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知识沟变化情况探析

网络时代知识沟变化情况探析
网络时代知识沟变化情况探析
朱文博
摘要：知识沟理论认为各个阶层之间所获取知识量的差别只会越来越大，而这不利于社会公平的。

随着时代发展，新媒介技术的出现，知识沟理论也不断发展，演化成信息沟等，最终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数字鸿沟概念。

数字鸿沟也由三道构成：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

微博作为新媒体的典型充分体现出出，互联网时代知识的碎片化特点，以及知识沟并未缩小而在逐渐拉大的趋势，人与人之间正在区隔化。

关键词：知识沟；新媒体；数字鸿沟；微博；信息
我国正处于飞速发展之中，然而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此减少。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只有保证所有成员都能从社会的发展中有所收获，才能保证社会稳定。

知识在信息时代是重要的社会资源，是能影响其他资源分配的重要能力指标，所以采取措施确保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均衡获取信息和知识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

知识沟理论认为各个阶级之间的知识沟只会越来越大，但它提出于电视作为主要大众媒介的时代。

如今随着围绕互联网的各种新媒介的出现，“知识沟”理论发挥效果的方式也随之改变。

一、最早的知识沟理论
20世纪60年代动荡的美国，很多孩子都生活在贫困中，没能接受应有的学前教育。

美国约翰逊总统发起了对贫穷的战争，主要任务就是减少贫穷和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尤其是儿童的早期教育。

《芝麻街》制作的目的是使生活在各个阶层的学龄前孩子都有机会受到教育，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发挥电视的积极作用。

然而经过研究却发现，《芝麻街》在学前教育方面，虽然确实对无论是家庭贫困或是富裕的孩子都产生了良好效果，但家庭富裕的孩子有相较之下对节目的接触机会更多和使用
频率更高，所以从中受益更大。

就算利用程度相同的状况下，高收入的家庭的孩子因在其他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具有较高的理解力，因此从中获得知识也比贫穷家庭的孩子更快更多。

因此这个电视节目没能实现教育平等，反而扩大了差异。

鉴于以上情况，1970年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于《大众传播流动和只是差距增长》一文中提出“知识沟”假说。

其基本观点为“随着大众媒介向社会传播信息的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

因此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会扩大而非缩小。

[1]”
然而这里必需注意的是，在“知识沟”假说中，“知识”的定义决定了这个假说成立与否。

因为经济条件差而没机会收到学校
教育的人，并非一定是无知的人，而是与经济条件能支撑较高程度教育的人相比，因为没能熟练掌握传统定义下的阅读和理解技能，所以获得信息的效率较低。

而在经典“知识沟”假说研究中，“知识”被狭窄地定义为“媒体话题中的政治内容和公共事务”，完全排除了知识其他更广泛更具普适价值的定义。

因为这些知识的获取与政治参与更紧密相关，进而也涉及到民主社会的建设等有关政治权力的重要内容。

进一步来说，某段时间内被大众媒体进行大量宣传报导的话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因为其经过训练，所以的良好的阅读理解能力，可以更快速更高效更准备地吸收了理解媒体所传递的有关此
的信息只是。

所以较之未被重点报导的过的话题，在短期内，被媒体集中报导过的话题，获得相关信息与知识的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因而与家庭条件更为相关，这就是罗杰斯提出的所谓的“传播效果沟”。

二、“知识沟”的发展——信息沟
1974年卡茨曼考虑到新传播技术的出现，提出了“信息沟”
概念。

“他试图回答信息社会的现实问题，即如何解决信息社会中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的两极化分化的问题和由此
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

”这对大众传播信息流通的均衡性、公众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平等性提出了质疑。

“信息沟”理论认为新传播技术的采用将带来整个社会的信息
流通量和信息接触量的增大，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如此。

但是新技术的采用所带来的好处并非是所有社会成员均等享有，信息能力较强的人会比较弱的人获得更多的信息。

因为新技术的早期效用会最早带给那些传播活跃、原本就信息储备量大的人群。

而且新技术的利用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经济条件，由于这些资源的社会分配并不均等，而这对现有信息贫困者是不利的。

现有信息水准的程度与采用新媒介技术的积极性成正比，这也决定了信息富有者在新技术采用的利益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

三、“知识沟”在互联网时代的体现——数字鸿沟
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具有去除节目制作标准化、赋予受众更多互动和自由的特点，但仍不能消除“知识沟”。

卡斯特曾指出：“互联网有重大的不均等现象……然而谁能够率先使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使用，却非无关紧要之事。

因为互联网不同于电视，互联网的使用者也是生产者，既提供了内容，也塑造了网络。

”
与印刷时代的受众多为主动的文化精英，而电视的受众无论社会地位如何，使用电视时的状态多为被动都不同。

网络时代的受众，存在两种状态——从事互动者和被互动者。

前者能主动地利用互联网资源，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建立互联网，而后者十分被动，其对互联网的使用多为被动地接触被前者所塑造的网络。

