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具理性批判的形成及当代意义

论工具理性批判的形成及当代意义

周立斌

摘　要: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合理化在西方社会变迁过程中释放出的产物,即工具理性作用的结果。卢卡奇把韦伯的这一理论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物化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工具理性批判的力度。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把工具理性批判扩大到对人类的启蒙和文明的批判。由于工具理性批判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代价和局限性,所以仍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锐利武器。

关键词:工具理性;合理化;物化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4)03-122-03

作　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在思想史上,人们往往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开端。启蒙运动使西方完全摆脱了17世纪哲学思想中的宗教神学的桎梏,使人们不但从人的理性中寻找知识的合理性基础,而且还能从个人权利出发论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但韦伯指出,作为合理化结果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却使人完全失去了自主性,成了被动执行系统命令的存在物,由此人的价值和意义失落了,也就是说,理性蜕变成一种奴役人的工具,即工具理性。卢卡奇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出发,借助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提出了物化理论,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即工具理性批判。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为代表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接过卢卡奇的这一批判理论,对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进行了深入、彻底批判,把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推向了顶点。笔者认为,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特别是日益严重的异化问题)上,工具理性批判仍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

一

韦伯对工具理性的论述是与他的宗教伦理社会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同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韦伯深切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和支持作用。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精神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新教伦理,进而阐明它同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化及工具理性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韦伯是从欧洲现代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中揭示资本主义的起源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一个在近代的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有关世界历史问题时都不免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①他认为,合理化在现代文化知识领域和社会组织中的不断分化和发展是形成西方文化的主要动因。

韦伯认为,在西方传统的宗教政治统一体中,无论是经济系统,还是科学、艺术,甚至国家都统一在传统的宗教和道德的合法性压力下。但是,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已经解体,封建的等级政治结构已经动摇。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现代经验科学、独立的艺术和以原则为基础的道德和法律,这些文化知识和社会组织按照自己价值领域的合理性处理相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科学摆脱了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前提,科学家以经验的、几乎是量化方式观察世界,自然不再笼罩在神话的神秘氛围中;(二)现代艺术也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它只承担表达个人主观性的内在义务,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的教化功能;(三)现代道德和法律脱离传统形而上学真善美的精神母体,成为专门处理规范和价值的特殊领域;(四)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形成了功能上日趋独立的行为系统。经济系统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系统,生产者按照目的合理性行动;(五)国家转向按抽象的法律规则进行管理,国家职员按照形式合理化的要求行动。这些都是工具理性作用的结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特性进行了如下描述:(一)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衡量经济行为成功与否的标准;(二)人们以理性的有条理性的方式追求利润,并受一些道德上的约束。这是企业家区别于冒险家的重要特性;

(三)劳动力由法律上自由但以工资为生的阶级组成;(四)生产组织以策略合理性组织在科层体系之中;(五)它运用现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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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并采取竞争性市场的机制。

那么,新教伦理与合理化的关系又表现在哪里呢?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是世界观的合理化转变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力量,同时也是观念的合理性变为社会合理性的关键所在。新教伦理的核心就是新教徒所信奉的勤俭、守时和刻苦的职业伦理,这种职业伦理是由中世纪僧侣阶层中盛行的禁欲主义伦理观转变而来的。通过宗教信仰伦理学向世俗信念伦理学的转变,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即通过合理而系统的方式去追求利润的态度。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虽然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却是社会进一步合理化的障碍。随着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文化世界观的解体导致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行为者不再把价值合理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人的行为完全工具化,由此,工具理性产生了。一旦经济和法律秩序的规则成了行为合理性的准绳,并把人完全纳入到科层组织的功能之中,个人就失去了自由选择自己价值和生活目标的能力,人就日益陷入工业生产和现代官僚制的“铁笼”,无法挣脱。“而这种经济秩序现在却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巴克斯特认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将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②。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迫使每一个人都屈从于狭隘的分工范围,成为实现资本主义利润的一个因素,成为庞大经济机器的一个部件,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无从幸免。这就是工具理性的恶果。卢卡奇把韦伯的这一结论直接运用于他物化理论的分析中。

