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比兴手法知多少
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16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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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
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
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赋陈其 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 本的表现手法。 如《君子于役》中“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就运用了赋的写法,把场景平铺直 叙的表达出来,抒发了思妇的思念之情。 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 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兴
兴字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 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 他事物为所咏内容作铺垫,常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如《关雎》一诗反复运用“兴”的艺术手法,诗的一开头 就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起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使人由雎鸠鸟雌雄匹配,联想到君子淑女必成佳偶,由听到雎 鸠鸟清新流转的歌唱而春心荡漾,想到君子对淑女的思念之切。 又如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兴起淑女既得而“友之”“乐之”。 使全诗产生了意味深长、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
“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多是周天 子和诸侯们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共40篇。《诗经》 中最有价值的是“国风”和“小雅”中的民歌。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 在《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 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 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 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比
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 比就是比喻、比拟,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 最为普遍。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体或情感,借一个 事物作类比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事物总比被比的本 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 们联想和想象,形象生动,鲜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 征。
论《诗经》的比兴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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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经》的比兴手法摘要《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比兴是其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
本文在解析比兴概念的基础上,较深入全面地论述了比兴手法在《诗经》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并阐发了对后世文学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诗经》比兴一、比兴概念解析《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和《楚辞》并称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
比兴手法是《诗经》的重要表现手法,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早提出“风、雅、颂、赋、比、兴”这些名称的是《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诗大序》称为“六义”。
“风雅颂”主要是就《诗经》中诗歌的分类而言的,即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是一种民间歌谣,据说周朝设有官吏专门到各地采集民歌,叫采风。
采风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民情和把握各地的风俗习惯,以利于制定政策。
风诗一般系各地的民歌。
“雅”多数是士大夫阶层的作品,分为大雅和小雅两部分。
“颂”是朝庭宗庙祭祀时所唱的诗歌,是一种庙堂乐章。
《诗经》里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类。
“赋比兴”主要是诗歌的写作方法。
赋的含义较为清晰。
刘勰《文必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孔颖达在《诗疏》中说:“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也。
”他们道出了赋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铺排、直陈,即赋是用铺排的手法直陈其事,不假借,不譬喻,写物写志均可也。
后人对《诗经》里的比兴手法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特别是对于比,有人认为是一种修辞格,如汉人郑玄解释比时说:“比者,比方于物也。
”朱熹在《诗集注·螽斯》注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他们二人都把比视为一种修辞格。
这种修辞叫比喻俗称打比方。
“它是根据两个事物间的某种相似点,用一个事物给另一个事物打比方的一种修辞方式。
”[1](p235)在形式上可分为本体,喻体,比喻词三部分。
凭着这三个部分的异同和隐显,比喻可分为明喻、暗喻、借喻三种基本的类型。
三个类型的比喻在《诗经》里有广泛的体现。
浅论《诗经》中的艺术手法赋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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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兴
兴是《诗经》中最为独特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它通过借助自然景物或其它 场景的描写,来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例如《周南·桃夭》中的“桃 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通过描写桃花的盛开和美丽,引出 诗人对女子出嫁的祝福和美好愿景。这种手法能够让读者在感受自然美的基础上, 进一步理解诗人的情感和思想,从而增强诗歌的感染力和艺术性。
浅论《诗经》中的艺术手法赋 比兴
01 一、赋
03 三、兴
目录
02 二、比 04 参考内容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反映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 间的社会面貌。《诗经》的艺术手法,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本次演示试就《诗经》 中常见的艺术手法“赋”“比”“兴”作一简要阐述。
一、赋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即铺陈直叙,将所要叙述的事件、人物、 景物等,平铺直叙,不增减,不夸张,不隐匿,不修饰。如《七月》这首写农家 生活的长篇叙事诗,将农家的艰辛生活和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像串糖葫芦一样 地摆在读者面前。开头两章:“七月亨西星,八月剥枣栗。十月凿冰冲,……女 执筐,妇负筐,往拾田螺;谨夙夜,以饱我士女。”
三、兴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他 物”和所咏之辞必须是有某种或相关性的事物或情感。“兴”往往与“赋”一起 使用,共同形成诗歌的形象、情感意境。在《诗经》中以动物喻人、以物喻情的 情况随处可见。如《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以鸠鸟的和鸣声起兴引出对淑女的追求;《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以桃花的盛开和鲜丽引出对新娘美丽贤淑的赞颂;《采 薇》中“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以野草的茂盛兴起士兵 思家的忧愁;《采采》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以采 摘不到筐子里的野菜兴起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等等。《诗经》中的“兴”这种艺术 手法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借鉴和启示。
比兴手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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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兴手法的例子有哪些
1、《国风·郑风·有女同车》中,描写姜姓女子的美丽时,“将翱将翔,佩玉琼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
2、《诗经·陈风·月出》中,每章第一句以月起兴,如“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3、《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用的是比兴。
4、《氓》中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采用了“比”的手法。
5、《江南》运用比兴、双关的手法,委婉、含蓄的表达男女私情。
如: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什么是比兴手法
比兴是中国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宋代朱熹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
引起所咏之辞也。
”通俗地讲,比就是譬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
