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宪政与正义问题的思考

在《宪政正义论》一书中，我关注的并非形式正义，而是宪政的实质正义。虽说对于人类社会政治中的实质正义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分析法学、实证法学等派别对此大多持否定的态度，但在我们看来，政治正义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内容，甚至它比物质生活、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更为根本，是这些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

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来看，一切政治关系，一切体现在政治中的法权关系都是具有价值性的，具体一点说，人作为政治动物以何种方式组成社会，这个社会又是如何建构他的政体，其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部门的运作遵循着怎样的原则等等，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一种根本性的价值内涵。在我们看来，政治正义在实质上展现为三个维度：第一，个人自由维度，这个维度关涉的是每一个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生命，他的生命、自由、幸福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实现；第二，人类群体性的历史维度，这个维度关涉人类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化的存在，在历史的进化中所展示的价值性意义；第三，超验价值维度，它关涉着上述两个维度的超验性渊源，为它们的正当性提供终极的价值支撑。从实质正义看，第一个维度是个人正义，个人正义是政治正义的关键，也是宪政正义的核心，在它身上实质性地体现了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归宿，一切政治的正义只有落实为个人的正义，才是最为根本的和真实的。第二个维度是人类正义，由于人类作为一种集合性概念自身并没有多少实质的内容，它总是在历史中展开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人类正义与历史正义叠合为一，在本文中我们不再对它们进行进

一步的区分，在不同的语境下分别使用，总之，它们指的是与个人相对的一种集体性的价值。第三个维度是超验正义，它指向的是政治正义的神学之维，在我们看来，为什么人类正义要在历史中逐步地、“弱势地”实现，为什么个人正义在人类政治中具有优先性的地位等，这些都只能在超验之维找到它们的根子。

宪政正义并不是一种政治上的至善论，它不认为在宪政的政治形态下，人类的绝对理想就能达到圆满实现，它只是说，就目前来看，就针对人的本性来说，宪政是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一种制度形态，与其它形态相比，宪政所实现的正义具有更多的人性价值，它提供了一个尽可能保障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政治学家萨托利在分析宪政时曾精辟地指出，宪政并不等于政府规划，也不等于“宪法”，所有国家都有一部宪法，但只有某些国家是宪政国家，为此他划分了三种宪法形态，一是保障性的宪法，二是名义性的宪法，三是装饰性的或冒牌的宪法。在他看来，只有保障性的宪法才是真正的宪法，“‘宪法’意味着一个政治社会的框架，它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制约绝对权力。”因此，真正的宪政必须包含实质性的内容，那就是人权保障，“只有当政府框架提供一个人权法案以及保证人权法案得到遵守的一系列制度设施时，政府规划才成为宪法。”

宪政从一开始就把防范放在了优于伸张的地位，宪政正义所确立的价值取向，与其说是旨在伸张个人的各项权利，不如说是旨在防犯个人的各项权利被“统治者”所侵害。强调个人的优先地位是宪政正义的一个原则。宪政的正义价值集中地体现在对于三种正义的整合上，

不过，这种整合是一种弱势意义上的整合。所谓宪政正义的弱势意义，套用哈耶克的话说，即“一种否定性正义标准”，它表现的乃是一种弱势的政治逻辑。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宪政的政治逻辑比之各种争取个人权利的斗争哲学要消极，但这恰恰是宪政正义的实质所在。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那些所谓的高调理论，它们看上去似乎非常积极，富有理想，把个人的各项权利充分放大，甚至提高到吓人的高度，并不惜为之浴血奋斗，但实际的结果却适得其返，往往又退回到旧有的政治逻辑之中，变成了新的专制。宪政所确立的个人原则，是一种看上去较为保守的弱势原则，它并不着力于追求自我的权利，而仅是把重心放在如何限制专断的政府权力使其不损害个人的私人权利方面。因此，限制政府权力，保障私人权利和私人空间，便成为宪政的第一要务。

自由主义的宪政是“驯化权力”的有效方式，它通过三权分立、民主选举、司法独立、违宪审查等一系列有效的手段而达到限制政治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目的。自由主义认为，正义的实现不是一个手段与目的的转换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承认可以通过不正义的手段来实现正义的目的，它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正义的方式才能实现正义的目的，因此，它的正义既是一种个人基本权利得到维护与保障的个人正义，也是一种法律正义和制度正义。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便与其他的政治理论，特别是与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有了根本性的区分。它不同于历史主义的正义论，在后者看来，正义是历史性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正义，所以正义的内容可以在历史中发生不断的变化，

