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发言稿
周其仁：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周其仁：重新界定产权之路2008年1月12日，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召开。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
新浪财经对此次盛会进行全程同步报道。
以下是北大CCER教授，经济学家周其仁的精彩演讲。
周其仁：谢谢。
这场改革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改革开放不是突然的一天从天上掉下来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酝酿了很长的时间。
陈志武教授的题目是改革开放160年，可能他要讲更长远的历史渊源，我就想讲得近一点，我自己比较关注两个事件，给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有重要的联系，一个是在和平时期中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饥荒，其中第一个被报告到国务院的是河南的信阳地区，这个地区有850人，包括当年的地委书记被查办，而且饥荒不仅仅发生在河南，这个事件引起了中央严重的反应，我看到的记录就是在河南信阳事件在中央政局讨论以后，嘱托周恩来总理紧急起草了农村经济政策的12条，这12条第一次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的自留地，这是划下的第一道线，这道线没有讲执行的时间多长，也没有讲这是什么样的权利安排，因为当时的情况等不及，有这样的细致的安排，当时这个饥荒不仅仅是发生在河南的信阳。
也在61年前后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包产到户，当时叫借地，安徽大概40%的生产队也搞了包产到户，当时也不叫包产到户，叫“救命田”。
这些事情当然可能是有很多的偶然的现象了，但它背后有很多的道理，当时来不及总结。
这是我所知道的，跟后来的改革开放有关联的一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发生在宝安县，那一年由于各种各样的谣言，说英国女皇要怎么样，香港要开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其中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从广东62个市县全国12个省区聚集过去的，都是偷渡跑港，变成当年很大的一个事件，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分发疏散人口，据现在我看到的资料当时大概有约6万人逃过去，其中4万8千人大概被遣返回来，加上这里没有出去的人当地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安顿，严格了出境的制度，同时也在62年就在宝安也做了很积极的反映，当时提出了叫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把边境的贸易活动活跃自由市场，活跃民生，活跃买卖，这个政策也是被当时的情况逼出来的，这两个事件当然跟后来变化有关。
如何看待经济大势的转变+周其仁
如何看待经济大势的转变演讲教授：周其仁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竞争、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及企业的对策”专题论坛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专题论坛，我们今天论坛的题目就是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的对策。
今年可以说世界经济出现了从上年度开始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我们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相信很多企业家现在都在想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们北大国际MBA和世纪管理名家大讲堂联合举办这个论坛，就是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企业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教授讲话。
主题：如何看待经济大势的转变主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各位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一起来讨论经济形势，我们北大已经毕业的同学有机会再重逢，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只不过形势不太好，我们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作为经济的教授、研究者，在这样变化的大局面前知道的也很有限，我上午开个场，把一些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至于企业到底怎么应对，我们下午有马浩教授和杨壮教授，和在座各位讨论。
我准备的题目是这么一些。
第一介绍一下风云变幻的世界，好多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选一个角度给大家做介绍。
然后讨论2004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因为这个变化不单单是07年、08年突如其来转向，他这个经济形势的变化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所以我们从04年以来，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以来的变化作一个回答。
然后我们讨论目前的困难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当前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一个很小的变化，是一个蛮大的变化，次贷危机，我们已经都知道了，一般过去的判断认为这个东西对中国的直接影响较小，它是金融领域，是金融当中的一个产品发生了问题，是一个非常微弱、非常狭小的市场出现了问题。
随着时间的展开，现在大家认为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他不但影响到美国的金融，不单单是次贷，影响到美国的金融，而且影响到美国的实体经济，会影响到全球的实体经济，当然现在的思潮起伏，正在抬头的思潮，包括媒体的标题，都提到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国靠政府，都能用大把的纳税人的钱去拯救市场，这个故事已经传的沸沸扬扬，以及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中国，到底这个方向还要怎么走，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号”。
周其仁：给过去的错误重新标价