二

论结合起来,提出了物化理论,进而把工具理性批判引向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批判。他引证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描述:“商品形态的神秘性,不过是这样构成:人们把他们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劳动生产物自己的对象性质,当作这种物的社会的自然属性来反映;从而,生产者对总劳动的社会关系,是当作存在于生产者外界的诸对象物的社会关系来反映。就因有这种转换,所以劳动生产物成了商品,成了感觉的超感觉物或社会的物。……那只是人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看来,这种关系,采取了物间一种关系的幻想的形态。”③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关系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物来反映并被物所遮蔽。卢卡奇认为,物化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那就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与人相对立。”④在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卢卡奇的这一见解竟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极为相似,这不能不说明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领悟性和敏锐的洞察力。卢卡奇着重从物化的第二层含义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

卢卡奇指出,只有商品交换形式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并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影响的社会里才会出现物化现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交换表现为直接的物物交换,商品所有者交换

的商品对双方都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还没有体现

出来。换句话说,商品关系在社会中还没有占支配地位,人与人

的关系没有被物所掩盖,物化现象当然不会出现。但在资本主

义社会却不同,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

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⑤另一

方面,劳动力成为商品,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分离,成了不依赖

于主体的社会劳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

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严格的、仿佛十全十

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所有痕迹。”⑥所以他说:“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

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⑦

卢卡奇认为,人的劳动变成商品中对象化的抽象劳动以后

就完全按照商品生产的客观规律进行,即按合理化方式进行。

合理化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体现在两个方面上,一方面是合理

化的分工,另一方面是合理的计算原则。合理化的分工和计算

原则使人们的职业愈益专门化,他们的生活也被局限在一个愈

来愈小的圈子中,其结果是使人们的目光留恋于周围发生的局

部的事情上,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甚至他的

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

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

算的概念。”⑧

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化不是专对无产阶级而

言的,物化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及生活于其中的人必然遭遇到

的现实。由于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它们

都遵循着合理化的原则,物化也必然渗透其中。他直接引证韦

伯的分析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全面性和危害性。“……

同资本主义营利的那些古老形式相反,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东

西是:在合理技术基础上的严格合理的劳动组织,没有一个地方

是在这种结构不合理的国家制度内产生的,而且也决不可能在

那里产生。因为这些现代企业形式由于有固定资本和精确的计

算而对法律和管理的不合理性是极为敏感的。它们只有在这样

的地方才能产生出来,在这里,法官像在具有合理法律的官僚国

家中那样或多或少是一架法律条款自动机,人们在这架机器上

面投进去案卷,再放入必要的费用,它从下面就吐出或多或少具

有令人信服理由的判决:因此,法官行使职责至少大体上是可以

计算出来的。”⑨此外,卢卡奇还通过广义生产概念指出,抽象的

类样品以及孤立的个体如何取代了“有机生活过程的产品,而这

就意味着“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

部表现形式”。劳动者主体亦被合理地分割开来———一方面,他

作为从属于机械化的局部劳动的孤立原子,被加入到异己的系

统中去;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只是通过把它们结合

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

不仅如此,物化还侵入到伦理领域,变成整个社会的统一的

意识结构。官僚以服从官僚机制为责任,并以此为荣;新闻工作

者没有气节,靠出卖他们的信念和经验谋生;资本家和工人都变

成资本的奴隶,成了商品的自愿牺牲者。卢卡奇把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转向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也就是工具理性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继承了卢卡奇物化分析理论,把对资

本主义的哲学批判扩大到人类文明史的批判。他们两人合著的

《启蒙辩证法》就是这一批判的代表性产物。

在《启蒙辩证法》中,他们以工具理性来解释启蒙。“过去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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