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忧虑和思考

张箭：对当前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忧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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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事业）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甚至相当严重，应当引起高等教育界的充分重视，从而开展对这些问题的调查研究，为清理、整顿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路。

一、中国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中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兴起了具近代意义的大学（学院）。近代以来，欧洲又建立了具现代意义的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它授予大学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bachelor），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继续深造的研究生学成毕业后一般授予硕士学位（master or licentiate），从毕业的硕士生中选拔出来进一步深造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一般授予博士学位（doctor）。这种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已广泛实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各大国中唯有俄国（从前苏联时代开始）采用稍稍不同的制度，对毕业的大学生给予“专家”（с п е ц и а л и с т ）称号，对学成毕业的研究生授予副博士（к андидат нау к）学位（直译为“科学博士候选人”），对毕业的博士研究生授予博士(д о к т о рнаук )学位。不过，近年来俄罗斯的研究生学位制度已有向欧洲靠拢的迹象。

中国从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招收零星的具现代意义的研究生。直到“文革”前，研究生教育仍处于试办性质，培养数量极少，也不授予学位。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较大规模地招收培养研究生，1981

年正式建立学位制度，规定大学本科生毕业（一般）授予学士，研究生毕业（一般）授予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一般）授予博士（学位）。因此，1978年3月入学的77级本科生4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大学生；1981年毕业的研究生成为首批硕士学位获得者；1982年中国首次招收博士研究生，1985年首次授予博士学位。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事业经过30年（1978—2007）的发展，已取得很大成绩，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硕士博士学位点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学科专业。到2006年底已培养出约100万名硕士、13万名博士。目前全国约有360个博士授予单位，800个硕士授予单位，900个一级学科硕博士点，1,70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3万个硕士点，60家研究生院（大学所辖56所，中科院、社科院、医科院、农科院各一所）。[1]许多硕士博士成为各行业、各专业技术学术岗位上的带头人、骨干和突击手。

二、中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现存的诸多问题

多年前笔者曾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2]，现在看来，当时提出的问题目前变得更严重了。近十几年来，研究生的招生增长过快，培养规模过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1995年到2001年，每年的研究生招生人数从5.1万扩大到17万，增长2.3倍，年均增长22.2%；从2001年到2007年，每年的研究生招生人数又从17万扩大到41万，增长2.4倍，年均增长15.8%。[3]与1982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相比，2005年达到了惊人的33万人，是1982年的30倍左右。[4]2007年招生多达41万。目前,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和两年制研究生已达120万，博士研究生已逾12万。中国的研究生培养规模仅次于美国[5]，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名仅为第100位。以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能够充

分发挥如此庞大的研究生人力资源的价值吗？实际上，与规模小、人口少的国家相比，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所需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人才并不会按照人口倍数而倍增。[6]

由于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增长大大高于经济的增长，必然造成诸多矛盾。首先，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和浪费，研究生教育过度发展，而高中（含中专、职高、技高）教育则相对萎缩。中国政府目前公布的人口数是13亿多，其中城镇人口约4亿，农村人口约8亿，另有1.4亿多人在城乡之间流动游离，即农民工、农民企业家、农民商人、农民工匠等。目前，农村学龄人口中有10%不能初中毕业，而初中毕业生中一半人不能升入高中（或中专、职高、技高）。

由此引起的第二大问题是研究生就业难，不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合适的工作。据笔者观察，目前的硕士毕业生中，约有三分之一不得不改行，从事并不专业对口的非专业型工作；约有三分之一虽未改行，但处于大材小用、高材低用状态，造成教育资源和人才的浪费；另有约六分之一的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只有约六分之一的硕士毕业生能找到专业对口且比较理想的工作。以大学为例，1981年以前，大学里的行政干部、学生辅导员、图书管理员和后勤管理人员多为高中生、中专生；1982年到2000年期间，这些职位多由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担任；从2001年到现在，留校或分配进校从事上述工作的人则多数为硕士生。这些岗位主要属于服务型的事务工作，大部分不是学术型或技术型工作。这些大学的行政、后勤人员的文凭学历提高了两档，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工作绩效就相应地明显提高，因为做好上述工作主要不取决于员工的高学历，关键在于他（她）是否认真负责地热心服务、关爱师生员工。

第三大问题是研究生质量下降，声誉降低，大幅度“贬值”。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前，研究生招生数量很少，因此生源充足、研究生素质好；招生单位和导师能悉心培养、精心指导；毕业的研究生质量也较高，一般都能找到专业对口、比较适当的工作；如此则研究生的声誉较好，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信任和欢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逐渐增长，生源素质和培养质量有所下降，研究生的声誉和社会欢迎度开始减损，他们在求职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从2000年到现在，由于研究生的招生数量膨胀，在许多重点大学、重点院系，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已连续几年超过本科生招生人数（例如，在笔者任教的大学和学院），入学研究生中良莠不齐，水平相差很大，部分人的学风不良，把不少时间精力用于读书、学习、研究以外的事，如此则培养质量、研究生声誉和社会欢迎度进一步下降，研究生的就业难度进一步上升。

第四大问题是研究生导师水平下降，声誉降低，有所“贬值”。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并授予学位时，对导师的遴选是很严格的，采行的是高标准，只有那些有较高水平造诣的教授、研究员才能指导硕士生，其中的资深专家、权威、学科带头人等才能指导博士生。而现在，在一些硕士博士授予单位，特别是在有研究生院的重点大学，绝大部分副教授（副研究员）都是“硕导”，都在招收研究生；过半的教授（研究员）都是“博导”，招收并指导博士生。在这些“硕导”当中，有些人其实并不具备指导硕士研究生的素质和水平；有的“博导”也不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博导”中最差的便是一部分“双肩挑”干部，即既有教授、研究员学衔，又担任副校级或正处、副处级行政职位。这些人在“提干”前业务能力可能是比较强的，“提干”后则忙于政务或挣钱，其科研成果越来越少，即便还有成果，其质量也越来越差，由于专业荒疏，他们实际上已达不到增列“博导”的标准。但是，他们凭藉官、学（官员和学术权威）相护和利益交换，仍然忝列“博导”行列。

第五大问题是，由于研究生招生数量膨胀，许多“硕导”、“博导”所带的研究生人数过多，同时指导着几十个硕士生、博士生，其结果自然是疏于指导甚至不予指导。比如，笔者当年的一个博士生同学在10月份将其博士论文初稿交给导师审阅，可是其导师直到次年3月才将论文看完交还，而且没提什么具体的修改意见，结果这位学生自行将博士论文略作修改，便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有的导师（包括“硕导”、“博导”）对研究生交来的硕士、博士论文初稿只抽看，不全看，或只看一遍，不看两遍、三遍；对送交自己评阅、请自己参与答辩的硕士、博士论文也只抽看其中一部分。这样的研究生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