中国经济看什么？第一要看成本，成本对中国尤其 重要。从前我就提过，所谓“比较优势”，化解开来就 是成本优势和独到性优势。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只有成 本优势，因此成本曲线一变动，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就是 大事情。但发达经济体包括了独到性优势，以独有性来 创造价值。中国经济缺乏这种“别人没有又需要，恰好 唯有我们有”的东西。我们只是组合性创新，原创性的 创新是没有的。
我的看法不同，石头就是石头。只有化它、解它、破它， 才能跨过这个槛。国际投行有一句话：处理金融危机、 处理债务，就是剃头和理发。企业破产不是件可怕的事， 像 1999 年的广国投破产事件，200 多亿的总资产规模，
相当于主权级别的金融机构，如果不是当年破产，之后 重组也就不会出现了。而重组就是同意消债，这才能够 解决借来钱却投错项目的本质问题，结果粤海重组成功。
可我们现在很没有耐心，总希望一开枪就倒地。急， 就容易“病急乱投医”，一个方子还没起作用，第二个 又下去了。要方子下去、收了效、再开方子，病人才会 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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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危机就是看处理石头的手法，不要担心石头的 存在，你要懂价格理论，资源总是稀缺的。关键是看你 愿不愿意在价格上就范，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 就是调成本，为什么它愿意主动？这是向未来看的一个 经济体，敢于调价敢于给错误标正确的价格，砍了就是 砍了。这一条我认为值得借鉴和学习。
周其仁：从卖产品到卖方便
经济学家的工作不是做预测，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所以重要的不是预测的结果，而是根据什么预测。
看经济形势乐观很容易，悲观也很容易，客观很难。
下面，我尽可能客观地对当前经济形势做几点判断。
超发货币：有陷阱的繁荣研究宏观经济，首要是看货币。
今天世界主要国家发行的都是法定货币，所谓法定货币，就是政府脱离了任何贵金属的约束，只要政府开动印钞机，就可以印钞票。
同时，世界主要国家都实行民主选举，也就是执政者的上台与下台都取决于老百姓手中的选票。
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经济差的时候，政府很容易做出决定，扩大货币供应，提振经济。
印钞在短期内是没有任何代价的，无非是多印了钞票。
与民主选举相伴的还有任期制，任期制是有很大问题的，常常短视，把麻烦留给下一任政府。
因此超发货币情况下所谓的经济形势好，企业家们一定要清楚，那并不是真实的繁荣，里面布满了陷井，是印票子印出来的。
放货币很开心，可抽货币是极其痛苦的，那意味着大萧条。
对此，我作为经济学家其实是蛮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人类缺乏自律。
但是从短期看，只要在法定货币时代，中国和世界经济不会衰退。
中国内需、外需依然强劲从全球经济周期来看，我不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意味着全球化将遭遇逆转。
全球化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变，尤其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成本这一点优势并没有改变。
虽然全球贸易下滑程度可与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相比，但这次金融危机后，中国占全球贸易的相对份额预计不降反升，加之危机考验后，中国出口企业的学习曲线上升。
世界经济一旦复苏，我们综合的出口能力还会更强。
另一方面，中国的内需也不弱。
04年以来，我们经济调控政策的思路基本上选择打压内需，各个行政部门出台了形形色色的让经济放慢的文件，包括房地产调控、劳动法，这些政策矛头大都是对准内需的。
中国的内需其实很强的。
李书福介绍，今年吉利连续6个月每月卖掉过1万辆以上的汽车，这怎么能叫箫条呢？房地产如果政策上不折腾，一会90平米，一会70平米，你再看今天是什么势态？肯定非常旺。
周其仁未来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不一定是坏事情
Vision视 野周其仁：未来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不一定是坏事情Zhou Qiren: The uncertainty we face in the futureis not necessarily a bad thing健康保险就要估价身体的基础情况，给出一个精准的估值，多大可能会脑梗，多大可能会心梗，不同的基础条件买保险价钱是不同的，概率上会发生的事件可以通过保险机制来应对。
三类事件指不确定事件，即通过过去的事情没办ision视 野V论，人类对付得了不确定吗？按照经验、老法子，确定性事件很容易对付，传统农业社会尊敬老人就是这个道理，以老为尊，老人身上经验最丰富，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听老人言不会吃亏的。
概率性事件需要应用保险机制，一类是保险公司业务，经过对各种各样事件发生概率的推算付一个钱，发生后赔偿；第二类是商业银行，资产抵押的做法就是为预防钱万一概率上还不了可以将资产拍卖掉。
现在要讨论怎么对付通过经验没有办法推断的不确定性事件，其实关于对付不确定事件，人类的经验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我理解对付市场不确定性最主要的一个工具，一个机制就是企业组织。
大家看一个企业有哪些要件，第一个要件是要有资本金，而为什么要有资本金？搞企业要有钱好理解，否则怎么买设备，请人，买原料，但这个钱为什么一定要是本金？为什么不能借钱来？我们改革曾经走过“拨改贷”，财政的拨款利用效率不高，统统改成贷款，但改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不行，一个企业资产全部由贷款完成它没有办法搞。
“拨改贷”一段之后“债转股”，任何企业，国企民企，世界上任何叫企业、叫公司一定要有自有资本，自有资本就是用来对付不确定性，这个钱放进去不能抽回来，放进去的钱不一定有回报，有回报就分回报，没有回报就是“零”，赔了就赔了，这叫做资本金，人类发明资本金就为了对付市场不确定性。
还有一点很重要，不确定性不意味着一定是坏事情，它是中性的，只能说过去没有办法推断未来，但未来有可能意外的好，我们看现在新技术带来的企业增长，传统时代难以相信会有这么好的未来。
在货币问题上要有自我约束的纪律-周其仁
在货币问题上要有自我约束的纪律新浪财经讯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6.31,-0.02,-0.32%,吧)、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
以下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的精彩发言实录。
周其仁：我是来拿书的，现在变成什么都能谈了(笑)。