中国法制史之宪政制度历史

中国法制史之宪政制度历史 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将其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之后不到三月，光绪、慈禧相继辞世；不到三年，宣统帝被迫退位。最后的救命稻草压垮了虚弱的骆驼。一百年来，对晚清宪政改革的认识从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但不约而同地仍然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改革。《大纲》尽管欺世骗民，欲借宪政外壳维护专制王权，以图延续王朝脉息，二十三条中维护君上大权的就有十四条，不过仍然规定了“议院”、“言论”、“自由”、“财产”等对当时中国民众较为新鲜的概念。这不仅仅是一纸空文，而是中国的宪政启蒙由理论到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十年之前，被慈禧亲手镇压下的维新派之主张，又被慈禧重新拾起，并且比维新派更为进步。 1911年，眼看革命烽火无法扑灭的清政府，再次试图以宪政挽回败势，公布了第二个宪法性文件《十九信条》，废除了《大纲》中的荒唐条款，代之更有宪政精神的条文，但正如张謇所言：“大局土崩，事机瞬变。因不充分之立宪，致不得已之罪己，亦不能取信。”这一切来得太晚，已不能取信于民。它所能起的作用，反而是激起更大的民愤。

考察晚清宪政改革，不能简单视为虚假的愚民之法。从兴办学堂，废除科举，改革六部及官制到各省筹立谘议局，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做了切实的工作。尽管清政府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借鉴西方各国经验，先推行地方自治，各地相继颁发自治章程，选举产生议事会和董事会，到1909年各省谘议局陆续成立。清政府采取的分权方式是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谘议局事实上成为地方议会，各省谘议局集中了行政、财税、司法等权力，甚至各省可自设关卡收税。自从太平天国运动起，地方权力便不断扩大，逐渐走上台面并制度化。依清政府的的政治体制设计，谘议局只是地方立法机构，监督地方政府，但谘议局的过于强势，动辄集体辞职，使得三权剥离过慢，权力之间缺乏制衡，甚至出现各省谘议局“大串联”，直接叫板中央政府。被立宪派视为天经地义的“先开民智再开国会”，却在“夺权”的动机下彻底变样。宪政成了地方分割中央权力的工具，各省谘议局极大推动了地方的分离主义。铁路等必须依靠中央统筹的重大项目，在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下开始各自为政，甚而以邻为壑。当初四川保路会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川鄂边境设卡，严防湖北人修铁路进川。这可并非是怕破坏风水、祖坟，而是已认识到修铁路赚钱，因而各省纷纷成立地方铁路公司，集资修铁路。在乱世，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暴露地最为彻底。清政府为推行宪政改革下放中央权力，各省官绅便流露出权力贪欲纷纷夺权。这固然是由于中国缺乏宪政文化的土壤，在国民的宪政意识中并没有对法治

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探究和思考

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探究和思考蔡武作者简介：蔡武，男，1976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丰城市，原在江西省丰城市律师事务所工作，现工作于奉新县人民法院，在法院期间先后从事过执行、行政审判、民事审判等工作。系中华哲学会会员，法律硕士(JM)在读，先后写过多篇理论性学术论文。 [论文提要] 我国当前的“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而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建立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目标，更应当是司法工作的价值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落实到司法机制上就是要保证司法和谐。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已具备了很好的制度条件和思想条件：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经在制度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和比较系统的法律体系，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极大权威的司法系统和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并且有了健全的律师制度;人们在思想上已普遍对法律形成了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的法律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涵中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司法和谐的构建及其进程。由此，从我国目前社会实际和司法实际出发，探究一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深刻内涵。 [以下正文] 一、公平正义的表述

公平正义是一个恒古至今讨论不息的主题，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持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正义在中文中指语言文字上的恰当与正确,或对某种理论或学说的纠偏和匡正。比如我国唐朝有《五经正义》、《史记正义》。公平与正义合成一个词，叫做公正。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公平正义既是构建合法社会的理论基础，也是构建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广泛渗透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中，自古至今，历久常新，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究的根本问题。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如道德、法律、政策等)及正当的程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正义则是公正的理念，包括社会、政治和法律上的正义等。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尽可能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同时，高度重视机会和过程的公平。构筑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全社会进行长期努力，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方面的素质，使人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参与公平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何谓公平正义，在近现代理论史上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诸如“公正”、“平等权利”等一类观念，都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处在不同经济地位上的人，对特定利益格局是否公正会有不同的判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此表达的尢为清楚。马克思强调要从经济关系出发来看待包括“公正”在内的观念。而罗尔斯从设想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即人都处在“无知的面纱”中的“原初状态”(类似于“自然状态”)出发,推出公平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第一条是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第二条为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人们有理由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它们所设置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可见,平等地享有自由权利,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首要原则。差别原则是建立在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是从属于自由原则的。只有在贯彻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贯彻差别原则,决不能以牺牲前者来满足后者。我国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坚持以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公平正义。法律职业人员必须秉公执法、维护公益、

