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变动及其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

中国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变动及其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1

李怡乐孟捷2

(本文经适当删改和校对后发表于《经济学家》2014年第12期)

摘要：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取决于资本积累体制中与雇佣关系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各类制度安排，去商品化的制度赋予了工人抵御市场风险和展开议价行为的能力，可以预期，此类制度安排是有利于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的。本文选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代表性影响指标，构造了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综合变动指数，并与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变化进行比照，考察了二者在大约三十年间的变动趋势和对应关系。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与劳动者报酬间（GDP中的劳动份额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资份额）的负相关性。关键词：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劳动报酬主成分分析时间序列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劳动力商品的重塑为基础，经历了与雇佣劳动关系和劳动力再生产有关的各类制度变迁。孟捷、李怡乐（2013）综合了马克思与波兰尼关于劳动力商品化问题的两种视角，将劳动力商品化的含义界定为“劳动力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讨论了各种影响劳动力商品化和去商品化的制度因素，并分析了这些因素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变化。3在此基础上，本文要做的核心工作是：检验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作为反

映工人市场风险豁免权和议价能力的一种综合指标，其变动是否影响了中国劳动者报酬的变化。直观上我们可以观察到：90年代中后期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加速对应着同一时段劳动

者报酬的剧烈下降；而2007年之后社会保护运动的推进抑制了商品化程度提升，同时GDP 中的劳动报酬比例以及企业层面的工资份额都出现了回升，这为本文的经验研究提供了现实支持。对此，本文将展开四方面工作：首先，通过简要的比较历史分析，阐述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作为反映资本资本积累体制中劳动-资本-政府三方关系的核心指标，与工人报酬变化的直观联系；其次，我们将讨论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四类影响因素作用于劳动者报酬的机制；第三，基于可用的反映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变化的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量化得出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变动的指数和变化趋势；最后，对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与GDP中的劳动份额，以及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资份额变动做回归分析，验证其可能的因果关系。

二、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变化与资本积累体制的变迁

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需要有劳动立法、工会组织限定并降低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在保护劳动力这种虚构商品的人的特质的前提下，使市场的功能得以发挥。波兰尼的观点勾勒在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市场扩张如何塑造出劳动力商品，而社会保护运动又使得劳动力商品化程度被限制在特定的制度框架当中。换言之，一国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支持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因素变迁。这事实上与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呼应，一定时期与劳动力再生产和雇佣关系有关的制度安排

1本文得到了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21088007）的资助。

2李怡乐，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孟捷，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作者感谢齐昊博士提供的有关GDP中劳动份额的数据以及对回归模型中变量选取的建议，同时感谢匿名评

审专家的修改建议。

3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5）。

是资本积累体制中的关键内容，而这些制度安排可以看作特定的阶级力量平衡关系的产物，直接影响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和收入分配格局4。随着积累体制的调整，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协议被改变，5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和分配格局也相应发生变化。

例如，战后黄金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给予了工人组织更强的议价能力，并建立了更为慷慨的福利供给体系，这显著地降低了市场对于工人就业和生存的控制能力，抑制了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同一时期工人也在新增的产出当中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分配比例。6而新自由主义时代，工会组织的力量被显著削弱，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各类公民社会权利被再度商品化，加剧了工人在市场上面临的风险，提升了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这一时期的收入分配状况也在向更加不利于劳工的方向转变。7因而，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变动的背后对应着资本积累体制的转变，直接反映了特定时点上劳资间的相互力量对比和分配关系的变化。伴随着农民工进城和城市单位就业体制的转变，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特别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加速改革的时期。劳动力作为一种虚构商品，在新生的市场经济中被重新塑造出来；通过观察三阶段中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变化，我们亦能窥见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轨迹，以及其中支持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因素调整。

第一阶段，80年代初到90年代前期，城市部门统分统配的就业制度有所松动，劳动合同制度被尝试性地推行。国家日渐放开了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闸口，但是相关的政策限定依然十分严格。后文的分析将展示，这一时期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平稳提升主要源自农村居民税费负担的加重，及其劳动力再生产对于商品经济关系更强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也是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8在此期间，GDP中的劳动份额呈现缓慢略有波动的下降趋势，工业企业的工资份额则处于无明显趋势的波动状态中。

第二阶段，90年代中后期导致了大约五千万人下岗或失业的城市就业体制改革可被视为一场“激进式”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在就业关系迅速向灵活化和非正规化转变的同时，与劳动力再生产紧密相关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加速市场化，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同步建立。这一时期市场力量在推动劳动力加速商品化的进程中占据了上风。9与之相对应，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显著的依靠投资增长和低劳动成本拓展出的海外市场。1995-2007年，GDP中的劳动份额和工业企业的工资份额都呈现了长期的剧烈下降。

第三阶段，2007-2008年“劳动三法”颁布与实施，此后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有所上升，制度内、外的劳工抗议行为皆猛烈增加。与之相应的是同一时期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在城镇就业人口中的覆盖比例明显上升，特别是2007年起城镇医保制度首次将大量非正规就业或未就业的居民纳入其中，社保制度在农民工群体和农村社会中逐步推开。2009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新增了保障性住房支出，尝试抑制住房全面商品化的状况。由此，我们判断，相比较过去20多年的改革进程，2008年前后中国进入到一个由政府和民众共同推进的某种程度的劳动力去商品化的区间，可能对之前加速膨胀的市场力量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这也意味着，中国资本积累的劳资关系基础有机会由抑制劳工力量和收入增长的方式，转向去商品化改革增强劳工议价力和用新增的产出更多奖励劳工的方式。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开始被更多地期望于国内消费市场扩大。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之后，收入法GDP中的劳动份额比例扭转了过去25年总体下降的态势，呈现出稳定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相比1995-2007

4Aglietta,M.,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New Left Review Books,1979.

5Bowles, S., Gordon, D., Weisskopf, T. After the Waste Land, Armonk, New Y ork,M. E. Sharpe, 1990.

6Glyn, et al,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in SMarglin and J. Schor (eds)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0.pp.46-50.

7MagdoffF.,John Bellamy Foster, “Class War and Labor’s Declining Share”,2013, Monthly Review,V olume 64, Issue 10 (March).

8卢荻，《变革性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9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城市低保制度的建立（1997），“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思想的提出（2003），取消农业税（2006）的改革意味着在此期间也存在着国家政策层面限制市场力量的反向保护措施，只是笔者判断这一时期市场力量更据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