这个通货膨胀是中文，对应的也有英文，我看还是中文词比较好一些，英文仅仅说这个东西在涨，通货膨胀清楚的指出是什么东西在涨，是指流通中的货币，不是指任何一个货物，不是指猪、粮、石油，所以通货膨胀这个词，多数中文词翻译英文都不大容易好，但是通货膨胀我认为是个例外，也许跟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吃过这个东西的苦头有关系(笑)，因为我们有蒋委员长时候的通货膨胀，那是很离谱的，月的增长CPI超过了50%到70%，北大的一个老教授季羡林我去看过他，他给我讲他过去的故事，说他当学生的时候蛮好的，很少一点钱过得就不错，等他读书出来以后，当了教授了，就惨了，就赶上蒋委员长乱发票子，每个月领到的工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粮食，要跑得慢的和快的粮价是不一样的(笑)，也许这段经历使我们对通货膨胀所以我回过头来讲为什么翻得好呢？因为直接讲到问题的根本，多数人讨论通货膨胀，大家观察到物价，看到猪肉涨了，工资涨了等等，所以很多人都讲物价，但是这个词告诉我们要从货币角度看通货膨胀，因为现在是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不是个别水平，个别商品的价格在变动，专门们做了加权处理以后，发现07年以来是物价总水平在上涨，已经达到了8%，现在回落到7%，首先我想讲这个东西。
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流通中的货币，我就要问这个货币从何而来？现在的货币都是法定不可兑现货币，不是金银，也不是以金银为储备的票子，我们不能拿人民币到央行去换黄金，换不了，我们跟其他世界上主要的货币都是同样的性质，由政府信用在发的一种票子，没有实物储备，没有商品储备，没有资源储备，就是国家的信用在储备，乱发，国家政府就要垮台，就是这么个事情。
周其仁：凭“两本”制胜
近年来，国际国内发生了很多具有强冲击力的事件，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没有经历过的。
面对这些事件，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也不论当时多么扑朔迷离，我们都要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弄清其来龙去脉，展示其或简或繁的因果联系。
对于企业家来说，当强冲击力事件发生时，要从容地行使自己对企业的职责；不管事件发生的起因为何，变化逻辑为何，都要直面其结果带来的连带影响，带领公司趋利避害，渡过难关；要去应付局面，而不是猜测原因，频繁地议论、作预言。
要知道，应对不确定性冲击事件就是企业家的“命”。
不确定性事件无从预测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可分为3类：第一类，确定性事件。
比如，明天太阳一定会再次升起；把麦克风的电线拔掉就一定没声音。
这些事件都是可以确定的，事先就可以预料它们能不能发生。
商业史上即便富可敌国的巨无霸，也是向死而生的物种，而在与不确定性事件的搏击之中，企业以本金定生死。
周其仁：凭“两本”制胜■文/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1970年4月发射，当时计划该卫星在太空运行20天，但实际工作了28天，随后出现通讯中断，与其失联。
直到2009年，有报道说这颗卫星还在太空轨道里运转，这并不神奇，因为天体引力形成的轨道是确定的。
第二类，风险性事件。
那就是事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推断，可以在概率上知道其发生的频率。
比如，特定位置和功能的建筑，发生火灾有一个或然性，如果把大量同类建筑集合到一起，可以算出一个发生的概率。
于是，保险公司可以对此概率标上一个价，业主买了保险对于发生火灾就有了心理保障，因为房子一旦着火，能得到理赔。
第三类，不确定性事件。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有一些事情，无法靠经验推断其未来发生的概率。
比如，当下发生的一系列具有强冲击的事件，我们事先都无从或难以预料。
再比如，萨拉热窝这个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街口，当时没人会想到，在这里会引发战争，欧美几十个国家有7 000万人参战，导致了2 000万人死亡。
周其仁中国未来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和抉择
今天的世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全球化虽然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但从根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现在在这个过程中被围住了，是因为我们真的够一定份量了。
问题是你要挺得住这一关，被围住了要突得出去，要改革突围、开放突围、创新突围。
至于这场突围有没有胜算，比较好的答案是“不确定”。
有多少国家都是到了临门一脚，踢不出去了。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个事情，我们的宋朝，当时看来已经具备了一切进入现代化的条件，但临门一脚却踢不出去，停在了门外。
我们这一次会怎么样？很有希望。
我们从那么穷变成现在世界第二大，人均GDP 水平从200、300美元上升到9000美元，可以说中国现在是历史上离成为现代化伟大国家最近的时候。
但没有人能保证我们一定赢。
这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的抉择——政府怎么做，企业怎么做，还有高校怎么做。
周其仁中国未来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和抉择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约40%，贸易战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导致两败俱伤，并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进程造成冲击。
从经济学角度看，美方提出所谓“加征关税有利论”，这种论调不成立。
中美贸易的形成发展，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差异上的，分工合作关系是市场化的结果，是两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易行为，对双方都有利。
中国制造降低了美国国内商品成本和价格，有助于美国消费价格的稳定，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大量福利。
所以，说加税只伤害中国经济、不伤害美国经济的论点站不住脚。
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演变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未来，很可能是打打谈谈，对中国外汇市场的短期影响将是多空交织、事件驱动，即一会儿出好消息，汇率走强；一会儿出坏消息，汇率走弱。
去年底市场过度悲观，今年初市场过度乐观，都已经被事实所证伪。
那么，如果市场对于现在中国对外经贸形势发生的一些波折过度反应，则很有可能将被再次打脸。
对于市场微观主体而言，一方面应该坚持财务中性理念，管理好货币敞口风险；另一方面应该基于经济基本面因素而不是短期市场波动，来进行资产负债的币种摆布。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发言稿
我的发言题目是“经济下行的风险当中可能会给中国的产业界增加新的动力”。