诗经中的赋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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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经》中的赋《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朱熹《诗集传》: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用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徊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用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爬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二、《诗经》中的比兴《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三,赋比兴暗示手法的作用赋是最基本的,最经常使用的一种暗示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比分为比如和比力.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其实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如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暗示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酷的赋性暗示的淋漓尽致.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力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暗示丑陋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运用兴的暗示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薄暮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欣赏的过度作用.人们经常把比、兴两种暗示手法截然分开,在研究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暗示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一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现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动,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如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作用.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赋是最基本的,最经常使用的一种暗示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比分为比如和比力.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其实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如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暗示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酷的赋性暗示的淋漓尽致.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力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暗示丑陋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运用兴的暗示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薄暮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欣赏的过度作用.人们经常把比、兴两种暗示手法截然分开,在研究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暗示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一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现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动,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如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作用.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暗示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如之意.《诗经》中用比如的处所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动.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零的变动来比如恋爱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如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暗示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力共同的手法.“兴”字的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年夜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没有意义上的关系,暗示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晓风》,开头“鴥彼晓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其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成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如、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发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力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如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季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纷歧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国风·周南·关雎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国风·召南·驺虞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国风·召南·江有汜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国风·卫风·硕人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国风·卫风·淇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鹤鸣兴: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卷耳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夭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三种暗示手法.是中国古代对诗歌暗示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年夜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赋:平铺直叙,铺陈、排比.相当于现在的排比修辞方法.比:比如.相当于现在的比如修辞方法.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相当于现在的象征修辞方法.兴就是以情寓于象中,此象乃是意象也,故兴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依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秘闻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纳.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比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形象生动,鲜明突失事物(事情)的特征.兴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发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纷歧.汉代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发生了较年夜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如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如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暗示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分歧,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讲“赋”的特点是暗示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力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暗示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难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诗经》的解释,经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年夜义”,例如把恋爱诗《关雎》说成暗示“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分歧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外,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而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暗示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份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年夜量运用了比如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年夜”,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暗示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