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医学：回顾和思考

20世纪医学：回顾与思考- -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医学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取得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人们从来

没有象今天这样健康、长寿，以致于人们乐观地相信一个逐步消灭传染病、控制慢性病

，更加健康、长寿的时代即将到来。的确，20世纪不仅目睹了医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

且也见证了卫生服务系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现代医学已成为包括探索生命

奥秘、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缓解病痛以及社会保障的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然而，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医学在为增进人类健康提供越来越多的好处的同时，它也带来了

许多棘手的问题，从而导致人们对医学产生疑惑和提出批评。人们呼唤重新审视医学的

目的和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一百年来医学巨大变革来审视现代医学的发展特征及其所

面临的问题。

一、疾病控制

1、防治模式与重大成就

毋容置疑，20世纪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一系列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的传染

病、寄生虫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人类平均期望寿命的普

遍延长以及疾病谱和死因顺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出现

了因各种传染病死亡下降，因慢性病死亡上升的趋势，我国的这种死亡率交叉变化的趋

势出现在50年代中期，我国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的1999年的70.8岁。人类对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的有效控制被称为第一次卫生保健

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的发现，“病因－环境－宿主”疾病流行模

式的建立，以及维生素等必须营养成分的阐明，为传染病、流行病和营养缺乏病的防治

奠定了科学基础。从20世纪前50年诺贝尔医学奖授奖内容看，涉及上述问题的项目占一

半以上，清楚地显示出科学研究是确定适宜的防治策略和有效的防治措施的重要依据。

疫苗制备技术的完善使普遍推行疫苗接种成为可能，人类也才有可能彻底消灭天花，消

灭脊髓灰质炎也指日可待。现在，疫苗被用来控制腮腺炎、流感、水痘、白喉、甲肝、

乙肝、百日咳、结核病、破伤风等诸多常见的疾病，从而大大地降低了这些疾病的发病

率。化学药物和抗生素的应用在传染病的控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一种能

特异性杀灭梅毒螺旋体的药物“606”问世后，“制造对人体无害而又能杀死病原体”的

“魔弹”理论，激发起医学界寻找特异性治疗药物的热情。20世纪中期，在磺胺药物和

青霉素成功地应用临床以后，合成各种化学药物、寻找能产生高效的具有广谱杀菌作用

的抗生素成为药物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过去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肺

结核、肺炎、梅毒等许多感染性疾病突然之间变成了可治之症。另一方面，居民的卫生

条件、营养状况、居住环境的改善也是控制传染病和流行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如在鼠疫

、霍乱的控制中，大规模的灭鼠、清洁的饮用水、疫源地的严格控制或许比药物和疫苗

更为有效。

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种慢性病成为了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虽然对于慢性病的防

治目前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人类对这类疾病有了较深入的认识，明确了慢性病的

发生和发展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除了生物学因素外，还与人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环境污染等有密切关系，有人提出现在已进入慢性病、生活方式病或现代文明病时代。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医学界在70年代末提出了医学模式需要从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转变，需要

卫生保健的第二次革命。有学者提出了影响健康的四类因素，即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环境因素、生物学因素以及卫生保健服务因素，并强调增进人类健康需要多方面的综合处理。在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的防治中，医学家提出了控制危险因素、三级预防（即病因预防、发病预防和临床预防）相结合的思想。如在对高血压、冠心病危险因素的研究中，通过对其中可控制因素的管理达到减少发病率的目的已显示出良好势头。在发达国家通过戒烟、控酒、体育锻炼、平衡膳食、减少心理压力等行为干预，对降低心脑血管疾病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对遗传病和先天性疾病的控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80年代中期已发现单基因遗传病达3368种，多基因遗传病有数百种，染色体疾病约450种。随着遗传学的发展，不仅弄清了一些遗传病的发病机制，而且也找到了治疗和预防遗传疾病的方法，目前通过产前诊断和产前治疗、饮食控制治疗、酶的替代等，有效地降低了遗传病和先天性疾病的发病率。此外，政治经济因素在疾病控制中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改善环境、发展健康教育、协调卫生服务等都需要政府行为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2、问题与挑战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慢性病的控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实践发现将控制传染病的

模式应用到慢性病防治方面成效不大，机械论的线性因果关系在解释慢性疾病上显露出弊端。遗传学的迅速发展使许多医学家们相信通过基因研究可解释慢性病的病因，利用敲除或取代缺陷基因等治疗将为慢性病的特异性治疗带来希望。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医学家们发现事情比预想的要复杂的多。如医学家已成功地分离并克隆了“囊胞纤维

化基因”，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囊胞纤维化基因”上有超过350个不同位点的突变都可

导致病人出现“囊胞纤维化”，而这种疾病的发病是需要父母双方两个突变型的结合，

这意味着可能出现的结合数量是个天文数字。或许最令人惊奇的是，突变的某些结合在部分人导致“囊胞纤维化”，而在另一部分人则无任何症状。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亨廷

顿氏病中。疾病产生是“基因决定论”还是“环境决定论”，基因突变是因还是果在医

学界依然存在着争论。由此可见，确定与疾病相关的基因以及基因取代治疗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另一类严峻的挑战是新疾病的出现，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慢病毒等新的病原体引

起的疾病，以及老病的复燃，如性传播疾病、结核、疟疾等，此外还有抗药菌株的出现。这些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留下的难题已清楚地表明，即使传染病的控制也需要新的思路。此外，还有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由于药物或诊断治疗过程而导致疾病，以及伴随寿命延长而出现的困扰老年人的退行性病变和精神损伤。实际上，许多慢性疾病以及退行性病变是难以被根除的，有些将终身伴随，我们是否应当探寻一种新的防治模式，其目的不在消灭它，而是使病人在这种状况下生活基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