因为经济形势很好的时候，变革的动力通常不够强，但是如果经济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困难，就会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动力来推动新的技术，我就这个题目讲一个看法。
首先讲讲经济形势，今天为大家讲一个框架，全球化的形势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12亿人组成的发达国家，大概人均3-4万美元的GPD,高度的发达；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较低的世界，二三十亿人口，中国、印度、前苏东发展中国家，人均GPD在3000-5000美元之间，这两个世界在冷战之后长期不怎么来往，过去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中国的开放带了一个头，邓小平的开放实际就是把这两者打通。
中国是80年开放，印度是90年，91年前苏联垮台，一垮台苏东体系就出来了，这个模型很简单，如果两个经济发达水平差别特别大的两个主体不来往就很难发生对流，一来往一交流，全球经济就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发达国家优质的资源、比较优势、资本、技术、商业模式、人才，边际效益高，大量外资进入，这是开放的一个结果。
还有一个结果没想到，就是地海平面也会产品输出，因为他的用户低，土地低电费低，人也便宜。
过去人也不会做，之后开放之后用了发达国家资本技术结合，变成大输出国。
产品FU。
但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迎来的高增长，不管是发展国家的高增长，欧美国家特被像美国也超出了长期的平均增长空间，等到中国开放之后，美国的资本获得了新的用武之地。
投资在全球布局得到了回报，这些都是不管对于中国，对发达国家也有好处。
我的看法全球就是世界两个海平面，从不打通变成打通，打通的结果就是两岸的差距变小。
邓小平当初说的翻两番，翻两番的目标是2000年达到800美元人均，那么可见之前只有人均200美元。
200美元和但是美国的发达国家比差了100倍，现在5500对40000已经是10倍以内的概念，今天在座各位都见证了这个过程，今天中国的人工、土地、房子，有些产品比国际市场还贵，这些问题就是对流带来的。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的演讲
围棋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围棋的棋书里我看到过有三句话，可能对我们今天讨论这些的题目有帮助。
这三句话说是：第一句是叫善阵者不战，善于布局的人是不需要打的。
第二句是善战者不败。
第三句是善败者稳定。
我想这个是讲棋可能跟贸易中企业之道有些类似，刚才刘总讲订战略是不题目布局的题目，牛总讲到布局决定了结局。
这个也是一个战略题目。
我刚才听下来，华谊的王总，他大概是从战略动身，他看足球可以连着看，靠甚么？一个老总可以有这么多休息时间。
多是由于他布阵有能力。
布阵不好了打的时候就稍差，固然一个企业他“未来之星”这个三种本事都要考虑，布局，做战，然后碰到不好的情况处置，我今天的发言可能很大程度跟第一个命题有关。
跟这个布阵有关。
这个布阵里头的一个环节就是看看情势，看看大势。
最近有机会跟很企业家交换意见，很关心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走势，都觉得到2008年好象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可以影响我们的布阵布局。
影响我们未来的这个走法，不想这里头也是从企业家提的题目里头来看看我们做的经济研究，能提供一些甚么帮助。
第一个题目是很普遍的，为甚么人民币对世界上兑美元对欧元在升，在国内确是贬值。
这个题目很好，今天整个的市场变化跟这个有关，人民币升我们出口行业的本钱就涨得很凶，很多的公司要垮，这个是要不战而败，战败而稳定都非常难。
首先这两年讨论人民币该升不为该升、升多快，好象比对其他货币的比例关系是我们可以人为控制的，是我们可以主动地说升就升说贬就贬的。
还有外国要求我们升，美国要求我们升，中美谈判每次的都有这个题目。
我首先想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的关系，所谓政府控制能升还是不能不升，控制不了真实的汇率。
你可以说人民币是1：8还是1：7还是1：8.46，央行天天在说六点几，6.9、6.8。
这都是人为的数据。
但是真实的商品的价格是市场决定的。
像联想电脑，柳总怎样订价格？是市场的气力在决定。
这个市场最重要是两方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听过汇率题目，汇率是蛮深的一门经济学问。
周其仁演讲
【重磅】周其仁最新演讲：未来如何取决于企业家和政府如何行动11月7日，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年会在西安举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正和岛岛邻周其仁做了题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与挑战》的主题演讲。
他表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一些重大的问题，但也包含一些非常难以得到的机会，解决得好，机会的潜力就得到释放。
他着重分析了四个问题，虽是问题，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发达经济、成熟的经济难以遇到的机会。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摘编：郭龙程云深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难度大了但机会也很大一个大国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跟全球格局有关，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是我们的开放，更准确的说是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个战后罕见的潜能。
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
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
但这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冷战，跟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是不来往的，中国这些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空出一块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我们国家GDP人均200美元，翻两番才800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00美元。
更甚的是，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是很少的，这样一来，我们要比人家差了80-100倍呢。
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下去；开放后，中国制造的车从一开始的不象样，到后来慢慢象样，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像发达国家的工人靠拢。