需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暗示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单不予供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看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华感动听,“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年夜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单仅把它看作暗示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外,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缺乏,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年夜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增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力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牵强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发生了很年夜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单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需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暗示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年夜年夜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赋”这一暗示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未几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西北飞》,除发端两句用“孔雀西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入迷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暗示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单是一个运用比如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需在比如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如性的词采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感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论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年夜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力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暗示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年夜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年夜力建议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中某些迂腐论点,可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年夜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成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年夜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力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牵强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年夜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年夜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不单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年夜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究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那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暗示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否则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力精辟的.另外,像王夫之所说的。
诗经的赋比兴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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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赋比兴手法赋、比、兴是《诗经》中运用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也是中国古代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归纳出来的诗歌表现手法,它们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下是对赋、比、兴手法的详细解释及举例:赋定义:赋就是铺陈直叙,是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
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结合在一起用。
它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也可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能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举例:《豳风・七月》集中运用了赋的手法,按照季节物候变化的顺序,铺叙了农家一年四季的生活,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
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详细描述了每个月的气候、人们的劳作以及生活状态。
《木兰诗》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通过铺陈排比,细致地展现了木兰出征前的准备工作以及行军途中的情景。
比定义:比就是类比、比喻,以彼物比此物,诗人借助一个事物作类比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观点。
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能使诗歌的语言更加生动传神。
举例:《卫风・硕人》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连续用“柔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蝤蛴”喻美人之领,“瓠犀”喻美人之齿,“螓首蛾眉”喻美人之容貌,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庄姜的美丽。
《诗经・小雅・鹤鸣》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雕琢玉器,比喻借助外力来提高自己或帮助自己改正缺点。
兴定义:兴又多称为“起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兴一般用于诗歌的开头,所借之物与下文所咏内容有一定联系,可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意蕴,产生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简述《诗经》中赋比兴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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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诗经》中赋比兴的运用首先,赋比兴在《诗经》中用于自然景物的描写。
中国古代诗歌中自然景物是一个重要的描写对象,而赋比兴则是增强其形象感的一种手法。
比如《关雎》中的“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一句,将蕨与女子的美貌相比,通过比兴手法使得女子的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另外,《诗经》中还有很多以花草树木来比喻美人的诗句,如《桃夭》中的“不以我妻美,美人其有之”和《卫风·汉广》中的“落花时节又逢君”等,通过比兴的手法,使得描写更加生动,形象更加深刻。
其次,赋比兴在《诗经》中用于描写人物的性格特点。
《诗经》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样,赋比兴成为一种细腻而生动的手法来描写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
例如《国风·邶风·绸缪》中的“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通过将雉鸟羽毛的飞扬与人物的傲慢态度相比,形象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人物心理状态。
同样,《国风·周南·白华》中的“士如回翼,公孙归矣”,通过比喻士人像归巢的大雁一样,传达了士人各自回归自己的家乡的忠诚精神。
再次,赋比兴在《诗经》中用于描写爱情。
《诗经》中的爱情诗歌包含了丰富的情感表达,而赋比兴则是表达这种情感的重要手法之一、通过将爱人比作自然界的美景,赋比兴起到了颂扬美人之美的作用。
比如《关雎》中的“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憔悴如也。
既见君子,终日言笑;与子偕老,以子之名”的诗句,将求爱之人与美丽的风景相比,形象生动地表达了爱人之间的感情和期盼。
此外,赋比兴还在《诗经》中用于表达政治、社会等问题。
通过将现实问题和生活现象与自然景物、神话传说相比,通过比兴的手法来进行批判和讽刺。
比如《国风·秦风·蒹葭》中的“伊人在长街,心焉忉忉”,通过比喻蒲草在河边生长的情景,表达了人们在社会中的迷茫和苦闷,同时表达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现象的不满和批评。
最后,赋比兴还在《诗经》中用于表达人生哲理和思考。
通过将自然景物与人生经历进行比较,传达了诗人对人生问题的深刻思考和感悟。
诗经中的赋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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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中的赋比兴,一般来说,诗中赋比兴兼用,词中比兴多于赋,曲中赋比多于兴。
以下分别论述。
一、《诗经》中的赋《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朱熹《诗集传》:赋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