社会公平的意义

社会公平的意义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激发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①能促使社会合作取得成功，有利于社会合作的不断延续； ②能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③能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减少或避免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胡锦涛“社会公平观”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9月1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亚太区域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应该携起手来，充分运用亚太经合组织这一合作平台，深化合作，拓展合作，不断朝着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目标迈进，不断造福亚太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据9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笔者相信，这是一段令许多人欢欣鼓舞的话语，这是一段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着期待与希望的话语。胡锦涛主席强调“坚持公平正义”的深层含义值得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深思，更值得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解读这段话，我们与公平正义及民生走得更近，与人民群众走得更近。“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这

社会公平正义含义

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这使我们对制度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对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将产生深远影响。编辑本段如何正确理解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现在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词了。但到底什么是公平正义，却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人们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就拿人们关心的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问题来说，人们对收入差距的看法就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市场经济讲竞争，人的能力有强有弱，承担的风险有大有小，付出的努力有多有少，收入存在差距是必然的，也是公正的；也有人说，有差距是正常的，但要看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人说，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是正常的，但超过一定限度就难说公正了。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公平正义呢？所谓公平正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正，一般来说，反映的是人们从道义上、愿望上追求利益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但凡有人群且有利益分配的地方，就必然会产生公平正义的问题。但要准确把握公平正义的内涵，必须用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眼光来分析。首先，公平正义是历史的。公平正义是一个发展着的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认识是不同的，没有恒定不变的公平正义的标尺。今天我们认为“不公正”的现象，历史上可能就曾以“公正”的面貌出现过；今天我们认为“公平”的事情，随着历史的发展就有可能逐渐演变成“不公平”。马克思曾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封建制度……关于永恒公平的观点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因此，我们应该把公平正义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来讨论。

《美国宪政历程读后感》

读《美国宪政历程》看法治的信仰 “我们不是因为没有错误而成为终极权威,我们只是因为终极权威而没有错误。” -----杰克逊 Robert H.Jackson 大法官两百多年来，美国人已习惯将重大争议交给最高法院处理。尽管大法官们的表现并非总令人满意，但他们宪法守护者的地位和最终裁判者角色，却从未遭遇质疑。而且，经历过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人民已经接受由大法官们“选”出的总统，或许已默认了非民主的权威，即法治的威严。不过，美国毕竟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平等、分立的政体，最高法院既没有“钱袋子”，也不掌握“枪杆子”，又不是人民群众用选票确定的人选，凭什么享有对一切重大争议纠纷说了算的权力？而且，如果总统、国会，甚至广大民众不打算服从判决，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最高法院如何一步步争取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呢？2010年，现任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出版了《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开篇就抛出了这些疑问。其实，上述问题的答案完全可以在《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一书中找到。该书由任东来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编撰。此前，国内公共阅读领域，除了贺卫方、

刘星、梁治平等法学学者发表在大小报刊上的文章，几乎还没有系统介绍美国宪政历程与最高法院制度的著作。而这本书用一系列判例证明，美国人民对最高法院的判决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今，老百姓哪怕内心极不认同，也能遵循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用布雷耶大法官的话说：“尊重最高法院的判决，已经和日常呼吸一样，成为美国人的习惯和常态。” 令人深感敬佩的是，《美国宪政历程》一书的作者，虽然多是历史学、政治学学者，但解读法学与法律问题，逻辑清晰，资料翔实，将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25个大案记叙得生动、有趣，读来毫无晦涩、枯燥之感。书中大量资料都来自原版专著、传记或新闻报道，即使今天来看，这些材料仍非常新颖，足以傲视国内同类题材的其他著作。这或许也是这本书能畅销至今、并不断再版的主要原因。此书以时间为线，撷取最高法院历史上若干重要节点，回顾了法院在不同时期化解困境或危机的过程。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最高法院判定，在这个新生的国家里，宪法和法律的含义，必须由法院说了算；1857年的“斯科特诉桑福德案”，大法官们的选择，间接导致南北战争的发生；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最高法院敢为天下先，吹响了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1974年的“美国诉尼克松案”之后，尼克松不得不黯然下台；2000年的“布什

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心得体会—浅谈公平正义的认识【可编辑版】

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心得体会—浅谈公平正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心得体会—浅谈公平正义的认识中央政法委决定201X年对全体政法干警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这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促进政法干警公正执法，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治本之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当前检察机关的一件大事。我个人认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旨在全面提高检察干警政治素质、队伍素质、业务素质，推动各项检察工作的重要举措。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就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先进的法治理念，是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法治理念。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人们的一种观念、认识和信念，或价值观。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权实际运作的价值观和理论基础，因此，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司法理念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检察权是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每一种检察制度都蕴含着一种司法理念，司法理念通过检察制度得以具体的体现，并在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得到贯彻。其次，每一位检察人员在行使检察权中，都会按自己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对检察制度和诉讼制度的理