现在，中国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10倍。
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中国人还肯学习，学习模式在改变，不光是仿照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再跳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
站在全球舞台来看，两个海平面虽然靠近了，但还有一些潜力，可以再释放十年、二十年，不过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挑战。
周其仁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周其仁：问题比答案更重要Zhou Qiren: Question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answers以下为周其仁教授演讲实录节选：看到大家，就想起我刚进大学的时候。
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我也是下乡当了多年知他是来自湖北的农家子弟，当年考上的是武汉大学经济系。
从他介绍的当年武大经济系的课程和任课老师来看，即便在上世纪30年代，武大对学生的训练已经非常扎实。
但仅仅受过大学训练并不足以保证张培刚在日后成为非常优秀的学者，还需要学会抓住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国面临好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跟资源配置相关。
当时日本倚仗较强的军事力量陆续占领我国沿海城市，导致我国沿海城市的物资供应链面临随时断裂的可能。
这是战时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组织力量来做研究。
张培刚很幸运，刚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刚好被安排参与这个问题的研究。
张培刚深入研究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因为当时已经有了国际贸易，宁波、厦门等很多沿海城市的居民吃的都是泰国供应的大米。
而一旦日本人把海运通路占领，我们就很难保证沿海城市居民的大米供应，怎么办？张培刚他们调查后发现，江西、湖南、湖北等省都有农民在种粮食，而且粮食也很便宜，那为什么国内的粮食不能供应沿海城市居民呢？调查的结论很有意思，尽管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很低，但是要把粮食从江西、湖南、湖北的乡下运到沿海城市，其中的过程却是非常艰难，一路上面临重重关卡、过路费甚至土匪抢劫，而泰国大米只要一上船，通过畅通的海运就可以进入到中国沿海城市。
海上运输的麻烦比陆路要小得多，这个认知在当时非常重要。
经济学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方如何富裕起来时，通常将重点放在生产上，即怎么提高生产效率、专业化分工水平。
亚当斯密指出，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生产效率越高，进而产品越多，财富越多。
但张培刚当时在调研期间注意到了除生产成本以外的问题。
要保护企业家
为什么要保护企业家2015年正和岛创新大集(重庆站)于3月30日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应邀在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演讲，以下为周其仁的发言内容：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创新创业。
从思想面上看，和一位经济学家有关。
他是奥地利人，叫约瑟夫•熊彼特，于1930年代提出一套创新理论。
在熊彼特看来，多数经济变化都是周而复始，人口增加，经济总量也增加，但人均水平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是一种平庸的经济。
要冲破这种平庸的、周而复始的经济发展，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真正的关键，最激动人心之处就是突破平庸，达到人均产出和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
为什么人均水平极其重要?因为只有人均水平提高了，经济结构才会发生变化。
人均收入水平低，满足温饱还有困难，那些较高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技术活动和文化享受就没有空间。
那样的话，整个经济面貌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现代经济增长。
那么如何突破周而复始的平庸经济增长呢?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到今天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概念，这就是创新。
他认为，如果没有创新，很难突破经济增长仅仅随人口增加而增长，就无从实现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
我们国家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国度，但是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增长也就是人口增加、经济总量也相应增加，但人均水平没有显著提高。
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大概从13世纪到19世纪，中国经济大体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论总量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在600年内没有显著提高。
1840年以后，人均水平还有所下降，那就是能不能保留地球球籍的问题了。
为什么传统中国经济呈现这个势头?按熊彼特的理念，就是缺乏创新、或者有创新的苗头却没有普遍和持续。
人均收入快速上升也带来挑战。
最大的问题，是在满足温饱之后，人们的消费需求究竟向哪个方向走，越来越难以驾驭。
大概念当然还是衣食住行，但文化娱乐和社会交往的需求也上来了。
究竟搞哪样不搞哪样，优先顺序如何，谁也不完全知道。
产业部门当然尊重顾客，可以信奉“消费者为王”但消费者往往也不完全知道。
周其仁在中国绿公司年会的主题演讲全文
周其仁在中国绿公司年会的主题演讲全文周其仁在中国绿公司年会的主题演讲（全文）谢谢，我讲一点书生之见。
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
经济运动是一样的，今天的中国经济，我一直是这样的看法，不会缺动力，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贫穷。
今天虽然总量占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在全球80位以后。
从中国的一代一代的企业家来看，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继续抓机会的。
