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政治的关系

法与政治的关系

余朝鲜

一、法与政治的一般关系

法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受制于和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关系。但二者仍具有不同：(1)政治通过把利益关系集中、上升为政治关系来反映经济关系，法以规则、程序和技术形式对经济关系作制度化表现；(2)政治突出体现社会生活的组织性，法突出体现社会生活的规则性和秩序性；(3)政治的控制和调整功能通过政治行为和过程实现，法通过对主体权利义务的确认和保障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调整。法与政治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二者的相互作用。

1、政治对法的作用。由于政治在上层建筑中居主导地位，因而总体上法的产生和实现往往与一定的政治活动相关，反映和服务于一定的政治，但必须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具体的法律都有相应的政治内容，都反映某种政治要求。同时，法在形式、程序和技术上的特有属性，使法在反映一定的政治要求时必须同时满足法自身特有属性的要求。法的相对独立性不只是对经济基础的，也表现在对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关系中，在此意义上，更可能深刻理解所谓法治政治。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在一定程度或意义上影响法的发展变化。

2、法对政治的作用。法作为上层建筑相对独立的部分，对政治并非无所作为，特别在近现代，可以说，法律在多大程度上离不开政治，政治也便

在多大程度上离不开法。(1)法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指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和运行方式。如果在集权型权力结构中，法的被需要还只是作为人治这种权力运行方式的点缀或辅助，则在分权型权力结构中，权力的配置和行使皆须以法为依据。(2)法与政治功能。政治的基本功能是把不同的利益交融和冲突集中上升为政治关系，对社会价值物进行权威性分配和整合。法不仅贯穿经济关系反映和凝聚为政治关系的过程，且将利益和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以规范、程序和技术性形式固定下来，使之具有形式上共同认同的性质，并因此具有形式上的正统性。(3)法与政治角色的行为。法对于国家机构、政治组织、利益集团等政治角色行为和活动的程序性和规范性控制，以及20世纪初期开始的政党法制化趋势，都表明法对重要政治角色行为控制、调整的必然和必要。(4)法与政治运行和发展。政治运行的规范化，政治发展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如政治过程的透明、公民政治参与的质感等)和政治体系的完善化，离开法的运作都无从谈起。

二、法与政策的联系和区别

政策一般指国家或政党的政策，此处指政党政策。政党政策是政党为实现一定政治目标、完成一定任务而作出的政治决策。执政党的政策在政治生活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法与执政党政策在内容和实质方面存在联系，包括阶级本质、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社会目标等根本方面具有共同性。但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形式上：

1、意志属性不同。法由特定国家机关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或认可，体现国家意志，具普遍约束力，向全社会公开；政党政策是党的领导机关依党

章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体现全党意志，其强制实施范围仅限于党的组织和成虽，允许有不对社会公开的内容存在。但在政党法制化趋势下，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政策公开与秘密的范围也须以法界定。

2、规范形式不同。法表现为规范性法律文件或国家认可的其他渊源形式，以规则为主，具有严格的逻辑结构，权利义务的规定具体、明确。政党政策则不具有法这种明确、具体的规范形式，表现为决议、宣言、决定、声明、通知等．更多具纲领性、原则性和方向性。

3、实施方式不同。法的实施与国家强制相关，且是有组织、专门化和程序化的。政党政策以党的纪律保障实施，其实施不与国家强制相关，除非它已转化为法律。

4、调整范围不尽相同。法倾向于只调整可能且必须以法定权利义务来界定的，具有交涉性和可诉性的社会关系和行为领域。一般而言，政党政策调整的社会关系和领域比法律为广，对党的组织和党的成员的要求也比法的要求为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政策可诵盖法的调整范围，法也有其相对独立的调整空间。

5、稳定性、程序化程度不同。法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并不意味着法不能因时而变，只是法的任何变动都须遵循严格、固定且专业性很强的程序，程序性是法的重要特征。政策可应形势变化作出较为迅速的反应和调整、其程序性约束也不及法那样严格和专门化。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政策可朝令夕改或无最基本的程序要求。

三、法与国家

(一)、法与国家的一般关系

“国家”一词有多重含义，此处主要指国家政权或国家权力意义上的国家。国家权力指国家凭借其特殊地位和对资源的控制，使个人和组织服从其意志以实现一定目的的支配、控制和影响能力。一般说，国家权力具有公共性、单方面性、强制性、物质性、组织性、自行进行性、价值性、扩张性、侵犯性和腐蚀性等特点。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法与国家权力构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

首先，法表述和确认国家权力，以赋予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形式强化和维护国家权力。特别是法所具有的形式化和程序性特征，易于使国家权力获得形式上共同认同的正统性和正当性。其次，法所以如此对待国家权力，是因为其必要和不可或缺。(1)国家义务实现需要权力。“按照政治的平衡原则，国家义务是与国家完成这种义务的能力相互并存的”。”(2)个体权利保护需要权力。“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国家的出现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和节约交易费用之需要”。(3)社会整合需要权力。国家权力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维护公共秩序的力量，还是参与甚至主导社会变革进程的力量，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新的社会整合。

(4)法的创设和实施需要权力。权力是法的必要支持、背后力量和效力基础。但法与国家权力也存在紧张或冲突关系。法以形式合理性和程序设置为主，其对权力合法性的确认是以制度、规范和程序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同时也就是对权力的约束和限制。而国家权力总要追求和实现一定的目的，凭借其对

资源的控制及物质强制，可自行进行，加之权力的扩张性质．使得权力凌驾于法乃至摆脱法的倾向是可能存在的，或者法只是在有助于强化权力的意义上被强调和利用。近现代法治的实质和精义在于控权，即对权力在形式和实质上的合法性的强调，包括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和法律的制约。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权限、程序和责任的制约。当然，权力制约机制的运用，也是有限的。因为：(1)所谓权力制约，是在权力存在之必要的前提下操作的，故权力制约须以在根本上不妨害权力的效能为限。(2)法的至上性只意味着法相对于任何一个被具体化的国家权力具有至上地位，并不意味着法在总体上高于或脱离国家权力而存在。(3)法自身存在局限，且权力因情势而动的本性使其时常处于一种扩张和裁量的可能状态，因而，不被法完全控制的权力活动领域是可能存在的。

(二)、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民主指与专制对立的、人民直接或经由其代表执掌和行使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代以来主要的政治形态，是一种控权(力)政治、程序政治、法治政治和平等、自由、参与的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上层建筑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有共同的政治职能和历史使命，存在相互依存、渗透、促进和保障的关系。

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和基础。(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法治产生和发展的依据。没有人民的国家政权和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可能有法治的产生和发展。(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定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和内容。法治的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的实质及其制度和程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