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阿来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摘要】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毫无疑问，这是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阿来的小说创作既坚持不懈地把艺术触角深入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中寻找民族文化的踪迹；又在不断地寻找中为民族文化的当代转换和重构探寻着超越之路。

【关键词】阿来小说文化身份认同超越

阿来，当代著名的藏族作家，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尘埃落定》，198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引起了评论界对阿来文学创作更多的关注。阿来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其小说创作成果，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阿来也成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绕不开对“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解读和阐释。那么什么事民族文学那？“从广义上来说，作为生命个体的创作，所有的文学，都是民族文学，都是由具有独特文化身份的生命个体创作的。每一个作家，都是以一定的文化身份进行创作的，也必然地要进行他所选择的文化表达，也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在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就自然的获得了某种文化意义，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换句话说，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民族文学的创作，任何作品，都是民族文学的作品。”[1]但在中国以汉族为绝对主体、各民族共存的多民族背景下，民族文学又有了特别的意义，一般指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文学，即少数民族文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界定，一是作家是少数民族，二是作品具有民族特色或者反映了民族生活。阿来的小说创作具有以上鲜明的特点。他从本民族的深厚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通过文学话语，来建构自我作为藏民族个体的文化观。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并没有陷入“民粹主义”偏执的狭隘视角。在对汉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比较中，使作者对自我的民族身份和本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毫无疑问，这是民

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阿来的小说创作既坚持不懈地把艺术触角深入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中寻找民族文化的踪迹；又在不断地寻找中为民族文化的当代转换和重构探寻着超越之路。

阿来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是不断嬗变的。阿来在《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一文中指出，“我是一个藏族人”，作为一个“跨族别”、“跨文化”体验者，虽然“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但始终依靠着母族文化，在回归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原乡。藏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汉语嫁接后的语言形式，形成了一个多语言混合的叙述方式，在这种新的“第三语言的空间”，在叙述中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发散式的语言系统，为阿来的文学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阿来的早期作品所表现的文化身份呈现为单向度，即确认“自我”（藏文化），拒斥“他者”（非藏文化）。它通常将小说背景至于清净明朗而相对封闭的藏区高原，故事情节简单。因此，“阿来早期作品更多的是对古老的藏族文明的认同。然而随着写作的深入，阿来逐渐意识到他日益陷入族际边缘人的尴尬处境：在藏地他被认为是汉人，在汉地又被认为是藏人，始终无法找到灵魂的归属，与此他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危机。这种复杂的感情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对民族文化深层次的迷恋、对族群文化心理的细致剖析以及作为文化弃儿的焦虑”。[3]此后阿来逐渐开始走出自我封闭的怪圈，将困惑的目光投向“他者”，其作品塑造的人物不再是单纯的藏族血统，而是更多地赋予双重文化身份。《空山》着力表现一个村庄的秘史，不再是单一民族的故事，也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传奇，而是对于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的深刻思考。

在阿来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对藏民族文化之“根”的深切关注，其实也就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关注，也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自觉地、深刻地体认。阿来对自己民族那份深沉的爱和作为被边缘的藏区——嘉绒人的那份对文化身份的焦虑始终萦绕在他的小说中。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阿来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寻找主要落实在对本民族民间文化的现代书写和重塑上。阿来深刻的意识到，文化的“根”对少数民族来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融过程中追溯本民族的伤痛史，从而在伤痛中进行反思，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族群文化的神话起源的关注是阿来创作中非常明显的特点，通过对神话传说的借用和改写，阿来在精神上与嘉绒祖先取得了联盟，沟通了当代社会与民族历史。嘉绒藏区作为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典型，可以代表藏区今天发展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的剧烈冲击，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关系遭到破坏。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理性意识的作家，阿来内心的那份焦虑更为集中、猛烈。因此，通过他的小说，他写出了美好的农耕文明时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正被工业文明

带来的现代观念一步步吞噬、变异。阿来所采用的方法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传统，而是要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因此他毫不犹豫的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的渊源之地——充满神话色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在民间文化的海洋里，阿来试图寻找一种能够为民族的当代发展提供积极意义的精神启迪，从而在强化本民族社群与个体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同时，激活传统文化中潜藏的那些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因素。

阿来既是一个不断回望历史的艺术追求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着自觉地超越意识的作家。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艺术视角固定在民族传统文化的肌体上沉迷不移，而是始终以一种阔大视野在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中寻求民族文化的嬗变与提升。在这种文化理念的指引下，阿来的创作表现出了颇具力度的批判意识和清醒的超越意识。在阿来的文学视野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延续的“根”，没有了它，一个民族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据，因此，追溯民族文化的根源是一个民族确立自身存在的根据。但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一种被过滤的单一存在，鉴于此，在追溯传统文化根源时，必须持有足够的批判意识，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在发展中获得新的力量，从而继续向前拓进。在《格萨尔王传》种，作者对这种批判意识展开了充分的实践。“格萨尔王”是在藏族地区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他已经内化为藏族文化心理的一种文化“本能”，被“历史化”为一种本真的存在，从而取代了历史的真实。于是藏族文化中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不断地给“格萨尔王”增添想象的成分，不断地神化与“格萨尔王”有关的一切文化现象，比如说关于它的说唱，使其越来越神秘化，从民间滑向了天界。作为一种艺术产品，这样的艺术处理毫不为过，但在历史研究中把它也神化，则是缺乏理性精神和现代超越意识的表现。阿来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弊病，对于神话题材的在创作，他采取了一种世俗化的路径。“格萨尔王”就是一个传说而已，说唱者也不过是凡夫俗子。显而易见，阿来对这个原本严肃的话题进行了降格处理，他追求的是一种贴近生活现实的文学叙事，尽管他选取的题材充满了神圣的文化内涵。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文化态度，那其中包含的文化批判意识确实是很有力度的。

与批判意识相伴随的是阿来的超越意识。在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时阿来表示：“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比较笼统的说法，我是一直不以为然的。从老派一些的文学方式出发，这种提法容易倡导一种外在的风俗化的写法。外表上具有一些现代感的，又很容易找到一些甚至一堆文化符号……所以，我并不认为《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或那片特别的地理状况的外在景观。当然，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读者有权猎获一些奇异的东西，特别的东西，都市生活里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体味的东西”。[2]看得出，追求一种具有人类存在普遍意义的艺术境界，是阿来创作所渴求的目标。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藏族是具有浓厚宗教信仰的民族，“格萨尔王”故事在后来的发展中受到宗教因素的巨大影响。作者在《格萨尔王传》的写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