所以中国的经济要很好研究，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用术语来讲就是成本。
因为我们想实现一个东西，你就会有东西来把你拉住，这个把你拉住的东西，让你的雄心、愿景、期望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实现的不如愿，就是成本。
分析这个摩擦力或者这个成本，它有好多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每个企业可以对付自己的问题，家家企业，不管出来多么鲜亮光彩，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一个对付，就是刚才马云提到的，准备付出多大代价，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我们处理摩擦力如果力量不够，看看别的企业做的怎么样，行业做的怎么样，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学。
我相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方面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
但是还有第三种摩擦力，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个别企业就对付的了的，它也不是企业互相学习学习，就能够有效的把它降低的。
这件事情，恐怕要引起在座各位高度的重视，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不能光对付前两种，还要研究怎么来对付第三种。
那么什么是系统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呢，网速为什么这么慢呢，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一讨论“互联网+”，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
但是这个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因为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
但是到了像我们这种非常基础的电信，或者它的附加价值服务，我们这个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是有限。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农村要发展,离不开城市元素的运用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农村要发展，离不开城市元素的运用作者：周其仁来源：《新农村》2016年第03期近日，第三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在浙江省丽水市举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出席并发表演讲。
周其仁认为，越关心农村，越要注意研究城市、利用城市。
建设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绝不是关起门来，孤立地靠农村资源来建设农村。
要开门借力，在农村发展中力争把城市元素发挥到极至。
第一，善用城市消费力。
我们国家今天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起来还是农村居民的三倍。
这是一种现存的市场购买力，不善用，可惜了。
对城乡收入差别如果善加利用，发挥农村比较优势，也有可能增加农民收入，收窄城乡收入差别。
第二，善用城市智力。
农村人但凡有个机会，一定到城里去上学，去开阔视野。
但是城里生产的知识，完全可以、也一定要用到农村来。
发展农村，可以也一定要借力来自城市的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想法。
第三，善用城市地力。
农村要赚城市人的钱，要把农村基础设施修好，把房子修好，那可是很花钱的。
利用城市地力建设农村，其本质就是城乡分享城市化的高地价。
乡村发展，要在城乡通开、城乡统筹的框架里打主意。
借力城市、善用城市，看起来是建设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关键条件。
（以下为周其仁演讲实录）善用城市元素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关键。
今天来了很多村里的朋友，也来了很多长期做农村工作的朋友。
我们有共同的关注，那就是如何把农村建设得更好一点。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提一个问题，在农村发展、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把城市摆在一个什么位置？或者问，怎么把城市元素放到农村建设中来加以把握？我提一个看法，供各位批评：越关心农村，越要注意研究城市、利用城市。
为什么？因为城市是国民经济的引擎，是发动机，是带动农村建设的力量。
按这个观点，建设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绝不是关起门来，孤立地靠农村资源来建设农村。
要开门，借力城市、善用城市，在农村发展中力争把城市元素发挥到极至。
周其仁：重启经济要打“来来往往”的大算盘
周其仁：重启经济要打“来来往往”的大算盘作者：暂无来源：《廉政瞭望》 2020年第12期演讲人周其仁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演讲，以下是内容摘录：“来来往往”实现财富生产和收入如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家庭，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财富的生产，实现真金白银的收入。
任何财富的生产活动都要和他人来往，和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来往。
可以说当代的财富是在来来往往当中生产的。
在来来往往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节点上，通过这些节点不断向外部辐射，然后构成了一种连接。
今天财富和经济的生产过程，和古代、和早期人类方式有很大的差异。
早期一个地方的大多数活动只是在一个狭小特定的范围之内完成。
比如一个村庄的农业活动，财富和经济增长都是在本村庄之内完成的，只有极少数一部分力量去赶个集、买卖东西。
但是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高速现代化以来，来来往往的水平越来越高。
这个道理在于，在来来往往当中，分工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企业，才能择专而精，选择生产它最有效率的东西，然后用所生产的东西，去和其他各方交换生产资料。
这就是来来往往的经济，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当中要高度重视来来往往的根源。
我们一个地方的政府当然要为本地人民服务。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各个地方的人民，要提高收入，要从事精神文明生产和物质文明生产，就一定要和其他地区来往。
