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 第九讲友情与义气.

第九讲友情与义气一、交友之道中国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在中国，朋友最平等，也最自由。

平等，是朋友关系的第一个特点。

什么是朋友？“朋”是两个“贝”，或两系贝（五贝一系），两贝一样大，两系一样多，是平等的；“友”是两只“手”，左手和右手，也是平等的。

事实上，可以交朋友的，其身份地位都大致相等，至少也都得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比方说，你就很难设想一个“大官”居然和一个“小民”成了朋友。

如果居然是，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

或原本就是“贫贱之交”，或后者其实是“隐士”，再不然就是交往时并未暴露身份。

所以，一个人如果社会地位极高，便慢慢地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甚至深感“高处不胜寒”，而皇帝则几乎无一例外是没有朋友的，因为实在没有人能够和他平等。

朋友关系的第二个特点，则是“相同”。

《易·兑》孔颖达疏云：“同门日朋，同志曰友”，朋友之间，总有某种共同之处，或同乡，或同学，或同事，或同年，或同道，或同志，或性情相同，或志趣相同，或观点相同，或境遇相同。

一旦发现共同点，便很容易成为朋友。

这一点，比平等还重要。

两个人，如果相同之处极多，情投意合，一见如故，也可能不在意身份地位的差异而成为朋友，比如“忘年之交”即是。

第三是“相合”。

一般地说，“朋”是指相同者，如两只贝；“友”是指合作者，如两只手。

所以“同心协力”又叫“朋心协力”，有合作关系的人、单位或集团则叫“友”，如“友军”、“友邦”、“外国友人”等。

在原非友谊的合作关系中，如果合作得好，人们也容易成为朋友。

事实上很多人的友谊，便正是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建立的。

同事、同行、战友、伙伴有时即等于朋友，道理也正在这里。

第四是“可选择”。

朋友不像兄弟，是天意安排；也不像夫妻，由父母选择。

朋友就像情人，都是自找的，最有“自主权”，也最能激起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热情。

更何况，有选择，就有自由。

既有结交的自由，也有断交的自由。

同则交，不合则散，既可相知于患难，又可相忘于江湖，比其他的人际关系，宽松得多啦！平等，相同，相合，而又自由可选择，关系就亲密，感情就深厚。

因此，中国人对于友情和友谊，相当地看重。

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差不多每位诗人的作品，都有相当数量的篇幅是歌颂友情的。

以李商隐为例，他的诗作，只有一首怀念亡妻，情诗也不过十五首左右，而写给朋友或表现友情的，不算唱和应酬之作，至少也是情诗的三倍之数。

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夜雨寄北》，曾有人认为是写给妻子的，应题作《夜雨寄内》。

其实，“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说是写给妻子或是写给友人，都讲得通。

“赠内诗”和“赠友诗”难以区分，岂非恰好证明“爱情”受到限制，而“友情”则无论如何深厚也不会被视为过分？事实也是如此。

“醉眼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如不说明是朋友，你看像不像情人？“你耕田来我织布”，又像不像朋友？岂但像朋友，甚至像“互助组”、“合作社”。

爱情与友情既然如此错位，则一首诗究竟是赠内还是赠友，当然也就难以弄清了。

甚至也不必弄清，因为好夫妻原本像朋友，好朋友也原本像夫妻。

“傲傲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嘉宾”究竟是男是女，是妻是友，也是搞不清的事。

因为“鹿”是吉样意象，“鹿鸣”可视为“呼朋引类”，也可视为“发情求偶”；朋友来了固然要“鼓瑟吹笙”，夫妻相爱也同样是“琴瑟相谐”，都可以称为“知音”。

所以我看不必细究。

“公私”尚且不分，又何必一定要区分“妻友”呢？显然，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友情才特别发达，也才特别珍贵。

总之，有朋友是幸福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没有朋友则是不幸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与朋友别离是痛苦的，因此应报以豁达的态度：“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朋友，则当视为人生之最大幸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友情之珍贵，实非言语所能表达。

二、交友之情交朋友，要讲“交情”。

交情有深有浅。

交情深的是“深交”，交情浅的却不叫“浅交”，而叫“一面之交”。

中国人讲“情面”。

见了面，就有情。

但毕竟“只见过一面”，交情尚浅，虽然也可以托人情，但往往不大好开口，也不能重托，除非是“一见如故”。

“故”就是见面很多、交往很久的意思，又叫故人、故友、故旧、故知，如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老邻居。

老则深，深则人。

即使不能“深人”，“老”本身也是面子，总比“一面之交”来头大。

的确，中国人的交情，一般是与交往时间的长短成正比的。

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而交情一如美酒，越陈越醇。

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交情，总让人觉得不那么“靠得住”，也难以产生恋恋不舍的“恋情”。

故民谚曰：“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新婚情烈，旧友情深”。

友情不同于亲情，亲情是天然的，比如自己生的孩子，自然疼爱；友情则是慢慢建立起来的，要靠“积累”。

积累则厚，厚则深，叫做“深厚”；不积累则薄，薄则浅，叫做“浅薄”。

浅薄的人，胸无城府。

表现在交往上，一是“多言”，夸夸其谈，自我炫耀；二是“泛交”，轻诺寡信，不知自重。

真正的友谊，应该是“面淡如水，心甘如怡”，就像真正的学问和艺术一样，“看似平淡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厚积而薄发。

交情虽然以“老”的好，但“故旧”并不一定就是“深交”。

反倒是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与某某要人是“老交情”者，其交情往往可疑，就像时下某些“青年学人”，专好卖弄古怪涩口的新名词、新概念，把文章写得谁也看不懂，不过是以其艰深饰其浅薄而已。

