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式理论之于隐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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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理论之于隐喻翻译
摘要: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重要方式。隐喻在话语中大量存在,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但隐喻的翻译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图式与隐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性,译者在处置隐喻的翻译时可以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图式理论,根据自己的认知经验对源语中的隐喻先进行释喻,然后通过对隐喻在译语中的移植、转换或其他手段,最大程度地保留隐喻在译语中的感染效果。
关键词:图式;隐喻翻译;释喻;效果
1781年,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提出了“图式”的概念。他在著作《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指出:“新的概念只有同人们已有的知识建立关系,才会变得有意义。”现代图式理论的产生一般认为与英国心理学家F.C.Bartlett的早期著作《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有关。Bartlett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的反应或经验的积极的组合”。他提出了图式运用于语言理解的基本原则,即借助从记忆中激活的知识结构来填补文章未表述的细节,从而达到理解文章的目的。
Bartlett提出图式理论时,正是行为主义“刺激——反应”论盛极一时的时代,因而他的另类学说在当时并未受到关注。四十余年后,人工智能的研究改变了图式学说的命运。人工智能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使计算机识别和理解典型的场景和话语,那么计算机首先要像人类大脑一样储存大量的知识,具备各类场景、事物和事件的“一般常识”。于是,学者们就开始分析餐馆、洗衣店、医院等各种典型场景,从中整理出相关的图式模型。人们把这类情景图式又称为“脚本”(script),这就像演出时用的剧本一样,在规定的情景里,人们要按照一定的程式行事。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储存在大脑中的“先验图式”,即以背景知识为基础的一个庞大储存系统,把个人的知识经验分门别类储存在大脑中。随着知识的积累,形成了不同门类和层次的各种图式群。它们相互联结,相互嵌入,纵横交错,在长时记忆中形成一个巨大的立体网络系统。人们以图式的形式贮存记忆,新的知识与现存的知识框架相结合,得到有效的处理加工,从而达到理解新知的目的。
一、图式与隐喻的关联性
认知语言学认为,任何认知都是外部信息与已知信息相互作用的结果。已知信息通常是一个有序的结构或一些有组织的知识聚合体,即图式。若将其中每个
知识点都看做是一个信息刺激,图式也可认为由若干元素或成分按一定关系形成的刺激组合。人们在接受某一外界信息时,总是将其与头脑中已有的图式匹配,进而纳入记忆的相应范畴,并赋予这个刺激特定的名称。比如现有图式A与客观信息B,若发现B的所有特征与A的刺激点完全匹配,就可将B归入A。反映在语言形式上,就是用表示A的词表示B或者说把B称作A。例如蛇图式包含的特征:爬行动物、身体圆且细长、没有四肢。一条竹叶青蛇出现时,发现其所有特征与蛇图式完全吻合,图式完全匹配,即可说,竹叶青是蛇。但这种情形下的认知概念并不是典型的隐喻。如果图式A与另外的客观信息C相比,C拥有的特征只在个别刺激点与A相同而非完全吻合,这样的部分匹配便构成了相似关系。人们的观念对相似关系的处置有两种情况:一着眼于各自独有的特征而坚持两者对立;另一种则着眼于两者的共有特征而忽略差异。后一种处置方式,人们更倾向将相似关系处置为同一关系,即把C归入图式A,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是用表示A的词表示C或是把C称作A。例如,新信息井绳也是圆且细长,与蛇图式中的一个元素相同。按照上述方式,既然C与A相似,若将C归入A,就可以说出“井绳是蛇”这样的话语——此时一个典型的隐喻应运而生。