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是为人民、为因为疫情封起来的人民的物质增长和精神需求服务，而且也要为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来往服务，要确保互联互通，确保来来往往，不断提高来来往往的水平。
“来来往往”要向更远地方开放当然，在来来往往当中要打算盘，个人和个人，家庭和家庭，企业和企业，地方和地方，都要打算盘。
算盘打得最好的是打大算盘。
什么是大算盘呢？从经验上来看，就是主动给其他地区，其他的人们提供服务，提供得越多，算盘打得越大，收入水平就越高。
周其仁：进步内需首先应进行市场制度改革
论坛主题的是均衡智道，由于在物理界均衡是可以观察出来的，钟摆摆来摆往就是均衡状态，而在市场里面，观察不到钟摆的情况，你看天天有人生有人死，企业生，企业死，更不要说市场价格。
均衡到底寻求甚么？为甚么把这个作为主题。
我的一个理解，就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市场，所处的经济非常不均衡，特别是最近特别的不均衡，所以会增加我们对均衡的向往。
在身处不均衡的世界怎样寻求均衡，这是聪明，这是我对题目的理解。
为甚么最近特别不均衡，我想由来已久。
由于经济活动当中有一个社会相对稳定一点，从全球来看冷战多是一个相对均衡，由于他构成一个格式，运转好多年，其中一个破坏掉那个局面就会转下往。
那末，中国、印度包括前苏联这些国家，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旦取得主权非常珍惜这个独立，但是没有处理好政治上面主权的独立与经济开放的关系。
所以一般来讲，这个人均700美元的时候，他的经济跟发达国家来往非常少，这样在发展水平上就会构成一个很大的落差。
过往我讲到过差未几像两个海平面一样，差多少？拿中国经验来看，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跟发达国家工人收进差100倍，然后是中国的开放，印度开放，前苏联崛起也是由于开放。
两个落差非常高的海平面之间，这个世界变得不均衡。
有两件事情是超出想象的，我们最初想像，为甚么原来开放？就是我们人口多资源少，一开放发达国家有很多资本可以引进来，他有技术引进。
所以我们开放基本上是一个来的概念，固然开放以后果然来了很多，几千亿资本进进中国，贸易模式，产业模式，更不要说金融模式，都是从高海平面来。
甚么事情没想到？中国、印度、前苏联人均收进很低的这个海平面也会有大量的输出，这个原来没有想过。
由于你资源来了以后，跟我们劳动力其他要素一结合，他也有产品，也有比较上风，而且由于这个落差大，过往关起门来受穷，现在一开门，穷就变成了低工资，就是生产本钱低。
同一个产品在生产本钱低的国家来生产，他有很大的比较上风。
这一条中国在开放早期没有想到，输出量会到达这个水平，相当于中国今天这个GDP30%的水平，变成世界制造工厂，这个过往没有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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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言题目是“经济下行的风险当中可能会给中国的产业界增加新的动力”。
因为经济形势很好的时候，变革的动力通常不够强，但是如果经济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困难，就会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动力来推动新的技术，我就这个题目讲一个看法。
首先讲讲经济形势，今天为大家讲一个框架，全球化的形势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12亿人组成的发达国家，大概人均3-4万美元的GPD,高度的发达；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较低的世界，二三十亿人口，中国、印度、前苏东发展中国家，人均GPD在3000-5000美元之间，这两个世界在冷战之后长期不怎么来往，过去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中国的开放带了一个头，邓小平的开放实际就是把这两者打通。
中国是80年开放，印度是90年，91年前苏联垮台，一垮台苏东体系就出来了，这个模型很简单，如果两个经济发达水平差别特别大的两个主体不来往就很难发生对流，一来往一交流，全球经济就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发达国家优质的资源、比较优势、资本、技术、商业模式、人才，边际效益高，大量外资进入，这是开放的一个结果。
还有一个结果没想到，就是地海平面也会产品输出，因为他的用户低，土地低电费低，人也便宜。
过去人也不会做，之后开放之后用了发达国家资本技术结合，变成大输出国。
产品FU。
但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迎来的高增长，不管是发展国家的高增长，欧美国家特被像美国也超出了长期的平均增长空间，等到中国开放之后，美国的资本获得了新的用武之地。
投资在全球布局得到了回报，这些都是不管对于中国，对发达国家也有好处。
我的看法全球就是世界两个海平面，从不打通变成打通，打通的结果就是两岸的差距变小。
邓小平当初说的翻两番，翻两番的目标是2000年达到800美元人均，那么可见之前只有人均200美元。
200美元和但是美国的发达国家比差了100倍，现在5500对40000已经是10倍以内的概念，今天在座各位都见证了这个过程，今天中国的人工、土地、房子，有些产品比国际市场还贵，这些问题就是对流带来的。
这也是今天全球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通虽通了，但是没有变平，因为还有设备的差，设备的差距显得很难熬。
差100倍的时候，中国这个产业格局对发达国家的冲击十分有限，过去上一波压着四小龙起来，很多劳动产品在台湾、香港、韩国生产，美国欧洲不参与生产这写东西，厂逐渐移到大陆对于欧美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大陆的经济不光是劳动密集型，随着经验积累，企业家精神的焕发，它的产业开始往上走，从自行车到汽车到飞机制造。
这些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这其中就带来了所谓“偷还是带来了比较优势的发挥”。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危机包括后危机时代的麻烦，就是桑德尔逊在去世之前的论文写到的“比较优势是好东西，但是比较优势是动态的话里头就会有麻烦，因为一侧的进步会比另外一侧进步的快”比如学习，后发国家可以学习，拿来就可以做，可是发达国家在前头创新，这两个进步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出来，但是人力非常贵，工资福利又是很难向下调的，工资福利是刚性的，往下降非常困难。
可是中国印度竞争力起来之后，不降又不行。
这就形成了摩擦并且有加速的趋势。
这个东西就会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这种“通，但是会带来不平，成功高速增长”它也会让我们经济的很多参数发生变化。
我们来看这张图，由于刚才讲的比较优势，中国就开始创造了越来越大的顺差，93年中国的外汇存底大概是180亿美元，后来可以到两万亿三万亿3.6万亿美元，这是以前从来没敢想的事情。
这就是在座企业家生产的东西。
运到发达国家去，赚来了钱，这是好事情。
但是这个好事情带来很多参数变化，因为美元进了1块就相应的应该有7，8块的人民币要出去，美元需要结汇，更商业银行结，商业银行大量外汇投存跟央行结，央行已结汇就把基础货币放出，基础货币放得量大资产架构就要发生变化。