解、对法律的本质、社会的观念甚至对人性善恶的理解，通过行使检察权来表现出他们的司法理念。再次，司法理念在社会上的推行或拥戴的程度可以直接表现为社会大众的法律意识的内涵、大小和强弱，从而关系到全社会守法、护法、爱法的程度，影响到国家的法治化的进程和检察改革的成败。因此，司法理念已深深地熔入检察制度之内，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司法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检察制度。而有什么样的检察制度，也会引导人们形成什么样的司法理念。下面我想谈一下对公平正义的粗浅的理解。在百姓的眼里，检察官是国家和法律的化身，是国家检察权的行使者是社会正义和社会良知的象征。检察官要不负人民的期望、不辱法律的使命，就必须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法律专业知识深厚的、司法技能娴熟的、职业道德高尚的人，要具有较高的文化和道德素质和较娴熟的业务能力。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法制化的进程，需要建立相应的检察制度来作保障，同时还要求检察人员必须具备现代司法理念，而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就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先进的法治理念，是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法治理念。检察官要树立公正的理念才能够保证其所行使的职权不失公正性。因此，公正的理念应当成为每一位检察官进行行使检察权的精神和灵魂。检察干警应当牢固树立"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宗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检察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成不成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根本标准。执法为民，服务社会，执法人员要学会善于和正确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努力做到及时化解矛盾、息讼宁人，努力减少和消除社会对抗，促进社会稳定，以公

美国的宪政制度

宪政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进程的重要保证。所谓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这是宪政一词的法理解释。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始宪政制度的国家，美国的宪政无疑是各国之中发展最为完善的。因此，对它的了解很有必要，因为它能够对我国宪政的发展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联邦制、三权分立和制衡是美国宪政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它的保证。自产生之日起，美国通过传统的继承,对新思想的吸纳,对自身经验的总结，迄今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宪政制度。这是美国获得长治久安、国力突飞猛进的制度保障。联邦制。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美国宪政制度的一大特征。在这个国家成立之初，它的先人就为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进行了探讨，最终他们选择了联邦制来治理这个国家，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实施联邦制，给州政府以充分的自主权，这有利于各州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因地制宜的进行管理，从而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联邦制体制下，中央政府和州政府都可以对同一地区及其人口行使权力。中央政府的法律适用于任何生活在美国境内的人，但五十个州的各州法律只适用于该州居民。依据宪法，国会无权废除任何一个州，也没有任何一个州可以僭越只有国家政府才可以行使的权力。事实上，在美国所实行的联邦制下，美国宪法是国家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威所在。反过来，宪法也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意愿，而人民的意愿是民主政体中的最高权力所在。在权力的划分上，中央政府对对外事务拥有完全的主权，但在对内事务上，州政府却拥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权。具体来说，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限划分如下。联邦政府的权力包括：按统一标准，在全国征收各种税收；规定美国的对内对外贸易；铸造货币，规定国币与外币的兑换价格；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宣战和颁布捕获敌船许可状；管理和指挥军队；代表美国缔结对外条约等。州政府的权力又：根据本州公共事务需要，在本州辖区内征收各种赋税；管理本州的工商贸易；兴办本州的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和促进本州的教育事业；协调和开展与其他各州的各种交流等。总之，联邦政府行使的是宪法授予的、列举出来的权力，而州行使得是“保留权力”。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既然涉及到分权，就有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于是美国的立国之父们又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使美国《宪法》具有高于州宪法的地位，并得以通过联邦法庭贯彻之。《宪法》中的一个条款规定，如果国家政府行使的宪法权力与州政府的合法行动发生冲突，那么国家的权力至上。这样就很好的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三权分立和制衡。这是美国宪政制度最鲜明的一大特色。美国宪法明确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具体来说，就是国会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联邦法院行使司法权，三个部门彼此独立，各自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对宪法负责。国会是立法机构，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员由各个州直接选举产生，每州二人，共100人；众议员按人数分配席位，每三万人分配一个席位，每州最少一个席位（如阿拉斯加），共435个议席。国会拥有的权限有：立法权、财政控制权和监督政府权、决选总统和副总统的权力、任命批准权、国际条约的批准权、财政法案的首批权等。总统是国家的最高元首，由选举产生，每届任期四年，最多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总统，拥有国家元首的职权、政府首脑权和行政立法权。具体包括：1、军事权。美国总统为三军总司令，掌握国家各大兵种的最高指挥权。总统有权任命国防部下设的三军部长、任命高级军官和将领。2、荣典权。美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有权在特定场合接受元首级别的礼遇。3、外交权。总统有外交决策权，代表合众国进行国际谈判并缔结国际

