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戏剧研究--长生殿

洪昇的疏狂

《长生殿》剧作本身的复杂性是后世对其评价产生歧义的主要原因。因复杂而歧异纷呈，那么，剧作的复杂性来自于题材本身吗？题材的选择固然很重要，但是，洪昇选择的这个题材其所表达的和所寄寓的才是造成《长生殿》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要先从洪昇说起。

认识或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往往是通过对个性特征的分析而获得索解。在有关洪昇个人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关于他个性中“疏狂”字样的介绍或描写。如徐嘉炎在《长歌行送洪昉思南归》中说他“好古每称癖，逢人不讳狂”。尤桐在为《长生殿》所作的序中这样描写洪昇：“洪子既归，放浪西湖之上，吴、越好事闻而慕之，重合伶伦，醵钱请观焉。洪子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洪昇也自我记述在宴会上“率尔奏短歌”，或“浩然发长啸，酒酣自落帽”，因而常引得“四座颇惊怪”。由此可见，洪昇的疏狂是很有名气的。

什么叫“疏狂”？疏狂就是超越世俗、没有任何拘束的纵情任性或放荡骄姿的状态。如果我们把疏狂当作艺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来理解，它很近似古希腊的柏拉图形容诗人在获得灵感时的所谓“迷狂”状态，但它更与荷雷兹、维兰特和叔本华沿着柏拉图的迷狂而称诗意盎然的状态为“癫狂”相接近。不过，西方对癫狂的释义主要是用以描述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的一种奇异的心理特征，我国的疏狂这一概念不特指艺术活动，它是在涵概了艺术活动在内的同时，则主要的是指一个人超出常则的行为方式，而那种超常的行为方式是很有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的味道。那么，洪昇奇异、超常的即疏狂行为怎么来理解呢？我认为，洪昇的疏狂是他历经精神磨难并因此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感受后百感交织郁结于胸成为一个孤独者的情感表现，是充满了苦味的诗意栖居。

我们知道，《长生殿》最终定稿的时间是1688年，即康熙二十七年，这年洪昇43岁。依照古人的看法，四十岁是人生精神成熟的转折点，即对人生不再是有疑惑的年龄，因而也是到了考虑彼岸问题的年龄。洪昇在这个人生根本问题上解决得很早，大约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长生殿》就是他完成的标志。他在《长生殿?例言》中介绍自己创作这部作品的时间时说：“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这就是说，他在三十岁左右就确定并着手进行《长生殿》的创作了。我这里是用《长生殿》的创作时间作为洪昇精神成熟转折点的标志，乃是因为《长生殿》是他全部情感的寄寓亦即艺术（戏剧）的表达。

洪昇很早就能完成自己人生的精神定位，是磨难使然；那么，是怎样的磨难呢？洪昇自二十四岁便离开家乡杭州进入北京国子监读书，直到四十五岁因“非时演唱”《长生殿》一事入狱并被革去国学生籍止，他足足当了二十年的太学生；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既没有在科举之路上进身，也没有进入仕途得到一官半职。以洪昇的家庭背景和他本人的才学而言，他该作何感想呢？从家庭背景方面说，洪昇的家族本是钱塘望族，从他的母系方面说，洪昇的外公黄机，在康熙朝官至刑部尚书和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这应该是洪昇借以凭持的光耀显赫的政治靠山。从父系方面说，虽然我们对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方面的情况因史料不足而缺乏充分的确证，但是，就古代姻亲讲究门当户对和黄家的地位必然决定其联姻富有政治色彩或对方地位应与之不相上下的推断来看，洪家的身份当然不会差到那里（本文后面还要论及）。可是，这些对洪昇的进身事实上无补。如果洪昇是一个平庸之辈可以没有什么说的，相反，洪昇到了北京不久，便以自己出众的才学博取盛名。黄机就称赞自己这个外孙是“少负英绝之材”，“决其非久于贫贱者”。这是黄机在1675年说的话，洪昇这时30岁，已经当了六年的太学生了。可见，从才学方面说，洪昇当时和直到以后也没有给自己在仕途上赢得青云直上的好运，正所谓“十年弹铗寄长安，依旧羊裘与鶡冠”。以洪昇的社会关系和他的公认的才学，为什么会沉埋不达，这曾一直使研究者困惑不解。

洪昇的命运还不止是这样。据洪昇的研究专家的研究所得，洪昇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

