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论陈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是当代文坛的全面繁荣时期，而这一时期中的女性作家创作，也在当代文学领域中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陈染是崛起的当代女作家中比较富有个性的一位，其大部分创作被评论界视为“女性主义”作品。陈染以其“勇敢大胆的文本实验精神、女性个人体验的独特视角、真挚严肃的创作态度和神秘奇诡、富于象征、隐喻的写作风格”，[1]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女性意识的觉醒，使陈染认识到女性在男权阴影笼罩下那种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女性的独立和胜利必定要通过反抗男权文化来实现。这种观念反映在她的私人化写作中，表现为陈染一反塑造男性形象的传统模式，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被颠覆。她笔下的男性形象显得扁平而又抽象，逐渐消磨和丧失了男性特质，趋向弱化和符号化。陈染企图以此来瓦解象征男权文化的秩序和观念，完成对男性中心的否定和反抗、抨击和拆解。因此，男性形象在她的小说作品中要么是“历史缺席”，要么是“完全退场”。[2]前者表现为男性无力在与女性对等的位置上承当其应有的角色，从而使女性对面的男性席位长久地成了一个虚席；而后者则表现为男性不再被女性需要，女性拒绝男性承当任何的角色，男性已完全退出了两性共存的常态生活，独留女性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中心，男性的席位被完全撤消了。如果说“历史缺席”是男性正在进行的退场，那么“完全退场”则是男性已经完成的退场。这两大类男性形象在陈染的小说作品中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残缺，残缺是“相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个性、健全人格的人” [3]来说的。那么男性形象的残缺，也就是男性在独立个性与健全人格上的缺失。

本文将对陈染小说中的“历史缺席”和“完全退场”这两种男性形象进行深入的思考研究，结合对男性形象残缺这一特点的分析，力求开拓陈染小说研究的新视角。

一、“历史缺席”的男性形象

陈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颠覆了传统男性形象的强势，在多个方面呈现出一种“历史缺席”的生存状态。男性的“历史缺席”具体表现为男性在家庭关系中被排斥、孤立；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沦为女性性欲发泄的工具；甚至男性自身也丧失了作为人的个性，缺乏内在的精神品格，沦为了一个符号。

（一）家庭关系中被孤立

家，一直都是反映男女权利地位的关键性场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将女性

束缚在“内”即家庭的狭小空间。女性被剥夺了“主外”权利，而“主内”的实质却是完成家庭琐事，照料成员的起居生活。这种“主内”反映的是家庭关系中女性只履行义务，不享受权利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男权统治对女性实施的压制，女性总是处于被动服从的位置。相对的，传统意识中“一家之主”“大家长”等代表家庭内部掌权者的词语往往一致地指向男性。男性在家庭角色关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充分享有事务决策、话语优先等权利。最能代表男性在家庭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形象就是作为父权象征的“父亲”。

然而，强调女性主体意识的陈染在塑造这类男性形象时，将父亲在家庭中的主导性，变成了他维护自身权威的工具。《私人生活》中，父亲粗暴、专制且蛮横，从来“只关心他自己”。而在体力劳动方面，“不仅无用，他还冲母亲请来帮忙的工人发脾气”。他“一天到晚忧虑重重，疑神疑鬼，把自己的神经绷得过于紧张”。“他的想象力不正当地膨胀的结果”往往是送给母亲狠狠的一巴掌。物极必反，如此一来，男性“一家之主”的形象恰恰只能留于表象，男性的主导性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假象、一个笑话。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倪拗拗的一段话，“我们对父亲说‘是’，我们对生活说‘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4]她痛快地剪了父亲的裤腿来进行对抗。而母亲及保姆奶奶，往往总以宽容的态度忍受他的无理取闹，或者干脆沉默。这种看上去不起作用的对抗、忍耐及沉默，其实表达的是她们对父权的一种失望甚至蔑视。父亲被孤立在外，她们无视他的幼稚与蛮横，拒绝进行任何的沟通。陈染就是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衬托出男性在家庭生活中被孤立的姿态。男性表面上操控着家里的一切，实则早已退出了真正的舞台。