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
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
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
二、《诗经》中的比兴《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
三,赋比兴表现手法的作用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
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比分为比喻和比拟。
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
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拟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
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
《风雨》中运用兴的表现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
”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
《诗经》赋比兴手法讲解
![《诗经》赋比兴手法讲解](https://img.taocdn.com/s3/m/d96e1eb19b6648d7c0c74696.png)
《题长安壁主人》张谓 世人交结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 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人。 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揭露金钱对人心 的侵蚀,势利对社会的污染。通篇议论, 纯用赋法。
《山居》 曲涧泉流满,轻岚石卧深。 晚风随意处,曾有数声琴。 直接描写山居的景物与相关联的事物, 让人感觉其中之美。而且此诗不仅状物, 还能做到由风声传琴声,改变前两句直 接状物的写法,做到起伏、曲折,给人 以美感。
《垓下歌》项羽 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zhuī]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是一首表现项羽决绝,敷陈其事的 悲歌,直抒胸臆,慷慨激昂。赋的要求 一是要交待清楚,明白;二是要讲究曲 折、起伏,不能平淡如水,没有诗味; 三是要有主线,尤其是叙事诗。
《乌江》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死也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此诗,其实就是对项羽自刎乌江写实, 作者直抒胸臆,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赋比兴手法
朱熹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 引起所咏之词也。”
按此理解,所谓赋,就是写实,平铺直叙, 直言其事;所谓比,就是比喻,比拟;所谓 兴,就是开头先写别的事物,引起下面所要 说的正文。
赋
1、赋 赋法,即直接陈述,直描情状,直抒胸臆,直写
人物,直叙事伯,直写景物。是告诉我们“是什么” 的问题。唐以前的人们,赋比较多,后来越来越含 蓄,赋少也。如项羽的《垓下歌》:
兴
3、兴 兴,作为艺术手法,主要用来渲染气氛,触影生
情,有时候也在音节上起到和谐的作用。往往说的 是“由什么想起什么”的问题。
▲兴者起也 即起发端的作用,以便为下文开头。朱熹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
其三,借喻。是一种省略性的比喻,直接用比喻物来代替被比喻物。 如林岫的《母牛叹》:
简述诗经中赋比兴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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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诗经中赋比兴艺术手法《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它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仅就《诗经》中的赋、比、兴艺术手法及其对唐代以前的诗歌创作形成的影响进行粗浅的分析研究。
一、《诗经》中生动形象的赋、比、兴艺术手法我国古代著名的文论学家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了“诗有三义”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他对“三义”的具体解释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钟嵘所说的“兴”,就是要诗言约而意丰,言外有丰厚的意韵,即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比”,就是通过写景叙事来比喻寄托诗人内心的情志;“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和描写,但写物时要用蕴含有寓意的语言。
这一解释绕有新意,他把“兴”放在第一位,是为了突出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对“比”、“赋”的解释,也说明他注意到了诗歌抒情言志、假物取象、富有滋味的审美特征。
赋、比、兴是《诗经》首创的三种表现手法,囊括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精华,现予以简析。
(一)赋赋、比、兴三义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在诗歌创作中,它是直陈事物的艺术。
钟嵘强调指出:赋除了直书其事,也可以在叙写的事物中寄寓深刻的含义,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含而不露,言尽而意长,把内心感情直接表露出来,不曲折,不隐晦,直截了当,明白如话。
例如,用赋来抒情,《诗经》的《郑·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全诗没有修饰词,似乎不假思索,自然流露出真切的情意,一个被遗弃的妇女拉着情人的衣袖苦苦哀求的形象跃然纸上。
《诗经》之赋比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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镳biāo 。翟dí 茀fúí 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鳣zhān鲔wěi发发。葭jiā菼tǎn揭揭,庶姜
孽孽,庶士有朅jié。
翻译原文
贵人身材修长,穿绣花衣裙披外罩。齐王的 女儿,卫王的妻子。齐太子的胞妹,邢王的 小姨子,谭王是她的妹夫。
手指像柔软的初生草芽,皮肤像凝结的油脂。 脖子像又白又长的小天牛,牙齿像洁白齐整
哪是舍不得檀树呵,我是害怕邻人的毁谗。仲子你实在让我
牵挂,但邻人的毁谗,也让我害怕。
这首诗是一个女子对她所爱之男子
的叮咛告诫之辞,并没有假借外物的形 象,而是直接所内心的感情表达出来,即
是“赋”的写法:不借外物,直物=心)
的,它所写出的形象本身就是作者心中的情
《诗经》之赋比兴
(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赋,即“铺叙”,是通过客观事物的直接描绘 与叙述以表达主观思想感情的一种方法。 比,即“比喻”,是借客观景物作比况,使要 说明的事理和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更具体形象。 兴,即“起兴”或“发端”,是用眼前景物为
比喻和象征,把它作为诗的开头,然后引出要歌咏
的本事。
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
“比”是“比喻”的意思,也就是用打比方的办法,
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
《诗经》里有的诗整体用比,以拟物的手法反映现 实生活,表达思相感情。如《魏风·硕鼠》。
《魏风.硕鼠》
《硕鼠》抒写农民不堪忍受重税,
对不讲仁义恩德,残酷无情的剥削者 的愤恨和抗议,表达了他们发誓离开 剥削者,而去追求美好快乐生活的愿 望。诗用硕鼠比喻剥削者,贴切生动,
既辛辣又含蓄,其中重章叠句式的表
达,正是一主题的反复申诉,增强了 情感的表达,
诗经中的赋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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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中的赋比兴,一般来说,诗中赋比兴兼用,词中比兴多于赋,曲中赋比多于兴。
以下分别论述。
一、《诗经》中的赋《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朱熹《诗集传》:赋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
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
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
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
二、《诗经》中的比兴《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
三,赋比兴表现手法的作用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
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比分为比喻和比拟。
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
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拟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
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
《风雨》中运用兴的表现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
”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
浅论_诗经_中的艺术手法_赋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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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_诗经_中的艺术手法_赋比兴1.赋、比、兴是所谓《诗经》“六义”中的后三义,指的是《诗经》作品的创作手法。
有人说,“赋比兴”之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证据是《周礼·春官·大师》中有“教六诗,曰风,曰雅,曰颂,曰赋,曰比,曰兴。
”过去传说《周礼》是周公所著,莫不成创作时代跨越五百年的《诗经》从一开始就受到“赋比兴”的艺术指导?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实,《周礼》是两汉之际的学者托名周公所作。
《周礼》中阐述“赋比兴”无非是两汉之际的学者试图向世人强化自己的《诗经》“六义”观,可见在两汉关于《诗经》的“六义”之说是有争论的。
早在西汉前期毛亨、毛苌所著的《毛诗》的一些“小序”中就已经提到“赋比兴”,但对其定义模糊,此后,汉代人一直在争论“赋比兴”问题,包括《周礼》在内,东汉卫宏所作的《毛诗序》(即《毛诗》的大序)、东汉马融和郑玄都参与过何为“六义”问题的争论。
