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

体用之争，自古有之。

大体上说，“体”为本质，为内容，即事物的自身基础以及内在根据。

而“用”指的是形象、形式，是相对于“体”而言的外在现象。

通常，“体”代表原则、立场等根本，而“用”则被用来表示具体方法手段。

其实从主辅方面来说，似乎已经事先预示了“体本用末”的结论。

而在研究体用之争之前，不妨先讨论另一个与体用之争相关的，自古存之的命题——道器之辨。

道器之辩较之体用之争，似乎更加古老一些。

古人言：“道生万物”，又云：“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

这样的“道”，代表着万物本原，及世间一切永恒规律。

而正如“体”与“用”相对一样，“道”也是“器”的另一个孪生子。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万物与本性之原，即为“道”；一切有利用发明生活的实际学问，即为“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的思想牢牢占了上风。

有两个词可以明确说明态度：“以道御器”和“道本器末”。

圣人言：“安贫乐道”，强调“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便身处陋巷也不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志向。

在古人看来，除却追求大道之外，其余一切身外之物都不值得为之停驻。

而对“道”更现实的解释，实际上应该是某种深深扎根于心底的美好理想——终极的善与美的。

从这点出发，古代的读书人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上，“学而优则仕”，将一生抱负寄托于朝堂之上，从而轻视了科学技术。

还因各种“奇技淫巧”会造成欲望膨胀，从而导致道德方面即“道”的沦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也包含了这方面的含义。

“器”者，各适启用然不能相通。

因此人不应成为某种器具，应该博学广泛，也可理解为人不应成为达成功利目的的手段。

一个真正的君子，理应致力于对“道”的追求，他的人生意义不应该是实用的、功利的。

因此这样的君子，有时候还被对人视为“无用”，但实际上，君子的“无用”正符合了重道轻器的要求。

但这样的看法缺陷在于割裂了“道”与“器”的联系，某些时候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道”并不符合实际利益的追求。

并且到后期，理学的发展将“道”的地位推向高峰，统治者也因此得到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借口，逐渐导致了后世对技术创新的忽视以及“人治”高于“法治”的风气。

而这样的风气，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体用之争”。

在当时的洋枪炮弹下，民族救亡运动的主旋律被定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初的主张是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当做是拾遗补缺的手段，在祖宗“仁义礼智信”信条不变的基础上补之于西学。

而按洋务派中张之洞的观点，中体西用也未必只能小修小补，“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只要中华传统精神“体”不变，其余“用”方面因时势而变无伤大雅。

这样的口号实际上表明在当时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下，传统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反思，并认可了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即使在他们心中，仍然存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却对所谓的“夷务”产生了认同感。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意在富国强民的口号，引发了洋务派乃至后来维新派的向西方学习的高潮。

总体来说，中体西用无论如何办理洋务，所坚持的始终是自古传统“夷不乱华”。

在这样的纲领的领导下，它注定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到封建帝制的根基。

即使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也传播了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思想变革，但是因为改革者一直坚持夷务不胜华务，“用”不胜“体”，因此与日本的“和魂洋才”比起来，各种措施的实施都未免因为避免触及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而变得畏手畏脚。

随着西学东渐及社会矛盾的提升，这样“变器不变道”的变动已经满足不了社会整体需求。

因此，对“体”的保留不加批判盲目乐观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而历史早已证明，“体为用之体，用为体之用”，使用任何一种“体用分离”的观点为基础的辩论，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而对于今天的“中体西用”，不妨向鲁迅的“拿来主义”学习一番。

近代以来，中华的现代化历程可谓历经曲折，在一方面，它表现为崇拜西方为表现的西化倾向，另一方面则出于对民族性文化的维护，抵制西方。

这两样表现有时不免陷入“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

就像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作用做出的分析一样，今天我们看待西方文化，也不该仅仅将其当作一种低于“体”的“用”。

我们该认识到，西方化并不是单独对西方工业化的模仿输入，同时也包括西方文化对东方的传播，冲击，扩散和影响。

在洋务运动中，由于自身经济等各方面的需要，中体西用成为了一个用以强化民族，解放思想，使中国迈出近代化第一步的时代产物。

但是我们今天要明确的是，中国的传统因素值得关注坚持，而与此同时关注西方化的作用并不冲突。

自古以来，异族文化的入侵每每被儒家正统文化而吸收或同化，这已成为历史的铁律。

就算在唐代那般海纳百川文化荟萃的朝代，祆教和摩尼教等异教传统仍然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儒家自我的文化。

因此，面对挡无可挡的西方文化侵袭，我们首先要对自身文化有信心，文化之间总不会是完全对立的。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在总结近代古今中西冲突与融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化民族意识，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等，在坚持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方面做出明确表态。

“中体西用”，这样一种具有调和、中庸色彩的的文化选择方式，不但在当时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开辟了道路，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以便将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大相径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因此，直到今日，它仍有着其美妙的古今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