此对创作者的艺术修养——开掘历史与生活的功力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中一些优秀作品的虚构段落堪称经典，如《长征》中革命领袖过草地时在狂风暴雨中手挽手高唱《国际歌》的慷慨雄浑、《延安颂》中冼星海创作时人物的忘我投入与黄河咆哮翻滚的音画交替、昂扬豪迈……都是极具创作力的艺术想像与发挥。

商业逻辑与主导意识碰撞融合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担负着传播主旋律的文化使命，革命叙事往往能够激发老中青几代人的崇高情感，有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功能。

同时，电视剧产业化的特性也使该类创作在肩负宣教功能的同时，必须面对观赏性、收视率的挑战，也就无法回避“经济时代”与“红色历史”、商业逻辑与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夹缠与碰撞。

在创作中，需要克服两种不良倾向的影响，一是硬性拔高人物、神化人物；二是歪曲和矮化人物。

为尊者讳，神化英雄人物或领袖人物在当代文艺创作中有着长久的影响，英雄不死、领袖人物“高、大、全”等创作现象为人们所熟知。

在这方面，文革时期“样板戏”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可谓登峰造极。

这一伪饰的创作之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文艺创作“平民化”、“真实化”的历史性反拨，已大有改观。

然而，仍不难发现顽固盘踞在此创作领域中的不良风气，某些创作仍然停留在简单的颂歌层面上，革命历史局部彰显、局部遮蔽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深刻的历史反思与深沉的美学意蕴都还有待开掘和提升，这一切显然有赖于创作者精神视野的拓展与艺术观念的更新，有赖于创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找寻到领袖与英雄人物身上那跨越时空、足以征服当代观众的精神情感力量。

另一种需要警惕的倾向则是前种倾向的矫枉过正，即在表现领袖、英雄人物的人性化、个性化时，让历史去俯就当下社会的好奇心乃至低级趣味，一头扎进了庸俗化英雄的死胡同中，也就无法真实地把握革命历史及人物的精神向度与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