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评估技术发展

・交流・幸福感评估技术发展江西医学院教务处 (330006)　苗元江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　(210097)　余嘉元 S onja Lyubomirs指出:尽管每个人幸福感的来源不同,但大多数人知道自己是幸福还是痛苦[1]。

30多年来,众多的研究者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幸福感的评估方法,评估技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系统,从测量到评价,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勾画出幸福感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的理念、新的思考、新的技术都促进了当代幸福感评估的深入发展。

一、从分离到统一现代幸福感研究开创伊始,就被两个不同的方向引导。

一个是Bradburn (1969)奠定的幸福感评估的情感取向模式,他认为情感成分包括两个成分,即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并据此编制了情感平衡量表,是对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这两个概念进行测查的相对较纯的测试工具。

其认为幸福感是两种相互对立而同等重要的彼此独立的结构成份之间的平衡,正性情感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负性情感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总的幸福感是两者之间平衡的结果。

即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之间的平衡。

后来Beiser(1974)增加了第三个成份,即反映幸福度的心理素质特征的成份,沿着这种思路与方向,产生了另外一些量表,例如K amman和Flet t(1983)编制的“情感量表2”以及“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

另外一个方向--认知取向,源于社会学家对生活满意感的研究,他们把生活满意感视为幸福感的关键指标,从认知角度展开了研究。

认知模式既包括对整体的生活满意的全面评估,也涉及对工作、收入、社交、婚姻的具体方面满意程度的评估,这是在生活质量研究中发展起来的。

对整体满意感的测量最著名的是Diener(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量表”(SWS L)[2]。

更多的研究是分别评定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感,如经济状况、家庭关系、居住环境、健康状况等,然后将这些条目的评分相加。

通常情况下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收入、健康、住房,教育、工作、闲暇、社会秩序以及社会政策等。

幸福感评估的情绪取向模式与认知取向模式表现在对幸福操作性概念的理解与把握方式的差异,情绪取向模式把幸福感理解为人们对生活总体或各个不同侧面的情感状态,而认知取向模式则把幸福感理解为人们对生活总体或各个不同方面的满意程度。

迪纳[3](Diener)认为主观幸福感应该是这两者的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幸福感的本质。

虽然这两个成分密切联系,但影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

生活满意感是幸福感的关键指标,是有效的肯定性的衡量指标,是独立于积极与消极情感的因素。

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相对独立,必须对它们进行分别的测量,以获得重要的信息。

因此,主观幸福感应该在综合评定认知、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的基础上,予以加权,全面、准确、深入地了解幸福感水平及分布情况。

我国程灶火等(1998)编制的《少儿主观生活质量量表》就是主观幸福感的典型模式[5]。

二、从简单到多样在过去的几十年发展中,幸福感评估已经建构起完整的技术体系,那就是以问卷测量为主体,并结合其它评估技术,以正面评价为主,并兼顾负面指标的新格局。

从幸福感的不同层面与侧面,并从人格、社会以及其它情景之间的交互关系来思考与了解、测量与评估幸福感。

结构化问卷测量是现代幸福感测量的主流,但自我报告测量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有社会赞许、认知偏差、反应定势等。

另外,题目的秩序和其它人为因素也会影响幸福感的测量。

因此,结构化的问卷测量需要结合多样化的评估技术。

例如,Crikszentmihalyi等人发展出一套能够在实际情境中测量活动经验品质的经验取样法(the experience sam2pling method,ES M),它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随机时间截面取样,追踪1-4周。

Sandik,Diener与Seidlitz(1993),在特定的时间样本中,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与被朋友和亲属报告的生活满意测量以及人们对生活事件(积极的与消极的)的记忆有显著相关。

其它的手段,例如生理测量、他人评估报告,记忆和反应时间测量,也应该包括在完整的幸福感测量中,虽然幸福感被定义为“主观”幸福感,但体验本身可以用其它心理学技术和方法研究与度量,不同幸福感测量方式得到不同的分数,多种方法的测量系统可以产生最大的信息组合,不同类型测验的优势常常相互补充。

例如,Sandvik等在记忆发展测验(1993)中要求被试回答他们生活中经历的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个星期)的积极与消极事件,这个方法能够评估个体对有关好的事件与坏的事件的敏感性差异,因而可以研究被试的记忆类型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6]。

