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与老年社会福利设施建设

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与老年社会福利设施建设

——以南京市为例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南京 210093）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21世纪人类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人口老龄化使老年社会福利设施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加快老年社会福利设施建设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以南京为例，在分析南京人口老龄化现状、变动趋势及其特点，人口老龄化对南京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可能影响的同时，考察与研究了南京老年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未来需求情况，并就如何加强南京老年社会福利设施建设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一、南京市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

2000年，南京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74.7万，占总人口的12.2％。预计到2020年，南京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53.1万，占当时总人口的24.2％。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南京市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发展速度快。在2000-2020年间预计南京市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足0.2％，而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却高达3.7％；

二是老年人口高龄化态势明显。2000年时南京市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6.7万，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9.0%，到2020年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19.0万，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12.4%，20年间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数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5.4％，大大快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7%的年均增长速度；

三是老年人口文化素质迅速提高。南京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预计将由2000年时的41.1%急剧下降到2020年时的12.5%，而小学、初中、高中（中专）与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将由2000年时的28.6%、13.9%、8.8%与7.8%分别提高到2020年时的29.4%、27.9%、21.4%与8.6%，其中初中与高中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比例提高幅度尤为显著；

四是老年人口寿命不断延长。与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一样，南京市在未来几十年时间内老年人口平均余寿在目前较高的基础上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现今的老年人比以往任何时期的老年人的健康化程度更高，受教育时间更长，而且经

济状况也更好，因而存活的时间将更长。2000年时南京市存活到65岁的人口中，男性与女性预期可分别再活14.7年和17.6年，到2020年时南京市65岁男女人口的平均余寿将分别提高到16.1年与19.4年。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需要社会和家庭供养的时间将更长。

五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基本完成现代化以后才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即“先富后老”，因而具有为建立和维持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所需要的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而南京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政府推行的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实现的，即“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到来，增加了南京市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难度。

表1：南京市人口发展态势

二、人口老龄化对南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未来经济影响可以被理解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从绝对意义上说，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被认为是人口自身的不可持续发展。[1]下面着重从人口抚养比、社会消费量与劳动生产率三方面来研究当前和未来人口老龄化对南京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抚养比变化分析

南京市人口抚养比在200-2020年间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见图1）。在此期间，少年儿童抚养比将起伏波动，并由2000年时的21.3％下降到2020年时的19.3％，而老年抚养比确呈现出持续快速的上升趋势，预计将由2000年时的16.8％上升到

2020年时的38.0％，20年间提高了21.2个百分点。虽然少年儿童抚养比变动幅度不变，但由于老年抚养比的大幅度提高，致使总抚养比从2000年时的38.2％提高到2020年时的57.3％，提高了19.1个百分点。

图1：南京市人口抚养比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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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口抚养比只能大致反映社会的经济负担情况，因为它并不是实际的经济抚养比。实际抚养比还要取决于各年龄人口的经济参与率情况。一般当社会处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时，由于年轻人受教育时间延长和老年退休制度的作用，经济参与率是逐渐下降的。因此，人口抚养比反映的社会经济负担的准确性是逐渐降低的。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需要考虑各年龄段的经济参与率，通过实际的经济抚养比来观察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将更有说服力。[2]

2、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不同人口群体的消费水平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参照多项调查研究结果，[3][4]同时考虑到作为大城市独生子女消费模式的特点，本文将南京市目前少年儿童人口（0-14岁）、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和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消费比例确定为0.6:1:0.8，[2]以此模式衡量南京市不同年龄组人口消费量的变化，观察未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对社会消费支出的影响。

由于缺少有关的统计资料，我们将2000年南京居民消费支出总量定为100，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年龄人口数和本文设定的三个年龄组的消费比例，并在假设0-14岁、15-59岁与60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均在2001-2010年间每年增长8％、在2011-2020年间每年增长6％的条件下，推算出

每个年度各年龄组消费量、增长速度及其按年龄组的分布。具体如表2所示。

根据前述假设推算，到2020年时南京市消费总量将是2000年时的3.9倍。少年儿童组、劳动年龄组与老年组人口发展速度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各年龄组人口消费量增长速度间也必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到2020年时0-14岁、15-59岁与60岁及以上组人口消费量预计将分别是2000年时的3.2倍、3.5倍与7.9倍。从这里可清楚地看到：在未来20年时间内南京市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使得60岁及以上人口消费量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其它两个年龄组人口消费量的增长速度。

在2000-2020年间，各年龄组人口的差别消费量增长速度导致了消费总量按年龄结构的分布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0-14岁人口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稳中有降，15-59岁人口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呈先慢后快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呈现出持续快速上升的趋势。

3、消费水平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

人类社会所消耗掉的物质产品与服务必须由人类自身来创造，人均消费水平的大小取决于经济活动人口的数量与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前述假设所对应的消费总量年增长率是多少？而人均劳动生产率至少应保持多高的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南京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目标的实现？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消费总量与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产出增长情况进行了推算。结果发现：为了保证消费总量在未来20年内增加2.9倍，要求同期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产出至少增加3.3倍，高于同时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至于这一点，可从图2中清楚地看到，除六个年度（2001-2006）外，其它年度所要求的最低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产出年增长率都要求高于或远高于消费总量年增长率。例如，2014年所要求的最低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产出年增长率要比消费总量年增长率快1.8个百分点。

如果考虑到年轻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这一事实，劳动年龄人口在业率实际上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要保证前述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求最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