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互联网时代的知识
沟——数字鸿沟。

（一）数字鸿沟的提出
数字鸿沟又被称为信息鸿沟，是在1996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由戈尔提出的概念，指“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这是传统的国际和国内不平等、社会分层在数字化时代的延续。

传播学者Norris将数字鸿沟分为三个层，“首先是全球鸿沟，指的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因特网接入率上存
在的差距。

其次是社会鸿沟，是指每个国家内部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

第三是民主鸿沟，强调的是人们在是否使用数字技术参与公共生活方面的不同。

[2]”数字鸿沟主要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国际鸿沟、种族鸿沟、语言鸿沟、性别鸿沟和代际鸿沟。

而我国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与世界的数字鸿沟，各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城乡间的数字鸿沟。

（二）数字鸿沟的发展
数字鸿沟一开始指的是，“信息拥有者”和“信息非拥有者”能够获得互联网等新技术所提供的信息的差距。

Norris等学者于2000年开始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了对这些新技术使用的效率
和质量等指数。

凡·迪克指出“一部分人能够将数字技术用于
工作和教育，并从中获益；另一部分人则只能使用基本、简单的应用，并主要以娱乐为目的。

[3]”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新媒体会因改变了媒体运作的机制和特点，从而改变“知识沟”假说的结果。

他们认为新媒体使受众更加平等地接近和使用媒体，因此普通人在信息交流中能更加积极，而非简单地被动接受和消费信息。

虽然将“数字鸿沟”假说称作互联网时代的“知识沟”，但由于时代背景不同，二者强调的重点也不同。

前者主要强调技术发展所形成的技术掌握能力的差别，后者则注重受众从媒体中获取信息和能力差异。

国内传播学者韦路和张明新甚至将知识沟比作数字鸿沟的第三道。

（第一道为接入沟、第二道为使用沟）。

他们认为，“相比接入沟，互联网使用情况能更好预测人们的知识获取，新老媒体的使用沟能导致强度不同的知识沟。

”
（三）第一道数字鸿沟：接入沟
学者Attewell在微观上将数字鸿沟分为两类，对网络接入的差异称为第一道数字鸿沟——接入沟。

凡迪.克进一步将“接入”缺乏区分为四种：“一是缺乏兴趣和新技术缺乏吸引力而导致的基本的数字经验的缺乏，这里接入被称为‘精神接入’缺乏。

二是电脑和网络连接的缺乏，这种情况的接入是‘物质接入’缺乏。

三是技术界面不够友好、教育和社会支持不足导致的数字技能的缺乏，这里是‘技能接入’缺乏。

四是使用机会
的缺乏以及这些机会的不平等分布，这里是‘使用接入’缺乏。

[2]”
这里凡迪克提出的前两种定义的“接入”与Attwell所说的第一道数字鸿沟类似，指的是现实世界中人们是否直接接触因特网，即“接入沟”。

后两种则会联系到第二道数字鸿沟，即“使用沟”。

一种新的传播技术需要被普及时，最先出现和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

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不被经济条件所限制的人。

所以“接入沟”是最早意义上的数字鸿沟，即指技术接入拥有者和缺乏者之间的差距。

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DrMaggio等人提出，“研究的重点应在不平等是如何被各种社会因素所影响的。

这些社会因素包括政府项目、工业结构和价格政策。

因此，经济实力、电信设施和政府决策成为影响第一道数字鸿沟最显著的社会
因素。

”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的报告也得出以下结论，“基于收入、教育和地理位置的数字鸿沟在不断缩小，但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互联网接入差距仍然存在。

”
（四）第二道数字鸿沟：使用沟
无论是媒体出现的早晚，不同受众对媒体的使用方式也不相同，由此就出现了“使用沟”。

其中最典型的是对于信息和娱乐。

受众观看电视时可以选择娱乐节目或电视剧，也可能选择严肃的提供信息的新闻节目，报纸广播也是同理。

新媒体
也是这样，人们使用互联网可以访问新闻网站，也可以看电视剧、聊天或是玩游戏。

虽然使用沟在媒体中普遍存在，但是由于不同媒体本身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它在不同媒体中还是有大小之分，印刷媒体如报纸，其能就准确而详细地传播新闻信息，而不会瞬间即逝，因此可以进行深度报道和评论。

而电视的特点在于其能传递出生动的形象和同步的声音，不过瞬间即逝，其有利于使受众感到愉悦，但是不利于受众深度思考。

因此报纸受众更偏向信息使用，而电视受众更倾向于娱乐使用。

但是围绕互联网的新媒体是各种传统媒体内容的融合，书籍、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功能都能在互联网上得到实现。