从哲学的角度看待社会公平

从哲学角度看待社会公平正义一、社会公平正义需要坚持矛盾分析法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回避矛盾。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党的十七届一次会议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包含的利益关系，不在于人们之间有没有利益矛盾或冲突，而在于如何认识、纳和化解这些矛盾。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解决好主要矛盾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大家切实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甜蜜果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利益急剧分化，已经到了一个关节点，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努力推进公平正义，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为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解决这一矛盾，不但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公平正义的发展原则，而且采取各种重大的有力措施去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二、建设公平正义社会要遵循客观规律公平正义是有条件的、公平正义的制度和公平正义感分别属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任何公平都不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力还不发达的生现实情况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来提要求，防止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追求公平，搞超越阶段的急于求成。公平正义是相对的，它总是相对于某种规则和某种不公平状况而言的，它不否认差别。在人们对自己利益追求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原因，利益占有的多少是不同的，也是正常的。三、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公平正义问题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努力的工程。需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德、制等素质，使道法他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与公平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参求公平正义的行为。而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努力发展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为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

公平正义理念的基本要求

公平正义理念的基本要求 2012-6-8 15:55|发布者: admin|查看: 441|评论: 0|原作者: 律达网|来自: 律达司考网摘要: 一、正确处理法理与情理的关系我国法律反映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方面，但法律并不能覆盖社会公平正义的全部内容。社会主义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必须注重法理与情理的相互统一，用法理为情理提供正当性支持，以情理 ... 司考法理学重要知识点详解。2012年司法考试备考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进行复习，律达司考网的小编将法理学的重要知识点进行了整理，希望考生认真阅读。一、正确处理法理与情理的关系我国法律反映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方面，但法律并不能覆盖社会公平正义的全部内容。社会主义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必须注重法理与情理的相互统一，用法理为情理提供正当性支持，以情理强化法理施行的社会效果。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既要遵循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要参考其他社会规范，同时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普遍性情感，既要维护执法的严肃性，义要考虑社会现实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要妥善、恰当地解决法治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局部性、个别性的“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的问题，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不损害法律权威的前提下，能动地运用法律技术和法律手段，兼顾法理与情理的要求，寻求相关利益的平衡与妥协，使这类特殊问题的解决更趋于实质上的公正。二、正确处理程序与实体的关系程序与实体是法治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法治的公正也分别通过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得以体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具有密切的联系。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外部形式，是实体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和重要保证；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内在目标，也是程序公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在法治实践活动中，要正确处理好程序与实体的关系，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合理均衡，一方面，应当高度，重视程序的约束作用，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切实保证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不应极端化地强调程序而忽略实体上的公正，反对那种“只要程序公正，实体则必然公正”，以及“只要程序正确，实体则可以在所不问”观念和做法。三、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公正与效率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实现公平正义，必须同时兼顾公正与效率。一方面，不能为片面追求效率而损伤实质公正；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公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法治活动效率的不断提高，如果执法者在法治活动中拖延推诿，

再次吐血奉献：《美国宪政历程25个经典案例》之外的影响美国宪政历程的案例全景描述

任东来先生编撰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案件》想必各位法学科班生耳熟能详，我是在2005年，这本书刚出版一年的时候接触阅读此书，深觉意犹未尽。对于美国的宪政的体系，我深感兴趣，特别是它的司法制度，25个司法案件远远不能表达完尽美国宪政之路的跌宕起伏。呕心沥血的整理，摘抄，翻译相关英文案例，和大家一起研究除了那25个案例外，还有哪些美国的司法案例使我们不得不关注，因为它推进了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不是因为兴趣，而是因为信仰，所以选择了法律。这句话与大家共勉。凡是蓝色的字是我自己的写的，其余黑色的字体都是从相关案例，文章中转载的，感谢原作者。臭名昭著的“隔离但平等”原则 —————布莱西诉弗格森（Plessyv.Ferguson）我们都知道，联邦最高法院合并审理的布朗案，开明的沃伦大法官破除了以逻辑解释宪法，推测制宪者原意的解释方法，第一次以用现实环境来论述宪法必须着眼于当下不平等的制度。那么，造成美国南方种族隔离的政策究竟是怎样开始的呢？