隐喻思维的本质决定隐喻形成的两个前提:一是两个不同事物的比较;二是两个不同事物必有相似的特征。将相似的两个事物用表示同一的判断词“是”来连接,原因是:图式部分匹配的过程中,图式中与新信息相同的部分刺激被强化而同时忽略相异部分的刺激。如“井绳是蛇”这类隐喻实例,是把蛇图式中“圆且细长”的要素加以强化,同时也弱化了其它特征。通常,当部分刺激被强化到一定程度时,便掩盖了其它刺激产生的效应,原本具有某些相似特征的两个事物便自然地趋向同一。图式中的某种特征被强化是基于一定的认知心理,比如对曾被蛇咬过的人而言,“圆且细长”的蛇形成为一个强刺激点,在他头脑中的蛇图式刺激组合中得以突出反映,相应地削弱了其他要素的刺激功能,即选择图式中的某点去强化。从心理机制讲,通常由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需求与欲望所决定,有时甚至根本不可预知,纯粹是“跟着感觉走”。现代派诗人冯至对蛇无声无息的游移特征极其敏感,于是他的笔下就写出如此诗句:“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的没有言语。”此时“寂寞”与“蛇”因在“无声”上相似而被视作同一。由此可见,隐喻意义是基于认知图式中相关联的某种相似性特征,通过从喻体到本体的映射而产生的。
二、图式理论对隐喻翻译的指导意义
1.运用图式理论释喻
释喻是隐喻翻译的核心,它关系到对源语的正确理解和解码,是信息准确传译的关键。译者除具备语言素质外,还须对源语的语言特点、文体结构、相关的文化和知识图式有相当的了解。根据图式理论,理解源语的过程归根到底就是结合适当的图式填充新信息,使图式具体化的过程。
对隐喻的正确理解是翻译隐喻的前提。通常借助图式理解隐喻分三个步骤:第一,找出隐喻的两个意象(即本体和喻体);第二,通过联想比较两个意象的图式特征,推导出其相似点;第三,依据相似点判断出隐喻的意义。如句子“Joh n is a pig.”中有两个意象“John”和“pig”,我们通过联想推出本体“John”至少应具备喻体“pig”图式的某一特征——肮脏、懒惰或愚笨等。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文字信息所激活的内容图式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同样是用“狗”作喻体,由于不同民族的认知差异,汉语中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英语中则不乏怜爱之情,因而在理解和翻译诸如“Old dogs can’t learn tricks.”和“Every dog has its day.”等含有隐喻的句子要多加小心。译者应积极调动大脑图式中涉及源语和译语国家社会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准确把握词语的联想意义、社会意义和语用规则,避免出现误译和错译。
2.释喻之后的翻译策略
译者对源语文本承载的信息正确释喻之后,能否让读者最大限度从译语中得到源语所传达的隐喻信息,关键在于对隐喻的处置及达到的效果是否理想。这就要求译者既要成功地激活自己已具备的双语知识和文化图式,以求准确地理解和传达隐喻的含义;又要针对译语读者提供最大的信息量,帮助他们激活相关的图式,建立或巩固具有地域差异的新文化图式,了解隐喻传递的异域文化。借助于图式理论的关照,在隐喻翻译时,可采取以下方式:
⑴基于人类共有的认知能力,当不同民族对事物相似点的观察与感受基本相同时,文本信息对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的图式知识和心理期待也趋于一致。源语所包含的隐喻形象往往可以在译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相当一部分隐喻的翻译可采取如此直译方式,而源语中通过隐喻传达的神韵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⑵由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有些源语的隐喻形象带有特定的文化标记。考虑到译语读者可能对异国文化背景的知识图式储存不够,译者不能简单地采取字面直译的方式,而是要激活头脑中的意象图式,在译语中找到较为相似并为译语读者认知机制所接受的表达方式。例如成语“to kill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和”to cast pearls before swine”分别翻译为汉语成语“杀鸡取卵”和“对牛弹琴”,就是关照了作为译语读者的中国人所熟知的心理图式概念。但是译者在以其他喻体取代原喻体时,谨防被“貌合神离”的假象所迷惑。有时两种语言中隐喻喻体极为相似,设喻形式也非常一致,可各自所包含的喻义却相差甚远。有人把“to throw a sprat to catch a whale”译作“抛砖引玉”就是一个典型的误译,此处源语的语意为“to give something relatively less important in the hope of securing a much greater gain”,相当于汉语中的“吃个小亏,占个大便宜”之意。而汉语成语“抛砖引玉”在中国人的意象图式中多用作谦辞,比喻用粗浅的、不成熟的意见引出别人高明的、成熟的意见,显然两者的隐喻概念是不一致的。此外,以其他喻体替换原喻体时,不可忽略源语和译语的民族文化特征,否则,译文就会显得不伦不类。例如某些译者将“to meet one’s Waterloo”和“to hold a candle to the devil”两个包含隐喻的成语分别译为“败走麦城”和“助纣为虐”,忽视了源语中所包含的文化图式,使中国读者产生困惑。作为肩负“文化使者”使命的译者,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