交情老，只不过意味着面子大。

“老交情”有事来请帮忙，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交往多年”的面子上，也不能不有所“照顾”，当然也可能只不过“面”上敷衍，这就全看交情的深浅和事情的难易了。

从这个角度讲，“故交”也不一定靠得住。

真正的“深交”，是“知交”，即“知心之交”。

要结知交，第一要“诚”，即以诚相待，“我无尔诈，尔无我虞”；第二要“忠”，即忠于友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第三要“信”，即惜守信义，“言必信，行必果”；第四要“权”，即通达权变，“不拘泥，不苟且”。

四者之中，“权”最难。

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也就是说，一般人，我们可以和他“同学”，但未必“同道”。

因为道路可选择，各人选择的人生道路，未必都一样。

可以和他“同道”，但未必“同志”。

因为选择人生道路的动机、目的、志向并不一定相同，虽然走在同一人生道路上，说不定只是“同路人”，没准什么时候还要分手。

可以和他“同志”，也未必“同权”。

因为志是方向，叫“志向”；权是便宜，叫“权宜”。

大彻大悟之人，为了最终地实现道与志，有时不得不略做变通，以为权宜。

但这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不忠诚，或不诚信，一旦起疑，也就不再“同心”，所以，非得真正的知交，才可与之同权；而一旦同权，也就真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了。

由此可见，结交“知心朋友”，真是其难无比，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许多人终其一生，也难得一知己。

但是，有一种朋友，虽不一定知己、知心，却最可依赖，这就是“患难之交”，即“同生死，共患难”的人。

或是在战场上，救过自己的命；或是在受害时，掩护或救援过自己；或是在危难时，和自己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这种经历了生死患难考验的朋友，将是最忠实的朋友，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翻悔的朋友，所以又叫“勿叮颈之交”。

道理也很简单，—真正的友谊是超功利的。

生死患难，功名利禄，最能鉴定友谊的真假和交情的深浅。

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的赞语中说，有个下归（音归）人姓翟的，起先当廷尉（最高司法官）时，宾客来往极盛，把大门都塞住了，罢官以后，则大门外可以张设捕捉鸟雀的网罗（“门可罗雀”一词即出于此）。

后来，翟公又当了廷尉，宾客们又准备前往翟府交结，翟老先生便在门上用大字写下一句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说得真是再透彻没有了。

三、任侠与清高毫无疑问，真正的友谊，毕竟是超功利的。

正因为如此，友谊才会成为体现真爱之所在。

也正因为如此，重义轻利的人，才会把友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

首先，友谊重于金钱。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金钱乃“身外之物”，最不足惜。

不但金钱，一切可以用钱买的东西，一切值钱的东西，一切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都可以为友谊而轻易舍去，“万金宠赠不如土”。

当年，孔子要他的学生颜回和子路谈自己的志向和愿望，重友情的子路便慨然答道，只愿把我的车马衣服和朋友们一起使用，用坏了也不可惜。

这其实也是一般看重友情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态：自己的金钱财物，只要朋友需要，尽管拿去使用；朋友需要什么，只要自己有，也决无吝音保留。

这就和西方人不一样。

西方人把友谊和金钱分得很开，友谊归友谊，金钱归金钱。

不要说朋友借贷，便是父子借钱，也要立字据，打收条，认为这才是尊重人格。

因为西方的人际关系，是“契约关系”，非立约不足以规范。

中国的人际关系，则是“情感关系”，一立约，便见外，会“伤了感情”。

所以中国的朋友之间借钱，很少打“借条”，甚至讳言“借”字，而说“只管拿去用好了”。

朋友之间，重的是“信义”而不是“契约”，因此在语言表达上，“友邦”、“友军”也要比“盟邦”、“盟军”更亲切。

朋友有难，本当救助，岂有吝惜财物之理？甚至，仅仅只是为了与朋友共度良宵，以图一醉，也不惜典当宝贵的财物：“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这话，是他客居友人元丹丘的颖阳山居时在宴席上对主人说的。

酒钱不够？你不是还有五花马、千金裘嘛！拿出去！拿出去！叫你们家小孩子拿出去换酒来喝，咱哥们今儿一定要一醉方休！这种“反客为主”的慷慨，真非以心换心不拘形迹的豪迈知交断不能如此。

梁启超诗云：“沥血一杯酒，与君兄弟交。

君母即吾母，君仇即吾仇。

”连至亲和仇敌都“与朋友共”，况乎钱财？不但金钱财物，便是功名利禄、官爵职位，也可以为朋友舍去。

比如司马迁，便正是因替李陵辩护，不但丢了官职，绝了仕途上的前程，而且被下狱问罪，人“蚕室”，受“腐刑”。

其时，李陵已然降敌，司马迁的辩护，并于事无补。

战将降敌，不要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便是一般“爱惜名节”的人，也不能容忍。

然而司马迁却宁愿冒着天大风险，为并不在面前的“叛徒”辩护，这就非“知心”而不可为。

司马迁获罪后，依律可以出钱赎罪，但他家贫不能自赎，而平日交游的朋友竟无一人愿意帮他。

结果司马迁在狱吏酷刑的淫威下受尽了折磨，而且所受乃任何男子都会感到屈辱的“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生不生死不死。

受此屈辱后，司马迁又忍辱负重地完成了巨著《史记》，这就非“真君子”、“大丈夫”而不可为。

司马迁在《史记》中，但凡写到为友捐躯或忍辱负重的人物，总是那么动情，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此外，如赵卧一虞卿为救魏齐而自解相印，中牟县令陈宫为救曹操而自弃官职，都可以说是“重义轻利”的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