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商业区形成与演变的空间句法研究

四川建筑　第30卷1期　2010.02

成都市商业区形成与演变的空间句法研究

黄　涛,李　异,胡应红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摘　要】　空间句法理论作为新兴的城市形态量化分析的辅助手段,在国内城市研究中较少。文中利

用空间句法理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成都市商业区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总结了圈层式扩展城市的商业区发展的特征,为空间句法理论在中国城市的应用提供了实例。

【关键词】　城市规划;　商业中心区;　空间句法;　成都

【中图分类号】　T U9841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09-03-30

[作者简介]黄涛,男,硕士,研究方向:城市设计;李异,男,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设计;胡应红,女,硕士,研究方向:乡土建筑。

1　理论简介和主要观点

“空间句法”

(Space syntax )是进行城市形态分析的一种工具,研究的对象是城市空间本身的结构特性,也就是对街道系统构成城市空间方式的研究。空间句法分析过程是利用数学模型作量化研究,因此该理论可以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之初,定量分析和预测城市中各街道的人、车流量。表现在具体参数上,就是集成度(I ntegrati on Value )概念,它反映城市轴网或由轴网围合的地块与周边的集聚程度,比较城市不同地块可达性与可渗透性的优劣,进而标志单纯因街道网络

结构而形成的城市的活力区。

图1　街道图解示意

人们使用街道的先决条件是感知并到达街道,使用者到达程度的难易会影响街道的使用频率,因此,街道的等级分化并不完全依赖于自身的长度或其它自然属性,而是它与其它街道间的连接组织关系。在这一系统中,任一对象都会影

响到其它关联或受到其他关联的影响。空间句法理论认为街道本身是作为线性空间通过街口和转折与其它对象(街道)关联的。这可以通过图解分析,计算从某一街道到达其它各街道所要经过的街的数量。如图1所示,从不同的街道出发到达其它街道的总步数是不同的,这个总数反过来也可以表达其它街道到达这一街道的难易程度。对于已经给定的街道网,利用上述图解方法可以得到不同街段的集成度信息,这种集成度就表示了街道可达性的高低(图2)。它反映了城市街道聚集城市功能的原动力,这种动力为城市业态的

分布奠定了基础。

图2　街道集成度图示

在早期,理论提出者希列尔教授和他的工作组分别研究了亚特兰大、伦敦、东京和曼彻斯特等东西方不规则自由网格城市的街道轴线,从中总结出集成度与零售点分布的内在联系———街道活力的本质来源

于街道结构,高集成度的街道具有

较好的可达性,进而吸引商业及服务设施的聚集。本世纪初,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空间句法理论,以中国城市作为实例验证理论的适用性(其中主要有朱东风的《基于空间句法分析的城市内部中心性研究》.2006,何子张等人的《基于空间句法分析的厦门城市形态发展研究》.2006,鲁海军等人的《基于空间句法的城市道路网可达性分析》.2007等)。在以上的研究基础上,笔者选取成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商业中心区的形成演变与街道格局的关系。

2　成都市街道与商业区演变的研究

本文对街道网结构研究的时间跨度为从1949到2007年,选取这个时间段的原因有二:首先,成都历经多朝兴衰毁建,街道结构变化较大,现有的城市路网基本上是在清初至清中期确定并保留至今的;其次,直至上世纪50年代,成都市内的府南河、金河等一直是重要的水运通道,河道与支流构成的水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业态的聚集,这对街道网络的研究会造成一定干扰,而上世纪50年代后,水运逐步衰退,现有河道已不再通航,此时的研究可将干扰降至最低。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对成都进行了1950年、1975年、1985年、1993年和2007年城市轴线地图的构建工作(图4、图5),除2007年以电子地图为基础外,其他各时期均以成都市地图出版社提供的当年城市地图为准,通过对城市轴线地

2・城乡规划与环境建设・

四川建筑　第30卷1期　2010.

02

1950年 1975年 1985年

图3　成都路网分析

图的计算,得到集成度数据文件,并在A rchvie w (A rcvie w 的

Ax woman 插件是一套进行空间句法模型计算的常用软件。

)中进行图示分析

。

1993年 2007年

图4　成都路网分析

(1)1950年之前,城市三城相连的格局分明,成都城内

仍保留原有的皇城城墙,城墙对东西城区联系造成一定的阻

碍。从分析结果可知,高集成度街道分布零散,主要位于城墙周围沿线和大城区,城市的中心区模糊,仅在城市东南春熙路片区聚集了较多的高集成度街道。该时期东西两城区街道集成度相差较小,城市中心略偏城东(表1)。对比相应时期的实际情况,1949年末,成都仍是一个手工业、商业和休闲娱乐业较为繁荣的传统消费型城市[4],由于居民出行方式单一,活动范围受限,工商业区无法远离居住地而独立存在,文献资料显示,当时的工商业税收额中,电气工业占9%,手工业占13%,商业占78%(宋应:在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0)。占绝大多数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都是以点状随机散布在城市居民区内,处于依附状态,城市土地处于混合状态,因而造成了该时期商业区不明确的现象。

1951年至1969年,成都陆续拆除了皇城城墙、门楼、明远楼、致公堂和蜀王府等古建筑,至此城市东西两区的阻碍被打破,由此带来城市空间格局的新一轮演变。

(2)1975年句法分析中,最高集成度区域依然位于盐市口-春熙路片区。但从图示中也可以看到,高集成度街道的分布情况开始扩展,除建国初的东大街和红星路外,大慈寺路和江汉路———三槐树路也进入了第一梯队,并由以上四条街道构成了成都市东、西两区的集成中心,即骡马市商业区和春熙路商业区。对这两个商业区来说,早期优越的交通条件是吸引商业用地布局的主要因素,

街区的高集成度满足了

区域可达性的要求。这时的城市发展沿上述四条高集成度街道呈脊状发散,结合周边的第二梯队街道在这两个区域间形成了“L ”形的商业带。但与此同时,一环路的兴建打断了大城区原有的方格网状街道布局的延续,加上城市受两河环抱的地理因素制约,其中心区域拓展的动势已经大大减弱(图5),集成度分布趋于稳定

。

图5　1975年集成核受河道的影响

与建国初期相比,在70年代后期,大城区凭借其方格形街道网的布局在高集成度街道的分布的扩展上取得较大优势,东大街、大慈寺路和红星路的集成度开始急剧上升,这预示城市空间发展面临跃迁,将向东部大规模扩展。另一方面,一环路的建成改变了城市扩展的方式,从图示可以看出,一环路全线大多数路段的集成度值都处在第二、三梯队,这些路段在街道网络结构上所处的位置使它们有足够的资格(如较强的可达性)接纳商业单元的进驻,这种街道结构的变

1

2・城乡规划与环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