再往后,经过南北朝刘勰和唐代孔颖达,《诗经》“赋比兴”的定义权落到两宋之际的胡寅(1098-1156)和南宋朱熹(1130-1200)手中。
胡寅认为赋是“叙物以言情”,比是“索物以托情”,兴是“触物以起情”;朱熹认为赋是“敷陈其事”,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2.胡寅的赋比兴观在当时是被人们所接受的,但是后来朱熹在学界的名声大大超过胡寅,朱熹的赋比兴观遂广为后人所知并用来阐释《诗经》。
我们仔细对照胡、朱二公的说法,发现朱熹的说法一是比较通俗,二是去掉了“情”字。
孔子说:“诗言志。
”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
”赋比兴作为《诗经》的创作手法,不可能不关乎诗的抒情功能。
当然,胡寅的说法还不仅仅重视了“情”,其“叙”、“托”、“触”三个动词也比朱熹更形象。
我们不妨用具体例子来体会胡寅的赋比兴观相较于朱熹的精密之处。
《卫风》的第一篇是《淇奥》,其第一节是这样的:瞻彼淇奥,绿竹绮绮。
有匪君子,如切如嗟,如琢如磨。
赋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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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古艳歌》:“茕茕(孤独无依貌)白 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 首诗的前两句即以动物起兴,兴中兼含比喻。 写弃妇被迫出走,犹如孤苦的白兔,往东去 却又往西顾,虽走而仍恋故人。后两句是规 劝故人应当念旧。
北朝《陇头歌辞》其一为:“陇头(陇山之巅)流水,流离 (淋漓)山下。念哥一身,飘然旷野。”其三为:“陇头流 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关中),心肝断绝。”这两首诗 歌,前两句都以陇头流水起兴,兼及以流水的状态和声响作 比,状漂泊未归和乡愁悲凄之情态。此处虽作为触景生情、 情景交融解也未尝不可,但毕竟是由此及彼产生的联想的兴 笔,又由于兴中兼比,便将前半与后半紧密联系起来而成为 一个完整的整体了。 兴中含比,比兴兼取,便有这样的妙处。可见,方东村的 “兴而兼比”则“取兴不取比”之说未免有点偏颇。
3.铺写人物的性格、行为。以此突出人物的鲜明个性特征,这在塑造 人物形象中是至关重要的。如关汉卿作自我画像的[ 南吕] 《一枝花·不伏 老》(节录):“「黄钟尾」我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 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 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圈套)。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 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牡丹,借指出众的女色),扳的是章台柳(妓 女的代称)。我也会吟诗,会篆榴(写古体字);会弹丝(弦乐),会 品竹(管乐);我也会唱鸣鹤(《鸣鹤天》等曲调)、舞垂手(舞蹈 名);会打围(围猎)、会激鞠(踢球);会围棋治双陆(类似下棋的 博戏)。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痴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 这儿般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 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啊,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指勾 栏妓院)走。”这段曲子以铺排的手法突显作者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 反常举止,寄寓着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和执着于文艺事业的决心。 由此 可见,铺排与含蓄恰好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种艺术手法。铺排的主要美 学特征乃是淋漓尽致,畅酣达意。
诗经中的赋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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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中的赋比兴,普通来说,诗中赋比兴兼用,词中比兴多于赋,曲中赋比多于兴.以下分别论述.之杨若古兰创作一、《诗经》中的赋《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朱熹《诗集传》: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穷.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二、《诗经》中的比兴《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有为,涕泗滂沱.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三,赋比兴表示手法的感化赋是最基本的,最经常使用的一种表示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婉言,即直接论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比分为比方和比较.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其实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应用了比的表示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恨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暴的赋性表示的淋漓尽致.为何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应用比较表达爱好的事物,可以使它绘声绘色,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示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本相毕露,给人讨厌之感.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应用兴的表示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为何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讨,有些诗中的鼓起到了衬着气氛的感化,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里面放工着细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本人的夫君,此时,听见了里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衬着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讨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衬着气氛的感化,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衬着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观赏的过度感化.人们经常把比、兴两种表示手法截然分开,在研讨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表示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必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天然景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更,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方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感化.兴在诗歌中据有极其次要的感化,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赋是最基本的,最经常使用的一种表示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婉言,即直接论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比分为比方和比较.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其实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应用了比的表示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恨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暴的赋性表示的淋漓尽致.为何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应用比较表达爱好的事物,可以使它绘声绘色,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示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本相毕露,给人讨厌之感.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应用兴的表示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为何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讨,有些诗中的鼓起到了衬着气氛的感化,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里面放工着细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本人的夫君,此时,听见了里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衬着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讨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衬着气氛的感化,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衬着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观赏的过度感化.人们经常把比、兴两种表示手法截然分开,在研讨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表示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必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天然景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更,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方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感化.兴在诗歌中据有极其次要的感化,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婉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论述.