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论文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浅议史学论文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写作史学论文不可避免的会运用到史料，史料的运用关系到写作的论文对论述对象的结论是否正确。在论文写作中正确的运用史料是史学研究的一门基本功也是在论文写作中孜孜不倦不断探寻的终极问题。现在就我所读过的一些论文和发现的一些在史料运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引用资料是否正确

引用史料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了写作论文最后得出的结论，如果运用的史料本身就是错误的，那必定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在中国文明的几千年来，先哲们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这些文字资料是人写成的，必定参杂着许多人为造成的偏差。这些偏差或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影响，比如迫于当朝者的压力，许多真实情况被隐秘。比如在清朝，因为是异族入主中原，而中国儒家礼教“夷夏之辨”的思想早已渗入人们的思想中，清朝统治者为了保证统治的安定，除了去除“夷”“胡”之类的字眼不准用，而且为了掩盖其起源，更改了其祖先的起源，更改族名，杜撰起源，这些虚假资料被记录在官方图书中。又如，孟森曾说过，清朝历代皇帝把更改“起居注”当做家常便饭，这无疑有些夸大，但是却道出了清代的“起居注”被统治者篡改过的事实。这就造成了“起居注”这种第一手资料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无疑给研究清史的人提高了难度，稍一不慎，便会被这些虚假的记录欺骗。

第二种情况是由于作者个人的利益问题造成的。最突出的要数

《魏书》，被后人评为“秽史”。魏收公然宣称他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部由于个人恩怨而造成的史实扭曲，大大被后人诟病。研究《魏书》这类书，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的过程必然少不得。

二、对引用的史料的了解程度

现在的很多论文的写作有很多是敷衍了事，并没对引用的史料做认真的分析，拿来便用。这类问题主要出现在跨学科论文中，比如我曾读过一篇《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结构的变迁：以明清王朝为例》。这是一部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明清社会问题。先不论这部论文的内容与其题目之风马牛不相及，结论之不知所云，单单引用的史料证明其论点这个重要的部分都做得实在不敢恭维。作者是在经济学的范围内研究明清社会问题，使用的方法是先假设后证明，这就造成了她只采用对她的论点有用的史料。其中作者用《清圣祖实录》中的人口统计与《清世宗实录》中的人口数相比较，竟得出，清代人口增长并不是造成社会问题频出的原因，令人咂舌，殊不知，《清圣祖实录》的人口统计的是丁数，而《清世宗实录》统计的是人口数。在此论文中出现的问题将会随着跨学科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被关注。

三、第一手资料与第二手资料的运用比较

中国人写的论文多数以引用第一手资料为主，引用第二手资料多出现于外国学者所写的中国史学论文。比较突出的是关于清朝的研究，情史研究在国外情史学界方兴未艾，近年来外国学者提出的“新

清史”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打开清史研究的以扇通向世界的大门。这场清史界的论战最高峰事由何炳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发表引发的，这次论战基本分为清朝政策是“满化”还是“汉化”两个阵营进行论战。汉化的以何炳棣为首的华裔学者，而同意“满化”的多是罗友枝，柯娇燕，等外国学者。罗友枝等的研究方式跳出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窠臼，使用现代的新方法，新思维去探索清朝时期的政策，无疑是给暮气沉沉的清史界带来了微风，但是罗友枝一系列论文包括她响当当的著作《最后的皇帝：清代宫廷社会史》中所引用的多是其他学者论文或是专著。这就导致了一是她所引用的有可能是为了证明她的结论惊心挑选的，而并不是正确的观点，另一方面，她所引用的这些论文最后得出的观点的正确性尚不能肯定，如何作为证据出现呢。再者，罗友枝引用的原始资料有很多也是转引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史料的严谨性。这也支撑她论点的一个薄弱环节。

四、不同史料的对比运用

在不同史料的对比运用这里着重谈谈在清史研究中史料对比运用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清入关前史料缺乏，入关后又大兴文字狱，官修资料又暧昧不明，这对研究清朝入关前的活动造成了很大障碍。但是我国学者以及外国尤其是日本学者对清入关前的社会以及政治经济研究已有了很大的突破，这便得益于多种史料的比较鉴别工作。《满文老档》与清入关前的一些仅存的实物进行比较可以得出许多可信结论，而且作为研究金清时期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可以

借助当时朝鲜的一些史料，譬如《光海君日记》《栅中日录》《建州见闻录》《李朝实录》这些资料有一些是李朝大臣在建州的所见所闻，有些是李朝历史记录，虽然有些记录并不一定正确但是在相互的印证下也会得出接近事实的结论。

五、不同语言史料的运用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朝代，这些少数民族往往有自己的文字，在其入主中原之前多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记录史实。比如清朝在努尔哈赤时期用蒙文来表达满语的含义，并以此记录了大量资料，比如《满文老档》就是其中之一。最具史料价值的还要数用满语书写的与明朝，朝鲜的李朝来往的文书。这里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在努尔哈赤给袁崇焕和李朝的文书中都自称是“金国汗（han）”，后来许多学者认为当时努尔哈赤在金国称“汗”并未称帝，知道1616年“建元称帝”，这显然是“华夷之辨”的历史影响还在作祟，认为少数民族的“汗”低于汉族的“皇帝”，这也是袁崇焕和金文书往来时产生的矛盾，袁崇焕觉得努尔哈赤在给他的汉文文书中自称“金国皇帝”傲慢无礼，拒绝往来，后来努尔哈赤爽快的换成了“金国汗”，袁崇焕才接受。其实在满语语境中，“汗”和“皇帝”并无二致，在满语的记录中多次出现“尼堪汗（han）”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很多不懂满语的研究人员忽略了这一点，才出现了1616年“建元称帝”这种说法。这也是没有好好运用史料的一个例子。

总之，史料的运用关系到论文写作整体成败，如何正确运用史料

是历史工作者不懈追逐的目标。（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