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孔子的宗教观——以“天命”与“鬼神”为例

试析孔子的宗教观——以“天命”与“鬼神”为例

摘要：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远古暨三代的发展过程中，曾占据重要位置。然而到西周末期出现了礼崩乐坏，孔子顺应时代之变化，对以往的“宗教观”思想做了新的阐释，把人们从那种鬼神弥漫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构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世界，对“宗教观”初步完成了由外向内的转化。

关键词：三代；宗教观；孔子

一、周朝的宗教背景

周朝宗教信仰虽大体继夏殷而来，但周人对此有一种转化。原因在于周人在“革掉”殷人的命（政权）后，并没有趾高气扬，沾沾自喜，而是有一种“忧患意识”。《易·系辞上》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便体现周人的这种忧患意识。徐复观先生认为此种忧患意识与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意识有所不同，忧患意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忧患意识正是人类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表现。而这种自觉是殷商原始宗教所不能有的。

然而在周朝发展到春秋时，“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制度渐失其效，出现了“周文疲惫”的现象。随着周天子权力与地位日益衰落，宗教活动中心的人格神的天命，其权威性正走向坠落之路。随着“天”地位的动摇，出现了“天道”与“人道”相分开的思维倾向，冲破了天命神学的思维模式，出现了人事与天命的分离。随国季梁也在祭祀神祝之词中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左传·隐公六年》）将人视为“神”的主宰，以为神降福于“圣王”的重要条件。

由此得出，西周末，人格神的天命既逐渐垮掉，于是过去信托在神身上的天命，自然变成命运之命，这意味着人格神的天正一天天趋向于淡薄。也可以说宗教性的天，在人文精神激荡之下，演变成道德法则性的天。

二、孔子对三代宗教观的继承与改造

周人创造的一套伦理体系虽遇到了极大困难，但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总会以其他形式发生影响。处在春秋时代以礼为中心的人文精神的孔子，并非将宗教完全取消，而系将宗教也加以人文化，使其成为人文化的宗教。孔子承袭了周代天命思想的外在形式，同时他顺时代之精神对传统宗教信仰最深刻内涵的革新。下文将从天命观与“鬼神观”，试分析孔子对三代宗教传统的继承与革新。

徐复观先生认为对孔子天命观的认识首先要区分清《论语》中所言天、天道、天命和命。徐先生认为《论语》中凡单言一个“命”字，皆指命运之命而言。但《论语》中若提到天或与天相连的“天命”，“天道”，则完全出之以敬畏，承当的精神。我们将以此路分析孔子的天命观。

1.对“命”的态度

孔子站在窗户握着伯牛的手，非常悲痛地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充分体现了孔子生死之冥冥之力的无奈。《宪问》载：公伯寮在季氏前多揭子路之短，欲借季氏之手除了他。孔子对此颇有感慨，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度也与？命

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表现孔子认为人之命运并非人所能左右的。孔子知道在人的生命中潜藏着某些人事所不能左右的客观限制力量。也正是因为天所具有的意志、威严主宰并且操纵着一切，因此如果人们获罪于天的话，即使是祷告也于事无补。在这里可以看到生死、富贵、贫贱、利害等等都是命，都是不可求的。即便求也是枉费心机的。所以才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命”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左右着人的方方面面。人只有承认命地存在，才能成其为君子。

2.对天命的态度

《子罕》载，孔子对子路欲用手段提高孔子丧礼的规格时，孔子曰：“吾谁欺，欺天乎”。表现出其十分惶恐。朱熹认为“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咎，其责子路深矣”。孔子之所以诚惶诚恐是因为他知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此外《季氏》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更加直接表明其对天的敬畏之情。

孔子的所谓天命或天道或天，实际是指道德的超经验的性格而言的。此种超验，在当时只能借用三代之天加以表征。但此时之天更有“宏大与极致之意”。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即意味着天乃进入生命的根源。由此而使其感到与天的亲和感，具体感，使命感，以形成他生命中的坚强自信。于是才有“文王既没，文不在滋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的责任和使命感。才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的自信。这正是孔子知天命，感到天命与自己生命相连接的表现。

正是这种对天命“内在的遥契”，把天命拉进人心，使之“内在化”为自己的德行，不在为一敬畏的事实对象，而转化成一形而上的实体。这不仅与西周初人神的天命，有本质不同，也与孔子之前的春秋时代出现的抽象性、概念性的观念不同。孔子是从他自己具体生命中所开辟出的内在的人格世界，他所谓的“畏天命”实际是“对自己内在的人格世界中无限的道德要求，责任而来的敬畏”。

作为信仰者宗教观念和宗教情感的外在化和具体化的宗教行为，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对鬼神的存在还是普遍相信的，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主要还是鬼神迷信思想。但由于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往往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的发生都归到鬼神。孔子对鬼神和祭祀的态度却有着深远的意义。

1.对鬼神的态度

孔子对传统意义上的鬼神，是采取非常合理的态度，即是他既未公开反对鬼神，同时也并没有对来自远古社会的鬼神思想有目的接受，而是采取怀疑、保留、敬而远之的理智态度。孔子在他的鬼神观里，悬置了“鬼神”的神学方面的内容，而以人事方面的内容来代替。

他不仅自己“不语怪力乱神”（《述而》），而且反对其学生从存有论的角度论证鬼神的有无和人死后的情况。“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死后有知还是无知？此为不可知的问题，无论回答有知还是无知，皆有其不良后果，故孔子对之存疑而不求其知。至于确实的答案，当人真的死了，自然就知道了。孔子对鬼神所具有的“敬而远之”的

态度，其实质是让人们和鬼神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通过冷静且理智的态度去思考、体认宗教所具有的社会作用，以此消除人们过分依赖鬼神的心态，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到现实的社会和人生的关怀上来，使宗教向礼仪化世俗化方向转化，以便达到利用宗教辅助教化的目的。孔子断言“未知生，焉知死”，并非缺乏人类终极关怀意识，而是对建立在人死后有认识基础上的鬼神观念的不认同。孔子用巧妙的方法引导人们把关注的视线转移到现实的人事和人生来，并以现实人为出发点，要求人们抓住有限的生存时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祭祀的态度

孔子自己祭祀鬼神时，却又非常认真，对鬼神祭祀的规范性十分注重，即强调以礼。《八佾》载：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表现了孔子对祭祀求真严谨的态度，而对不合理的祭祀常常鄙视。《八佾》孔子又说：“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即表现出孔子对鲁国国君举行空间站祭时的越礼行为表示鄙夷。

由此便有一问题，孔子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然而孔子为何对祭祀鬼神却又非常认真，这岂不是自相矛盾?“神”、祭祀的对象是否真的存在，这在孔子的视域中从来都不是问题，这不是说孔子已解决了这一问题，而是孔子不把它当作问题。对此孔子有明确的解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郭沫若解释道“要看重那两个‘如’子，鬼神是如像在，并不是真正的在。他肯定祭祀是求得祭祀者的心理满足，并不是认为被祭祀者的鬼神真的存在。”“祭神如神在”，神未必真在，只是主祭之“我”认为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