是最基本的表示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本人的感情.“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方之意.《诗经》顶用比方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更.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更来比方恋爱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方治国要用圣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顶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示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是以又多称为“起兴”.《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惹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以内容作铺垫.它常常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没成心义上的关系,表示出思绪无故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此,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成理解,但这类情况必定是存在的.就是在古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如许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方、意味、烘托等较有实在乎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本来是思绪无故地飘移和联想而发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奥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面前景物以鼓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能够比方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能够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因为“兴”是如许一种奥妙的、可以自在应用的手法,后代爱好诗歌的含蓄委宛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爱好,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纷歧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国风·周南·关雎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国风·召南·驺虞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国风·召南·江有汜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国风·卫风·硕人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国风·卫风·淇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鹤鸣兴: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卷耳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夭赋比兴是诗经的次要三种表示手法.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示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公理》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赋:平铺直叙,铺陈、排比.相当于此刻的排比修辞方法.比:比方.相当于此刻的比方修辞方法.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相当于此刻的意味修辞方法.兴就是以情寓于象中,此象乃是意象也,故兴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常常是结合在一路用的.铺排系将连续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景象、人物抽象和性情行为,按照必定的顺序构成一组结构基底细同、语气基本分歧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衬着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特别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取.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比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普通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光鲜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抽象生动,光鲜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征.兴兴,先言他物以惹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鼓起兴结两种方式.激发读者的联想,加强了意蕴,发生了抽象光鲜、诗意盎然的艺术后果.“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很多学者进行研讨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不断存在着各种分歧定见,众说纷歧.汉代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发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公理》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内活着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方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捉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示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分歧,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公理》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示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必定的表示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体裁的特征,难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经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抽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恋爱诗《关雎》说成表示“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类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当前来孔颖达就分歧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公理》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感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次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而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示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乃至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体裁,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乃至缺乏深刻的、成心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因为汉赋中大量应用了比方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有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因为这一缘由,同时也因为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请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示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内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定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以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不足,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不足”,应当有诗味或“味道”(《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感化与艺术的思维表示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恰是因为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但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留意的是,钟嵘还精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克不及割裂开来对待和应用.他说:“若公用比兴,患在乎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乎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是以,他请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实的好诗,既不克不及单用“比兴”乃至“意深”、晦涩,又不克不及单用“赋”法乃至“意浅”、芜累,只要兼采三者之长,酌情应用,才干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精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和“文已尽而意不足”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但仅把它看作表示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请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应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本人的创作主意,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感化,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成绩.