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泛娱乐化的界限及其治理

媒体泛娱乐化的界限及其治理

目前，媒体泛娱乐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现象，是新闻界急需应对的紧迫问题。有学者指出，娱乐是有界限的，有些事情万万不可娱乐，似乎也被多数人所认可，但在现实生活中娱乐的界限还极其模糊。①而只有界定清楚何者不能娱乐化，才能对泛娱乐化现象予以有效遏制。那么，这个界限究竟在哪里？

不宜泛娱乐化的六种题材

在此，我将不宜泛娱乐化但实践中又被过度娱乐化的题材归纳为六种：

一是历史和民族文化题材。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讲史传统，对历史题材的热爱也催生了媒体创作的热情。比如宫廷剧、戏说剧和穿越剧等炙手可热，各类戏说题材图书泛滥。但这些创作泥沙俱下，一些泛娱乐化的作品夹杂其中。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以通俗化讲史而出名的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历史经不起娱乐化演绎，非专业写手、娱乐化写法占据天下，不仅容易把学术庸俗化，而且造成历史认知的混乱。②

二是红色和革命历史题材。红色题材和革命题材一直是电视、电影创作的热点。不过在近来的创作中，泛娱乐化趋

向越来越严重，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武侠化、偶像化、脸谱化”泛滥的抗日剧充斥荧屏。比如电视剧《抗日奇侠》，标榜另辟蹊径将“抗日”与“武侠”合二为一，但实际上，电视剧血腥、暴力、奇幻、武侠化的风格，已经突破了艺术夸张的正常限度，成为所谓“雷剧”、“神剧”的代表。

三是人类生命价值的题材。改革开放以来，大众媒体在推进尊重生命价值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对生命价值的不尊重和漠视，甚至娱乐化调侃的情况依然存在。白剑峰曾经指出，随着养生热升温，健康科普逐渐偏离正轨，走向娱乐化和商业化，导致谬种流传，怪论连篇。人命关天，健康无价。“戏说”健康，其实就是亵渎生命，或者说是拿生命开玩笑。③

四是严肃的社会民生问题。社会民生问题关系百姓疾苦，时下新闻娱乐化的现象泛滥，严肃的社会民生问题也出现娱乐化的苗头。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获得更大的轰动效应，放弃了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早在2004年，《新闻记者》杂志主编吕怡然先生针对当时媒体对马加爵杀人事件泛娱乐化炒作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媒体”不是“媚体”，媒体追求亲民性与可读性不能与恶意炒作、庸俗媚俗画等号，媒体绝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丢了良心。④

五是丑恶现象和扭曲的价值观。在泛娱乐化的背景下，一些原本应该予以批判的丑恶现象、扭曲的价值观，反而成

为媒体吸引眼球的法宝。“芙蓉姐姐”、“凤姐”、“干露露”等的流行，争相炫丑的相亲节目不断涌现，部分媒体有意迎合窥私、猎奇的大众消费心理，炫丑现象超过了限度。正如我国著名美学家肖鹰在文章中指出的，近年的流行文化中，秀丑、赛丑与捧丑已成一大风潮，各种恶搞行为大行其道。他们以丑为美，以丑为尚，不仅挑战传统的审美观念，也挑战我们的审美底线。⑤

六是女性权益话题。改革开放以来，大众媒体在推进妇女地位和男女平等的观念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许多女性新闻报道都有很好的示范效应。但同时，对女性权益的不尊重，甚至娱乐化调侃的情况依然存在。作为致力于维护女性权益的主流媒体，中国妇女报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在2006年，该报对两会报道中的女性话题予以反思，指出在涉及女性话题的报道中，媒体应该聚焦于女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本身，而不是以娱乐的心态炒作性骚扰、外国人与中国妇女结婚交保证书等娱乐性话题，将女性话题报道娱乐化、边缘化。⑥

借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整饬泛娱乐化

大众传播在对现实解释的社会性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媒体之所以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是因为它影响着观众理解现实世界的方法。⑦泛娱乐化过度传播之害不仅在于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更在于对我们社会共同文化记忆的消

解，解构社会所坚持的共同信念。尼尔?波兹曼认为，“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⑧因此，这些根本是不容动摇的。那么，这种“娱乐至死”式的泛娱乐化趋向应如何治理？波兹曼指出，只有深刻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⑨从治理规范媒介生产的角度讲，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确立明晰的泛娱乐化“负面清单”。问题的产生往往是因对界限的认识不清所致。行业主管部门在相关政策中，应借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明示媒体泛娱乐化的“负面清单”，明确对红色革命、民族历史文化、严肃的民生社会话题、人类生命价值和侮辱女性、炫丑现象等题材禁止娱乐化，以政策的刚性保证促进信息结构和效应的改变。

二、加强整饬泛娱乐化法规的执行力度。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相对落后，但并非无规可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针对泛娱乐化现象，一再下发“限娱令”，对媒体过度娱乐化倾向予以限制。客观上，“限娱令”也面临执行难的问题，部分媒体在利益驱动下，存在打擦边球的行为。“限娱令”施行效果取决于执行力，应真正起到规范行业行为，而非清理节目形式的作用，否则只会走入越“限娱”，媒体变通花

样越多的怪圈。

三、强化媒体的职业道德建设。媒体之所以对泛娱乐化趋之若鹜，根本原因是盲目地迎合受众需要，追逐利润。针对这种职业品格的缺失，解决之道在于强化媒体的职业化和职业道德意识，确立服务公众的取向。正如黄旦先生所言，这种服务应不是以自己利益为基础，也不是顾客要什么就给什么（want），而是基于他们的需要（need）。⑩媒体应自觉从维护社会共同文化记忆和基本价值规范的立场出发，对具有神圣性特点的红色革命、历史文化等题材保持一种敬畏，对侮辱女性、炫丑现象、宣扬扭曲的价值观等内容予以抵制。

注释：

①陈原：《界限模糊已成娱乐之宝》，《人民日报》，2013年6月20日，第19版

②孙立群：《历史经不起娱乐化演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2月4日，第6版

③白剑峰：《“戏说”健康就是亵渎生命》，《人民日报》，2010年5月20日，第19版

④吕怡然：《严肃新闻岂能娱乐化》，《文汇报》，2004年3月24日

⑤肖鹰：《以丑为尚挑战审美底线》，《人民日报》，2013年7月11日，第24版

⑥正英：《拜托同行，请勿将女性话题娱乐化》，《中国

妇女报》，2006年3月11日，第5版

⑦【美】希伦?A?洛厄里等著，刘海龙译：《大众传播效果的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⑧⑨【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137页

⑩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136页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