在英国殖民时期，各殖民地相当于独立小国家，差别很大。例如南方的佐治亚，一开始是由英国总督规定不准蓄奴，在一系列政策失败后，反而在美国独立前开始大规模蓄奴。对蓄奴问题的认识差异和处理不同，形成美国独立后南北两方的政治紧张，并且在1860年导致南方各州准备脱离联邦。林肯最终决定，以战争拖住南方。1861 年至1865年，美国经历4年的南北战争，双方共计有60万人的战争死亡。战后，曾经富庶的南方一片焦土，经济被摧毁。战争不仅带来南方民众对北方的长期敌对情绪，也由于在战争后期林肯宣布废奴，使得南方民众把战争带来的痛苦迁怒于黑人。经过一段北方人主导的重建时期，南方回归自治，并且通过了一系列地方法，实行黑白种族隔离。例如，根据路易斯安那州1890年通过的法律，火车必须为白人和有色种族提供平等但隔离的不同车厢（汽车电车不在此列）。这条法律引起一场司法挑战，这就是布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v.Ferguson）。1892年6月7日，具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荷马·布莱西（HomerA.Plessy）故意登上一节专为白人服务的车厢，根据上述州法律，布莱西被认定为“有色种族”，因违法被逮捕。他将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告上法庭，指其侵犯了自己根据美国宪法而享有的权利。法官弗格森裁决州政府有权在州境内执行该隔离法，布莱西被判罚金300美元。1896年，布莱西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次年5月18日，最高法院以7：1的多数裁决：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并不违宪，其原因是当时南方种族隔离法案都强调“隔离且平等”。这是美国《独立宣言》在要求和英国分离的时候强调的一条原则，而《独立宣言》

宪政制度在近代中国为什么难以确立

【内容提要】宪政制度是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从救亡图强的目的出发，近代中国在学习宪政的过程中，未能深入分析宪政的涵义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背景，而是将宪政作为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进而甚至将宪政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缺少宪政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因而注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关键词】宪政/近代中国/制度【正文】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宪政在中国从思想传播到付诸行动，可以看成是一场制度和文化的移植过程。这场移植，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为开端，经过了制度改良（戊戌变法）和制度变革（辛亥革命），最终既没有带来启蒙者和改良者以及革命者所共同企盼的宪政制度，也没有使近代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虽然保留了一些宪政的形式，虽然宪政思想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渗透，但从这场运动的初衷来讲，宪政制度的移植基本是以失败而告终，或者说，最终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所融化。这种失败，是由宪政自身的特点和近代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而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采用的移植方法，也更加剧了这种失败的可能性。一、宪政救国论宪政制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在19世纪下半期，在帝国主义用枪炮叩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先觉之士首先是看到自己物质文明的落后，于是有洋务运动的“师夷之长技”。继而很快就发现，腐朽的政治制度已成为“师夷长技”的绊脚石，于是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林则徐组织制《四洲志》，魏源著《海国图志》，介绍英、美、法、俄等国的政治制度，王韬则在〈漫游随录〉中盛赞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历数立宪制度和议会的种种好处，太平天国的洪仁容闳亦直接主张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来改造中国。其中，王韬主张建立君民共主政治制度，得到了许多官僚知识分子的赞赏和支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派出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驻外使节也纷纷介绍他们所亲见的西方民主制度之优越，主张向西方学习，改良自己的制度。从表面上看，这首先是一场外来文化的传播运动，是不仅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而且同时渴望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文明；而往深层分析，则不难看出这学习的渴望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最早接触西方宪政文化的这批人，不仅看到了自己的船炮不如人，而且“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注：冯桂芬语，见《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这种忧患意识促成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渴望，但是学什么？既然单纯地学技术、建工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落后的问题，反而要受自身制度的制肘，那么制度显然是决定物质文明发达程度的根本原因。于是就从制度学起，而且，要么不学，要么就学最好的，要向发达的英美看齐。特别是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颇合中国人的口味，既能行宪政，又顾全了皇上的面子，何乐而不为？（注：王韬盛赞英国君主立宪制，认为最适合中国：“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见＠①园文录外编·重民说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empirenews.page--]可见，“学宪”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求富强，这是最根本的；二是认定富强源于宪政制度，这也是很关键的。某种意义上，是求富强的迫切性造成了以宪政制度为富强之本这种“误读”，而“误读”的结果就是试图将宪政这朵西方文明之树上开出的鲜花生硬地嫁接到近代中国的封建土壤之上。学宪是名，救国才是实。为救国而学宪，就顾不上去钻研宪政自身的特点及其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而只看到它的工具性价值，“拿来”再说。那么，“拿来”以后，究竟派上了什么用场呢？二、宪政的实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年的戊戌变法，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宪政的传播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和文化的层次上，而且通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付诸实践。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戊戌变法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是极其有限的。首先，改良派不仅不想触动封建制度的深层内核，甚至连变法的大旗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举出，而是小心翼翼地披上一层“托古”的外衣，挖空心思将一切新法都说成“古已有之”，反映出这场改良运动既缺乏社会基础，又缺乏权利和制度基础，更像是一场由先觉者所发动的悲壮的宪政启蒙运动，走的是一条乞求皇帝恩赐宪政的道路。其次，从变法的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兴办教育和实业