这就使新媒体相对传统媒体更具有多用性，即不同的人都能通过对其的使用实现非常多元化的目的。

例如欧洲学者凡·迪克认为，“一
部分人可以通过较高级的数字技术有助于工作和教育，而另一部分只能掌握较低级的技术主要用于娱乐” [4]。

因此，围
绕互联网的等新媒体技术的使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媒介使用方式差别更大。

由于受众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可以十分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具有更大地选择余地，所以它所传播的信息不会像传统媒体那样容易对内容具有倾向性，因此互联网上的每一位用户在此都能享受从未有过的选择自由，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各种情况选择不同的使用方式，而不会受到媒介形式所带来的限制，
所以这种选择地自由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媒介内
容获取的影响。

因为人们固然能够在传统媒体上做出选择，但是由于传统媒体自身的特点对特定内容有固有的偏向，提供的选择有限。

然而，互联网的显著异质性能使人们对媒体的使用更显著地反应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偏好，即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只能掌握较低级的数字技术，只是简单地将互联网用于娱乐，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可以掌握较高级的数字技术，侧重于互联网提供的信息用途。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围绕互联网的新媒体造成的使用沟大于传统媒体所引起的。

（五）第三道数字鸿沟：知识沟
新旧媒体之间的使用沟可能会加剧人们在知识获取上的不同，由此加大知识沟。

再加上经典知识沟理论中认为，对于即使接触到相同的信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受众从中获取知识的速度效率不同，造成最终获得的知识量也不同。

而新媒介带来的“使用沟”造成了人们接触信息的差异，这就进一步加剧不同地位个体之间的知识沟。

具体来说，就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倾向于通过互联网接触新闻信息，而社会地位经济较低的则更可能用互联网进行娱乐。

加之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对信息吸收能力更强，所以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相比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通过媒介获取信息量差异而造成的知识沟是被大大加剧了。

（六）新媒体的典型代表微博与数字鸿沟
微博是现在最新最流行的新媒体形式，其独特的特点对知识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尤为值得讨论。

首先，微博用户与非微博用户有着明显的接入沟而导致的知识沟。

而在微博用户中，具有较强政治兴趣的人会更多地关注媒体、舆论领袖的微博，更积极地转发和评论时政新闻。

但即使受到更高教育的受众，其使用微博时也会呈现比使用其他媒体时更为娱乐化的特征，因为他们容易在微博社交和其他娱乐信息上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

卡斯特认为与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十分可能引起社会信息
碎片化的现象。

在网络时代，具有共同爱好的人通过互联网找到彼此聚集在一起，他们的注意力更容易被分散，其交流信息的方式具有更多样化。

卡斯特认为，对媒介内容制作地分众化和更加娱乐化有可能暗示以国家为单位共同文化的
消失，而这种共同文化原本是在国家广播电视这种媒介的使用上建立起来的。

这就意味着，当新媒介将全球各地连接起来时，我们在信息上不是生活在共同的“地球村上，而是生活在分散隔离的村舍里。

而在微博中，由于每个用户具有不同的兴趣和需求，他们形成内容各不相同的自媒体。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在使用“微博”的用户却犹如生活在不同的信息环境中，因为每个微博用户其所关注的其他用户甚至信息类型都各不相同，所以其面对
并且形成的媒介环境也各不相同，而环绕受众的媒介环境却直接影响受众对现实环境的认知和理解。

在国内，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占据了重要地位，其能够给予其使用者更多技术特权。

首先使用这些媒介平台的人可以获得更多更多样的信息，尤其在我国人们十分积极地在其上讨论政治问题，微博的使用者积极地参与到我国政治和公共事务地决策中。

然而与此同时，它所形成的信息的媒介环境却具有碎片化和泛娱乐化的叙事特点，这在给予用户高度自由和更多的选择时，也使人与人之间分化区隔，使整个社会都逐渐呈现碎片化的特点。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走向媒体融合，其功能被新媒体所替代。

当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位置，对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知识沟关于社会平等的作用必须得到重视。

尽管新技术的拥护者坚称，互联网能降低信息的成本，因此也能减少社会经济地位造成的信息获取的不均衡，从而能够增强社会较为底层人群获取信息，因而进一步增加其社会资本和职业生涯中的竞争力，也就大大加大了其社会地位被提升的机会，但是互联网的特性却决定了，其引发的接入沟和使用沟，进一步造成了知识沟的增大而非缩小。

知识是一种关乎能力和力量的重要社会资源。

知识被平等地
吸收，消弭或是减少知识沟，有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这是民主社会形成的重要条件。

但是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出现，至今没有能成功解决知识沟的问题。

知识沟在社会中仍然存在，需要个人、社会、国家共同努力去解决。

（作者简介：朱文博，女，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传播研究。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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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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