所以房价地价框架，大家看这些年为什么实体经济造成很大冲击因为远远不如这些资产价值上涨带来的利益高，做产品一个车的利润和一个房子两年内的翻番完全不能比。
然后你再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通货膨胀，CPR会上去。
多数固定收入人口就会变为社会紧张，变成社会问题，要调控。
所以我们这个模式创造了庞大的国家外汇的同时国内经济货币运行的环境一直在变化，这个变化一定点就会变成很大的麻烦。
资产价格涨是好，但是涨总有涨不上去，房价再涨上去会出社会问题，政府要不要管，要管，一管房价又会变化，大家都在较好的预期下，借了很多钱去炒房，突然房价稳住了，甚至土地、矿价掉下来，那金融上家庭公司都会出问题。
所以我的理解这就是今年形势的特点，下行怎么来，人会在判断未来的时候会出错，好的时候会把未来看的特别好，所以投资消费就会过度。
遇到挫折，人又会把未来看得特别糟糕，所以所有市场当中的人心里上都有这个特点，这样就会带来波动。
太好的形势好不下去了。
那2012年现在突出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有62万亿银行贷款的余额，前几年都是负利率，银行的名义利率低，负利率的情况下谁借钱谁就增加资产，铁路部门、电力部门、能源部门都是高负债，上市公式高负债，负利率借钱是一个杠杆。
可是等到2011年宏观调控开始起作用，特别是中央政府用各种严厉措施抑制房价上涨，麻烦马上就来了，利率转正，CPI到了2左右，负利率变成正利率62万亿光这个力量就把市场狠狠的往回拉。
大家突然觉得什么都卖不动东西了，都挺不容易的，市场的整个需求由于利率的变动整体疲软，然后加上欧盟现在变成慢性病，欧盟作为中国第一出口市场，出口又占中国GDP很大比例，所以里外里今年全面下行，虽然三月份人代会已经做了预期，把今年的GDP增长率放在了7.5，但现在看来可能还没有足够估计到下行的压力，那现在往后到底怎么样谁也不敢讲，不知道国际、国内怎么收敛。
当然中国手中还能够松动一些投资，但是有2009年四万亿大投资的前奏，钱再放多对中国产业企业、地方政府没什么好处。
所以也不能够无量的推进，所以看起来下行还会有一个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要当心怎么把水位稳住。
我理解中央讲的稳增长就是怎么稳住水位，水落就要石出，我们经济看起来很繁荣，里头债务的石头有水盖着没有问题，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但是如果里头水落得太快那石头就会露出来。
稳增长最大的就是要稳住制造业，我们还不是美国那样的经济，服务业可以占80%，我们11年47%的GDP是制造业，我们的制造型又是外向型制造业，国际订单的市场收缩了，我们很难对他们的市场收缩，加上国内市场收缩，利率从负利率专为正利率，它对整个消费投资总需求有一个抑制影响，所以现在有一个出路何在的问题，我们庞大的制造能力在下行当中变成过剩。
出路何在？我的看法就是这么几条：1、要疗伤，我们这么多年高速增长，总有代价，要好好疗理，特别财务上的资产负债表要修复它，负债率太高总是危险，需要疗伤，不能再希望政府再推出另外一个四万亿，把问题盖住，这是危险的。
那么对于资产负债表健康的公司就是创新突围的问题，过去的打法是过去阶段经济参数形成，大家习惯拼命的做，工人满满的开，经济如果高增长满负荷的开动变动就很少，很难变动，一定要在下行的时候才能带来变化的空间，所以创新突围、开发新市场，引进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我看来这个东西是一个工具，现在的问题要开发新的需求，降低成本。
我们的压力对于传统制造业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水涨船高不差钱，市场需求很大，这是我们过去基本的经济现象，工资增长都是20%以上，生产率根本没有那么快的增长，这如果不料理很多公司都很难过去。
那么在创新突围的过程中，我们要对新的动向告诉敏感，不要为下行犯愁，愁也没有用，市场经济不能让每家公司永远的活下去。
突围的时候要高度敏感，那些是新东西，哪些东西对成本节约有明显作用，那些东西有助于我们开发新产品，这我希望与大家交换意见。
大家来看看这些图，这是现在一些像玩具一样的东西，就比传统的打印机多了一个维度，传统的打印机只能打出二维的一张纸，它现在能打出立体的东西，开始全是像玩具一样的东西。
现在的产业革命开始都是玩出来的，微软、苹果，很多东西开始都是好玩的。
所以现在大家高度灵敏，这些3D打印机发明的时间并不长，真正开始有产业运用就是因为好玩。
你发现发达国家很多的人有老爷车，里头零部件不行了，买不到了，3D打印机就能够打出来，把图一扫描就能把零件造出来，打印机用不同的材料能打出立体的东西出来，不要有模具，就是电脑里头的算法，画什么型出来的就是什么东西，慢慢从汽车零部件，到医疗，用立体打印机打出骨骼器官来。
这个运用开始了，那个图上一只耳朵，据报到讲这个耳朵打出来的时候还是热乎的。
这个开始搞建筑，这个很小的房子，有的人问能不能造大，可以造大。
很多创意，想法，这些东西如果能够批量出来我们传统的产业要遇到一次很大的冲击，不敢说里头有会怎么样，但是应该要高度灵敏，英国、美国、以色列等少数派，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所谓第三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人类从人力变为机械力，第二次变成流水成产线，现在很可能变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改变整个生产制造的流程，让制造业和数码技术更深度结合在了一起。
去年11月欧洲的模具展上开始展出了3D打印机，叫叠加工艺，用不同的材料可以出不同的东西，整体的牙齿、零部件、骨骼，它能整体的打出很多的玩具，工艺品，现在最近的创意是意大利与宇航局合作，登月只要带打印机上去，利用月亮上的资源打出成品来做建筑，这些听起来胡思乱想的创意，因为他们有成本优势，如果它里头可以开发新的需求，我认为就值得中国的企业家高度关注。
还有数字化的制造，智能化的功能，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新型的工厂与以前的工厂的流水线制作不同了。
然后还有新材料，这些东西共同塑造一个叫做高端制造业。
现在因为美国的就业压力太大，也是被两个海平面顶着，我们总的说来是它几分之一的工人把很多美国人的工资顶了，他们甚至开始发起一个叫做制造业回流美国，回流如果成本太贵那企业肯定不会相应，但现在发现有的3D制造的产品，在美国欧洲制造比在中国制造还要便宜，成本有优势。
这写事情可要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注意，而且特别在下行的时候。
另外国内已经看到，我们的房价，就把零售业成本、物业成本提上去了。
今天我看了腾讯的商务功能、阿里巴巴、淘宝网已经开始大量出口的东西卖不动，通过网络在内销。
整个纺织业、服装业如果没有网络销售，垮的要更厉害。
今年阿里巴巴一万亿的销售额，11月11号光棍节一天，去年说是50多亿销量，今年马云估计会到一百亿，一百亿所有的物流、银行都要瘫痪。
这个革命是在商业领域进行的，现在欧洲、美国冒出来的实在制造业、生产环节进行的，这两个革命如果合流。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所以我的看法，这其中创新的东西我们应该高度的敏感，尤其企业结构、产业格局顺风顺水这么多年，我们WTO签约是1997年，很长时间过去了，方方面面都会对中国的成就做出反应，而我们自己的参数从工人的工资、税收、土地价格也都在变化，加上今年的经济下行，加上欧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