关于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的思考

关于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的思考公平和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是人类社会共同向往和追求。它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够建设和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一、社会公平的内涵社会公平不单是指经济公平，而是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在社会学意义上，公平指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比较接近而不过分悬殊；在法学意义上，公平指的是权利与义务对称，人们的获得应该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所作出的贡献相一致；在伦理学意义上，公平指的是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存、发展的权利和机会。我认为，从总体上说，社会公平是就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言的，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既有经济地位，又有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还有人格地位等。与此相联系，社会公平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地位的平等，即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具有相同的地位和权利，它包括社会成员应平等地拥有工作、劳动的权利，在工作的机会上应该平等，社会成员应在收入分配上平等，即等质等量的劳动获得等质等量的报酬。其次是政治地位上的平等，人作为公民应该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政治平等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次是文化上的平等，文化教育对调节现代社会公平有着重要的作用，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最后是人格上的平等，不管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都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而不能随意受到污损。二、社会正义的内涵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的价值理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认为正义就是按照均衡平等的原则将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公平地分配给社会的全体成员。著名的社会法学家庞德在伦理学上，我们可以把正义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在法学上，我们讲的执行正义是指在有政治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与正义的学习心得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与正义的学习心得公平正义，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共同的、别懈的憧憬和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惟独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才干使宪法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降到实处，才干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和谐进展。公平正义的朴素含义包括惩恶扬善、是非分明、处事公道、态度公允、利益平衡、多寡相匀等内容。作为法管理念的公平正义，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丰富的内涵，是指社会成员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爱护。与西方国家公平正义别同的是，我国是以维护、实现、进展最广阔人民群众的全然利益为宗旨的公平正义。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算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仅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并别是法治的全部，法治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经过法的适用、实施，在执法实践中得到实现、彰显和弘扬。惟独坚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让公平正义的精髓渗透在法治实施的全过程，使公平正义成为人们看得见、实实在在感觉得到的结果，社会主义法治才干真正成为吸引并惠及广阔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在和谐社会中，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制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全体人民可以平等亲爱、融洽相处，所有这些基本上公平正义得到实现的标志。与此并且，公平正义又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惟独致力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会获得坚实的基础，才干实现长久的、稳定的和谐。三、公平正义是新阶段广阔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别断进展，广阔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别断增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也迅速增长。但在社会日子中，别可以维护公平、彰显正义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假如漠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声，对各种社会别公听之任之，别去努力改善和消除，就会失去广阔人民群众的信任，妨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四、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政法机关的神圣职责政法机关和广阔干警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爱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重任，是法律的执行者，也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政法工作是各类社会关系、矛盾、纠纷冲突的调节器，既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窗口，也是实现、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整个社会和广阔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经过执法活动实现、维护公平正义寄托厚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与此相比，政法队伍在思想观念和实际工作中都还有许多别习惯的地点。公正执法，理念先行。必须大力加强公平正义理念教育，引导和促使广阔政法干警坚固树立公平正义理念，别断提高执法水平和能力，更好地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坚持依法、及时、合理解决的原则，采纳教育、协商、调解、司法等办法，最重要的是要经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逐步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进展的机会。一方面，在立法上，要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另一方面，在执法与司法过程中,要坚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让公平正义的精髓渗透到法治实施的全过程，使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经过法的适用、实施得到实现、彰显和弘扬，使公平正义成为人们看得见、实实在在的能够感觉得到的结果。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制度，假如没有具有公平正义理念的人去执行，再好的制度也会打折扣，还可能走向反面；而假如执法别公,再公平的法律制度也是空谈，只会离公平正义越来越远,而别可能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法管理念要求我们每一名司法行政干警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素养：一要有维护公平正义的品质。践行公平正义理念，首先要在思想上、情感上想公正。这种对公平正义的诚挚追求，是肩负起公平正义使命的动力源泉。公平正义又是善良和爱心的艺术，要让人民群众在司法工作中体味到公平正义的温暖，别仅需要我们有一颗公正之心，而且要有一

