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翻译语妙天下

钱钟书的翻译语妙天下

钱钟书，一座文化昆仑，一代博学鸿儒。他博学多能，兼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翻译三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

钱钟书的翻译恣肆传神信属鬼工。他译英国诗人拜伦写给情人的一封信，走笔典雅，一不留神，竟超过了原文，成了倾诉离别之苦的绝唱；也完美地实践了他提出的翻译的“化境”（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之说。拜论原文：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one who goes away suffere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钱钟书译文：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

译文用典浑然天成，丝毫不露翻译之痕；令人玩味再三，拍案叫绝。

从1950年到1956年，钱先生几乎没有文章发表。这六七年时间，一个大学问家怎能无论著问世？一直让学界感到不可思议。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钱钟书先生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继兴考证，钱钟书先生曾在1955年填写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表》中说：“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1954）2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故无暇顾及其他活动”。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把“毛选”四卷准确地译成英文，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谁能领衔担此重任，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钱钟书当年从清华考取牛津大学留学生时，其考试成绩名列榜首。他在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潜心攻读英国文学，其时牛津大学出版一套“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

”，聘请钱钟书担任特约编辑，他是编辑组中惟一的一个中国学生，其英文水平可见一斑。钱钟书的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人，征引包括数种语言的著作1780多种。很多引用的外文是钱钟书先生凭他超人的记忆默写出的。由此可见他英文造诣之深。

1950年，中央有关领导几次邀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

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经过慎重考虑，他方应允。并非钱先生高傲，而实在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具有风险性的工作啊。这是关系到把毛泽东思想公诸于全世界的大事，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接受这一任务后，钱先生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极端认真，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那时候他家住北京西郊中关村，而工作地点在东城区，每天要坐车走很远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以他的学问和能力，“毛选”四卷英译本，不仅达到了“信、达、雅”，更达到了“化境”的翻译标准（“化境”一语由钱钟书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

当时翻译《毛选》时，金岳霖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钟书，

不料钱钟书脱口而出答道：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形音义三美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

不佩服。

还有一句成语：“三个牛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钱钟书译成：Three cobbler swith their wits combined，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于是传诵一时，外研社1997年版《汉英词典》中该成语从钱译。钱钟书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译坛的顶峰。

《毛选》中的“化悲痛为力量”，钱钟书译作Turn grief into strength，也是传神之笔。钱钟书还指出《毛选》原稿说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腹中有误（见毛著《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应为铁扇公主，从而纠正了《毛选》正文的一个差错。

钱钟书先生对翻译工作非常认真，也很下功夫，他特别瞧不上那些混饭吃的翻译家。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先生关于那些差劲的翻译有这么一段精妙绝伦的嘲讽：

“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却一变而为诱导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中国旧名“牵马”，因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使读者心仰神驰，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个饱、看个着实，就得设法去读原作。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

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须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十七世纪法国的德·马罗勒神父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他所译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Epigrams of Martial）被时人称为《讽刺马夏尔的小诗集》（Epigrams against Martial）”。

钱钟书曾发感慨道：“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

”，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这番很能体现钱氏幽默的议论，恐怕有他参加《毛选》英译的甘苦体会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