就曾数度身被家难，“有的‘家难’前后缠身一、二十年，例如为父母所恶的‘天伦之变’，弄得以古孝子自勉的洪昇有家不敢归，流寓困穷，精神上十分痛苦（作者注：洪昇有“三载无家抛骨肉，一身多难远庭闱”的诗句）；有的家难则纯粹是政治案件，例如‘大人被诬遭遣戍’更害得洪昇号泣求救，南北奔忙。”洪昇的家难由于在当时文字上的记述就语焉不详而使我们至今也不完全清楚。但是，洪昇及其友人的诗文中留下的只言片语，透露出的消息是，他的父亲是因遭到诬陷而被朝廷流放了。他的好友朱溶就指出“其亲罹事远谪”，而洪昇“徙跣号泣，白于王公大人”。洪昇也偶有述及：“时大人被诬遣戍，昇奔归奉侍北行。”由此看来，洪昇的父亲是被清廷流放了的，而且洪昇也曾陪伴过“遣戍”、“远谪”的父亲“北行”的，因为这里有明确的“奉侍北行”之语。我们知道，清代的流放作为一种流刑制度，是相当严厉的，往往一案连坐九族，亲朋故旧，不管与案件有无关系，都很容易的被牵扯进去。如果我们大胆一些来揣测洪昇“奉侍”父亲“北行”这一作为孝子的非同一般的尽孝行为，在流放者中也不乏其例，李兴盛先生在《东北流人史》一书中曾记述：清康熙年间进士戚麟祥被遣戍清代流放地东北宁古塔时，其子戚弢言虽然已举于乡，成为举人，但为尽孝道，随侍而往，在父亲身边“朝夕左右，无倦容”。又记康熙时的内阁学士兼詹事房詹事杨瑄曾两次被遣戍到东北地区，身边就有锡履、锡恒两子跟着出塞随侍。根据清代的流人文献记载，清代早期的流人主要遣戍地是辽宁的辽阳、尚阳堡，黑龙江的宁古塔、卜奎等地。我们不知道洪昇的父亲是以什么罪名遭到流放的（科场案或文字狱？），而洪昇是随侍“北行”，进入流人的戍地东北地区，至于何时而归，没有任何文字上的记述。我一直很怀疑他的那首《南归》诗（“七年悲屺岵，万死负庭闱。祸大疑天远，恩深觉命微。长途四千里，一步一沾衣。”）该是写他“北行奉侍”回来时的心情吧？洪昇本人和他的朋友们看来也是很讳忌谈及此事的，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坐”的惩罚制度而让人惧怕和畏谈吧。

当时的洪昇家庭具体状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诗礼瓒缨的钱塘世家名族，洪氏一门自南宋的洪皓到明代的洪钟，英才辈出，在中国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曾扮演过重要角色。这里有一个很重要情节，就是在元蒙统治时期，洪家曾避地浙江上虞，对元蒙统治者持的是不合作态度，直到明朝建国才复归杭州，而自明清易代始，洪家便盛世不再，包括父亲遭流配这样重大的事件在内的家难不已。对于洪昇父亲之被流放问题，不管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实际上，它标志着洪氏在清初的政坛上已被逐出，清廷于此表达了不会像宋明两朝那样垂青于洪家的意志。而作为明代遗民的大族盛门的洪家呢，其学术与门风、家族信仰与政治取向形成的精神传统，例如华夷之辩和坚守宋明文化即汉民族为主体、为本位的思想等，恐怕因此决定了洪家与清政府持不合作的态度。洪昇父亲遭到清廷遣戍不会与这样的家族精神传统没有直接关系！洪昇因此陷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他的老师、清初诗坛领袖王世祯在洪昇落水而亡后感慨的追忆说：“昇，予门人，以诗有名京师。遭家难，流寓困穷，备极坎壈。”洪昇的门人吴作梅评论说：“先生诗文妙天下，负才不遇，布衣终老。”自不待说。他的人生是极为苦涩的。

一个名门世胄之子，一个身遭重重家难的不幸人，一个满腹才学却长期困顿不达的太学生，现实失落的洪昇，他的情怀和感受该是怎样的呢？袁枚说他是“沉郁顿挫”，戴普成说他是“无可奈何”，毛奇龄指出其“所至诎抑”，汪熷认为是“多怨”、“泪深”。无论是“沉郁顿挫”，还是“无可奈何”，或者是“多怨”、“泪深”，洪昇是以“疏狂”表达自己尘世的人生感受和情怀的。

洪昇的疏狂是极具个体性并有着丰富的内容的。其中有对人生的洞穿或看透，有对虚幻和真实的质询，有对现实的挣脱和超越，有对个人命运升沉起落、荣辱得失挥之不去的感慨，有对家国兴衰成败的记忆与追怀，有对理想的破灭后、绝望下不得已的放弃，有对此生在世生命存在意义的深长叩问。总之，可以用洪昇曾对自己的精神状况所做的描写来理解他的疏狂，即“国殇与家难，一夜百端忧”。这里的“百端”即是感受的难以尽数之义。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