中国近代宪政

中国近代“宪政”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所谓宪政，一般言，就是有限政府。它指向一套确立与维持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有效控制的技术，旨在防止政府侵害个体的基本自由。宪政关涉两种关系：第一，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即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第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即权力之间的横向或纵向的关系。立宪主义意味着在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中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在权利与权力之间谋求微妙平衡。宪政这种以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方式组织政治决策程序的一套自觉规则，因社会而异。它代替了那种受制于卡里斯马型领袖(理想型)的人治的概念。宪法是非个人的宪政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比较平等地分散了决策权力并承认了法律的可预见性。此外，一个国家的宪法实践可能与宪法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宪法的内容被普遍接受时，宪法理论便成了宪法实践。中国政治传统中支撑宪政民主的思想因子甚少，如何借鉴来自异域的宪政制度，这是近现代中国所要面临的时代课题，《在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还交替存在一个不断上升、不断学习西方制度的过程。一般来说，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前提在于国家理性，后者“表明了我们正置身于西方理性主义伟大传统的语境之中，其中，任何事情都有其特殊的理性或内在的理性，这种理性必须通过心灵来把握或理解。” 国家立宪理性也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于国家的观念认识，而是一种从国家构成的本质或国家得以产生的正当性角度来理解的理性认识。所以，作者在全书中高屋建瓴分析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在作者看来，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深刻社会变迁，使传统皇权统治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和挑战，从而引发其合法性危机。从晚清、民国至当代中国，任何政治力量要掌握国家权力都离不开宪法，宪法与宪政问题由此成为各派力量斗争的焦点，于是国人心中形成一种特有的“宪政情结”。近代中国有宪法无宪政，各派政治势力以宪法为幌子来论证其掌控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现代国家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起源于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从自然权利出发，从形式上看，只有民主政府才是惟一合法的政府，民主成为权力形式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从实质意义上看，国家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只有切实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才具有正当性和实质合法性。从宏观叙事角度言，近代中国宪政的移植带有因时造法、应急立宪的特点。在宪政的中国语境之下，富有新意地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宪政思潮与运动一分为三：一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二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宪政；三是中间党派追求的自由主义宪政。近代中国立宪主义者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不能不关心国家命运，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是其活动的焦点；二是珍视个人自由与寻求国家政治生活法治化、民主化相结合。这是宪政思想的产生，明显看出，这宪政思想经历了许多年，从开始抄袭西方，到后来我们中国行成自己的宪政思想。这是对我们中国的管理提供了非常多的管理经验。接着，下面是宪政思想的发展。一、近代以来宪政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一般认为，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起点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

马克思开创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

摘要：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一种革命性变革，就是开创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末期，人们为了摆脱人与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追求社会真正的公平正义的新时代。马克思在哲学史上从哲学态度和哲学对象、人本论基础、唯物论基础、辩证法基础、社会存在论基础、观察世界的哲学立场、哲学的使命和性质、哲学价值观、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家的人格理性精神十个方面实现了根本的变革。把握马克思这些思想的深刻蕴涵，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现代哲学凸显“以人为本”时代主题的历史根源和思想逻辑有所助益。关键词：马克思；公平正义；人类学哲学；以人为本一马克思创立自己哲学的时候，就反对传统哲学仅仅停留于空谈或思辨性的方面，不关心人民疾苦，不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着实际上不公平正义的问题，他要求自己的哲学要从“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出发，使自己的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些奠定了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发展方向指引着马克思的哲学视野关注探索和解决人类社会不公平正义的现实问题。由此，马克思开创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 18至19世纪，西欧主要国家完成了由封建专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变革，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说，不仅要摆脱传统的和封建的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而且也要摆脱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人对人、人对物的不合理的依赖，进一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新时代。因为，从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又产生了新的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人类社会又因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当代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合理生存和健全发展造成新的阻碍，资本主义和劳动异化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深重灾难。这与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是绝对不相容的，马克思也由此走上对资本主义不公平、非正义进行深刻批判和辩证否定的理论研究道路。 19世纪前后，在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多种“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流派和政治思潮，对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的研究和创立产生过重要影响。譬如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以来，人类进步精神超越宗教的统治而关注人类生命、人类尊严、人类自由、人类平等、人类价值、人类幸福、人类解放等等，但这些都是一种广义的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思潮。其最激进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克思正是这一哲学流派和政治思潮中最进步的代表，由此马克思开创和发展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马克思在1842年就基于理性思考提出“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思想，马克思认为：“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这种“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对于这样一种哲学应该如何命名呢?马克思把它定义为“为人类而工作”的哲学，是要从理论上批判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哲学。马克思始终强调他的哲学是“因为人而为了人”的哲学，这就进一步表明了马克思创立的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新哲学。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新哲学用“人类学哲学”来命名是最贴切的，因为，这种命名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物”和“人”、“人类世界”的整体意义上实现了近代哲学革命的转向，马克思不仅实现了自己哲学世界观的革命，而且开创了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哲学发展的新时代。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