（二）两性关系中处被动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男性被认为是两性关系中性的主导者，是男女性行为的施动者。而女性在性方面是羞于启齿的，在性关系中总是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是男女性行为的受动者。女性的躯体成了男性话语下性的对象，受男性随意摆弄。而陈染颠覆了这个传统观念，打破了两性关系中性别角色的定位。她小说中的男性成了女性发泄正当生理欲求的对象，由引诱者变为被引诱者，由主动的地位变为被动服从，成为了性欲的受动者。

男性作为性欲的受动者，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成为了女性性欲发泄的工具，他们被引诱、受引导，这类男性多是青涩的男孩形象。《沉默的左乳》中，“我”引诱了一个“比我年轻至少五岁以上的阳光一般纯粹的男孩儿”。“凭什么总是男人勾引女人呢？”在女性正视自己的欲望后，男性在两性关系中不再握有主导权，女性可以为欲望主动邀请男性。男性施加给女性的贞洁观、羞耻感被女性决然否定，女性以这种骄傲的姿态来驱逐男性，宣告女性世界的

各项原则只能由女性自己来定，不容男性插足。并且，“‘我’不可能爱上这种头脑简单的男孩儿”，却“享受生活里那些天然、本真而具体的欢乐”， [5]享受男孩儿那美好的躯体。男性在这里甚至被剥夺了权利，被女性物化，因为女性需要，所以男性必须提供自己来给女性消遣。男性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上的“历史缺席”，是以女性的夺权来完成的。

另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总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被自身身体的欲望操纵和掌控，这类男性形象的代表通常是父亲般的男人。《纸片儿》中的外祖父与母亲乱伦生下了女孩儿“纸片儿”；《与往事干杯》的中年男邻居得到了十七岁的“我”的躯体；《私人生活》中的T老师在他的学生倪拗拗面前泣不成声，卑微地祈求得到她。在自己的欲望面前，这些人的伦理道德统统败下阵来，这是他们作为人，在“人性”上的缺席，低层的原始欲望摧毁了一切，理性在欲望笼罩下是如此的脆弱不堪。性欲的受动者总是无法自控地受“原始冲动”摆布着。最终，丧失人性道德的男性也丧失了与女性平等共存于人类文明世界的资格。

（三）个性消解而形同虚设

除了上述不健康的男性形象，陈染也塑造了几个美好的男性形象，比如《私人生活》中的尹楠和《与往事干杯》中的老巴。“陈染主观上是喜欢这类男性的，尹楠和老巴作为倪拗拗和肖濛‘不该算初恋的初恋情人’，踏入了她们的生活，他们的出场是倪拗拗和肖濛生活中一抹温暖、明亮、美好的亮色”。[6]从小说中陈染对这类男性大量细节的描摹可以看出，陈染对“男孩”这一形象的偏爱态度，“但除了不厌其烦地渲染其美好、帅气的大堆文字外，‘男孩’形象始终是空洞、模糊的”。[7]与“父亲”和“父亲般的男人”相比而言，“男孩”的形象显得越发抽象。陈染就是以这种让人明白他很好，却又不知道具体好在哪里的态度，来点出男性甚至已经物化成了一个词语，根本无法从人格特征、思想、性格等角度对这类美好的男性形象作出具体的分析。所谓的美好，在男性身上因不可细说而显得苍白、空洞，根本没有说服力。男性以一种扁平而又抽象的形象出现，逐渐趋向弱化和符号化。这是男性形象活生生个性的消解，男性形同虚设的存在即意味着缺席。

至此，男性形象完成了彻底的蜕变，由原来充满力量，可被依赖，能给予安全感的形象转变为徒有专横、粗暴，不被认可、尊重的被孤立者的形象；懦弱又无力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仅仅作为一种女性欲望化的性道具；由文本中作为主导的形象，逐渐弱化转变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形象。失去了家庭及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男性退守到自身，发现只剩下了自己那具剥离灵魂的躯壳。从男性与他人的关系到男性自我意义的探寻，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男性的存在只能是一种无奈而又悲凉的“历史缺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