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本人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从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缺乏,言常不足,都非常兴,但贵轻艳.”(《河岳英魂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感化,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感化.宋代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讨.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留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但是一个“铺陈其事”的成绩,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示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示手法的请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讨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论述活灵活现、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示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但是一个应用比方进行修辞的成绩,还必须在比方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如许的“比”法,天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方性的词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惹起作者客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明显,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论述,较之他之前的很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展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伸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婉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惹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不异的.朱熹虽然比较精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示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如果因为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建议的原因.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中某些陈腐论点,但是,他本人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陈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觉得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辞意皆放(□)此云”.像如许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明显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留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成或缺的互相感化,常常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如许加以分解,结果不克不及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揣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该当指出,这类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抽象而去探求抽象之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当前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景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觉得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切口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不但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成绩,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是以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类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形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讨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讨,值得留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坦直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不过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意正统诗文应当向民歌进修,这一定见是精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闻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示手法在创作中的应用.诗词写作,既不克不及没有寄托,又不克不及刻意寻求寄托,否则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定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成心成心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应用该当天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应用的次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请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看重的见解.在专门的研讨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的地方.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讨,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持久地研讨和探讨,不但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示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彼此感化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经历、。
简述《诗经》中赋比兴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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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诗经》中赋比兴艺术手法。
摘要:《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总体上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
他主要反映了人民大众苦于剥削和压迫、苦于战争和徭役;反映劳动、婚姻、生活、以及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等。
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对构造诗歌意泉、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且是《诗经》中独特的表现手法,对于后世的影响颇大。
最早提到“ 赋、比、兴” 的是《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曰兴、日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 这里的“ 六诗” 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类乐歌。
汉代《毛诗序》将“ 六诗” 改称“ 六义”。
后人将“ 赋、比、兴” 视为《诗经》的三种典型的表现方法 *1 。
一、《诗经》中赋比兴的概念及其演变。
“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一)、“赋”的表现手法:赋的本义是贡赋,“ 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诸侯向天子献上贡赋之时必须开具清单,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时按清单点收。
贡赋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须一一铺陈,排列于神位之前。
后来,这种物质的排列逐渐转化成语言文字的排列。
从此,“ 赋” 成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以“ 直接铺陈” 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来。
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之“ 六诗” 是将“ 赋” 解释为“ 铺” ,“ 直铺陈” 。
唐代学者孔颖达在疏解《毛诗》大序时认为“ 赋则直陈其事” ,“ 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
(二)、“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如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
另一说,用桑叶茂盛比喻男子对女方恩爱之浓。
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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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
“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熹《诗集传》赋即是直接铺陈叙述;比是比喻,有明喻、隐喻之分;兴即起兴,有引起联想,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
大抵《国风》多用比兴,《大雅》多用赋法。
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经》具备了动人的艺术魅力。