另外,从负面来反映幸福感的负面指标,例如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 L-90),流调用抑郁评定量表(CES-D)[7]也应该包括在完整幸福感评估中,从而更好地鉴别、评估幸福感。

三、从单维到多维幸福感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结构,虽然目前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是幸福感评估主流模式。

但也有研究者试图建构其他的幸福指标技术,Ry ff认为(1989)把幸福感简化为生活满意和情绪,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积极性功能层面方面。

她根据人类发展模式提出幸福感的多维模型,她认为幸福感应该包括更广泛的内容,包括:1、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积极的自我评价及对个人过去生活的接受;2、人格成长(pers onal growth)、不断成长和成为自己的感觉;3、生活目的(purpose in life),相信自己的生活目的和意义;4、良好关系(positive relationwith other),与他人关系的质量;5、情境把握(environment master),有效处理个人生活与情境的能力;6、独立自主(autonomy),自我决定的感觉[8]。

Lerner和Levine(1994)推荐增加诸如控制感和自尊评估1而Arns和Linney (1993)强调自尊和自我观念。

安德鲁(Andrew,1985)着重自主或控制感和社会支持。

K atschnig(1998)和Barry (1998)也指出自主以及控制感是幸福感的重要的决定因素,建议将来生活质量研究中综合这些指标。

Nieuwenhuizen等1(1997)呼吁应注意诸如自我价值,目的感和自主,诸如控制,支配,自我效能,社会的支持网络的重要性1近来有的研究者提出,幸福感的评估还应该包括力量感、自主意识、愉悦感、自信心等指标[9]。

C om pton等(1996)研究了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18个指标的关系。

分离出两个因素,一个反映快乐,而另一个涉及个人成长,这两个因素之间呈中等相关。

他们认为不同幸福感取向研究可以增进我们对幸福感的理解[10]。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把幸福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把体验与发展统一起来。

更深入地把握幸福感的本质。

四、从数据到理论幸福感是“每个人都知道其含义,但却无人能够精确定义”的词语[11]。

必须在不断的研究深入中揭示其意义。

早期幸福感评估大多数是在研究与应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所依据的理论以及所测量对象的特征等关注不够,多出于操作上的需要,而不是基于某种特定的心理学理论。

例如,Badburn的经典研究对幸福感的概念含义很少留意,同样,生活满意感测量产生于社会实践的应用,也并没有详细阐述幸福感的实质,其研究是数据导向而不是基于明确理论框架。

由于研究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解很不一致,同一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也有不同的理解。

各种评估工具采用不同的标准,适用于不同的被试,大量相关研究使用了不同的量表,所得的结果具有不同的涵义。

在幸福感测验的早期阶段,测验的诞生大多是以某种研究或应用为目的,以便将某种或某类的心理特质量化,并没有一个有关该心理特征的理论作为编制测验的基础,但是测验的产生与应用却常常导致了有关的心理特征理论研究的发展。

同时,理论研究的深入又会促使更多具有理论基础的新的评估工具的出现,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随着幸福感研究的结构化与深入发展,人们开始重视幸福感心理意义的揭示,充实其实质意义。

并且作为评估的基础,幸福感评估从数据导向到理论导向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

Waterman(1993)[12]对幸福感的实现(Eudaim onic)和快乐(hedonic)的区分,并由此发展起来的《人格展现活动问卷》(Pers onally Expressive ActivitiesQuestionnaire,PE AQ),反映了理论导向的思想与方向。

他认为,快乐是享乐主义的定义,而幸福感则涉及人们与真实的自我谐调一致。

他认为幸福发生在人们从事与深层价值匹配最适合的活动并全身心的投入上。

在此情况下,人们感受到强烈的活力,展现了真实自我。

他通过实证方法证明了快乐和实现的显著相关。

但尽管如此,他认为,这两个指标是有区别的。

卡文(C owen,1991)[13]也谈到,不能把简单的幸福感定义为没有精神疾病,作为替代,应该关注积极的功能层面,这些可以促进良好的依恋关系、获得随年龄增长的认知、人际关系、应对技巧,以及环境所赋予人的能力。

因此,把幸福感心理学过程模型与心理计量模型结合起来,定性定量统一进行分析,既反映对结果作探索性因素分析,也可应用结构方程模型作证实性因素分析,由数据导向(Data-driven)转变为理论导向(Theory-driven),从而使幸福感测量建立在科学心理学理论基础上,切实保证测量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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