《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
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
《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工于描写,勾划出许多生动的细节,《七月》写农家一年四季的生活,宛如一幅幅用美的民俗生活画。
诗经的比兴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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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比兴手法
比兴手法: 仰望诗经
岁月流转,风卷云涌,一本传世不朽的古籍——《诗经》,集大成者比兴,他
用创新的技艺把经史三代诗文汇编于一篔,随着永恒的回响声响彻海内,承载物活典章,史义多种,
比兴以游牧民族的诗文作为渊源,用人时新颖的思想,无疑地改变了当时的传
统习俗。
比兴专注于收集先之乃古,以“子细诚之作,可使外夷瞩目,广之用之,可使诸侯共聆”的宗旨,从此,诗经来到后世,被无数人誉为上古典籍精髓,藏宝库,里面有着大量珍贵的文字,记录着古今中外人类上千年难以深入的文化底蕴。
比兴的技艺深得及时人的看重,甚至被尊为治学之神。
他无私的爱好,令比兴
的《诗经》,成为学术界认可的重要研究课题,结果唤起了一次关于历史学,艺术学,政治学,宗教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等各个方面学科互动研究的新纪元,将先之乃古的诗文赋予了新的价值,令不少学者成为诗经文字的信仰者,以仰望诗经拒绝浮浅虚浮,历久弥新,被无数读者仰望,倾心体验。
《诗经》无外乎唯比兴手法,而比兴,则是被时人景仰而拥戴的英烈;诗经的
魅力在于涵养,而比兴却硕果累累,让后人仰望比兴的上古典籍,于是有了醍醐灌顶,有了回荡感,可以体会到良好的东方传统文化。
仰望诗经,已不只是这个时代古典文学的风范,更是一种引时代间文化之“比兴”,我们对诗文的追求,亦内在体现着比兴的精神,已唤起了时人的慧眼,仰望诗经,让我们从中汲取到精神力量,勇敢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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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诗经》中的比兴手法知多少
摘要:《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
其中的比、兴手法随着《诗经》的广
泛传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骚客,历尽千百年
时光的洗礼,被广泛运用于中国传统文学之中,成
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准则。
关键字:《诗经》比兴含义诗经原文分析后继发展
正文:
比兴是中国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宋代朱熹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通俗地讲,比就是譬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
有的诗是个别地方采用比,而有的则是整个形象都是比,就像后代的咏物诗;“兴”就是起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
有的“兴”兼有发端与比喻的双重作用,所以后来“比兴”二字常联用,专用以指诗有寄托之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其中赋、比兴是其中的写作手法。
那么关于比兴手法你知多少呢?
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说到:“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
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 其大意是:《诗经》的内容深广,包含着风、雅、颂、赋、比、兴这“六义”。
可是毛公给《诗经》作注,只注明某篇作品是用的“兴”法,难道不是因为通贯全书按照“风”、“雅”、“颂”来分类,而“赋”是直接铺陈手法前后相同,比喻也很明显,只有托物起兴比较隐晦吗?所以“比”,就是比附的意思;“兴”,就是起兴的意思。
比附事理的,用贴切的类比方法来说明事物;因物起兴的,依靠含义微隐的事物来寄托情意。
因为触物起情,所以起兴的手法得以成立;因为比附事理,所以比喻的手法得以产生。
比喻就是怀着蓄积愤懑的感情来斥责,起兴就是用委婉的譬喻来寄托用意的意思。
因为大概跟着时间推移情思的不同,所以诗人言志的手法有比喻和起兴这两种区分了。
因而我们可知,比兴”是一个含义丰富而又歧义颇多的概念。
又有西汉毛亨
所谓“兴”,包括两种情况。
一个意义是指“发端”作用。
《毛诗训诂传》说“兴,起也。
”就是由物象引发情思的作用,物象与情思不一定由内容上的联系,有时仅是音韵上的联系。
《毛传》所说的“兴”,还有另一意义,是指一种复杂而隐晦的比喻。
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浅显而准确地解释了比兴的含义。
“比”便是通过类比联想或反正联想,引进比喻客体,“写物以附意”;“兴”则是“触物以起情”,“它物”为诗歌所描写的景物,而这种景物必然蕴涵着诗人触物所起的情。
“兴”是一种比“比”更为含蓄委婉的表现手法。
而《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其中大多数作品是用比兴的写法开头的。
比和兴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
下面我就借助《诗经》中的三首经典诗歌来简单分析一下《诗经》中的比兴手法。
首先是《诗经》的首篇《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
窈窕淑女。
钟鼓乐之。
首章以河洲上关关鸣叫求偶的雎鸠为“比”的对象,兴起淑女为君子的佳偶,借助动物性的行为来衬托出抒情主人公的对佳人的殷切盼望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将深切的情感和渴望隐藏在关雎鸟的表面行为之下,整体风格含蓄隽永,并以此情感总揽全诗;次章以水中左右飘摇荡动的荇菜为比,兴起君子欲求淑女或者政治理想的动荡着的心,当主人公求之不得,付出暂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的时候,甚至“寤寐思之”,“辗转反侧”;第三、第四两章,则以主人公采芼荇菜的行为为比,兴起以君子既得淑女,理想得到施展的情形,借助“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样的欢乐的场面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兴奋,一层层地写来,恰到“乐而不淫”的好处。
这是一首写求配偶的经过恋爱成功而结婚、或者追求政治理想而得到实现的诗。
又如以描写女性美好身姿著称的《桃夭》:
最后来看看描写抒情主人公痛苦追求的诗《蒹葭》
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描写的是恋爱中一个痴情人的曲折动人真实婉转的心理感受。
首句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起兴,描写了一幅秋苇苍苍、白露茫茫、寒霜浓重的深秋萧瑟之景,暗含出主人公身当此时此景的焦急等待的愁苦凄清的哀愁。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写的是等待的人因为思虑过度而不禁产生伊人在茫茫水面上悄然出现之感,主人公激动的顺流寻觅爱人,可是不知何故她总是宛在水中央,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
以主人公的幻觉为起兴对象,眼前总是浮动着一个扑朔迷离的佳人的孤独身影,仿佛水中之月与镜中之花,不论他采取什么办法总无法接近她,因而他兀自在水边徘徊往复,神魂不安。
这显然勾勒的是一幅朦胧的意境,
用兴的手法描写出一种痴迷的心情,使整个诗篇蒙上了一片迷惘与感伤的情调。
下面两章只换少许字词,重章叠句,反复咏唱,通过比兴手法,使读者运用联想和想象,将实情实景与想象幻想结合在一起,用虚实互相生发的手法,借助意象的模糊性和朦胧性,这最终勾画出一幅模糊和迷茫的水边一片朦胧的美感,散发出韵味无穷的艺术感染力。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人。
全诗分为三章。
第一章用鲜艳的桃花为比,兴之以年轻美好的新娘的千娇百媚。
诗人用初春时节含苞欲放娇嫩艳丽的桃花来从侧面写出待嫁新娘娇羞而又在兴奋期待的复杂表情,此时此刻,人面桃花交相辉映,在和煦的春风之中相得益彰不知究竟是人比花娇还是花比人艳。
运用比兴,诗人成功地烘托了一股欢乐热烈祥和的婚礼气氛。
第二章则是表示对新人新婚生活的祝愿,以桃花结果为比,借用花开结果的比喻反映了作者对新人早生贵子的美好祝福,用饱满的桃子来比喻即将诞生的可爱孩子,顺便祝愿新嫁娘生活和谐。
第三章借助桃叶的茂盛这个比喻来祝愿这个新婚夫妇家庭的兴旺发达,“其叶蓁蓁”这四个字就反映出了甜蜜生活的祝愿,以桃树枝头的累累硕果和桃树枝叶的茂密成荫,来象征新嫁娘婚后生活的美满幸福。
全诗分别以花、果、叶为比的对象,暗示读者通过联想、想象寄寓祝福于桃花意象之中,表现出了对娇媚新娘、可爱宝宝和甜蜜和谐生活的祝福。
这三首诗都是诗经中比较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经典诗歌。
然而诗经中运用到比兴手法地地方远远不止这些,比兴手法的运用,加强了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了诗歌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使得诗经中的诗歌永远散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
像我们所看到的,比兴手法的后继发展在后代作品中的体现也是琳琅满目的。
在《离骚》中的比和兴,从形象本身看来,它是虚构,是想象,但从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来说,又完全是现实的。
这就开辟了后世的“寄情于景”“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
《楚辞》的这种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后世的诗歌创作有着极大影响。
又如《孔雀东南飞》开头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用具体的形象来激发读者想象,不由得人不从美禽恋偶联想到夫妻分离,这样就给全诗笼罩上一种悲剧气氛,起了统摄全诗、引起下面故事的作用。
又如《归园田居》中把自己比成“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来表现诗人厌恶官场、回归自然的心情。
也有单句并没有用比兴手法,而整个形象都是比,如《迢迢牵牛星》,整首诗借牛郎与织女隔河相望而不能团聚的民间故事来比喻一个饱含离愁的少妇的相思之情,含蓄蕴借而又哀婉动人。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
它从多方面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反映出了了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并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
而其中的比、兴手法更是随着《诗经》的广泛传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骚客,历尽千百年时光的洗礼,被广泛运用于中国传统文学之中,成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准则。
参考文献:
江西工业学院学报第七卷第三期《浅析“离骚”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发展》
上海古籍出版程俊英《诗经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