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与武术

1、从梅花拳派看义和拳运动中的民俗因素，张士闪著，民俗研究1994年第四期

笔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实质，是清朝末年一些乡村社会民众通过历史性武术传承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社会文化民俗团体所发生的一次突发性群体暴动行为。

笔者试图通过对梅花桩拳派民俗的考察，揭示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土壤、思想状态和它随历史契机猝然爆发并波浪式发展的深层原因。

义和拳运动是梅花桩拳派民俗群体对当时社会的政治体制、文化发展趋势所做出的调整、改善的强烈暴力的反映。事实上，当年义和拳的始发地带和后来运动最为活跃强盛的地区，正是当时梅花桩拳术比较普及、拳派民俗稳固兴盛的地方，皆属梅花桩拳派民俗“密点”。通过对梅花桩文场的考察，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梅花桩拳派不是什么“教”，“义和拳教”也无法涵盖整个义和拳运动的组织形式和文化源流。

梅花桩拳派有着自己培养人才的规范思路：文理统驭武功，武功深寓文理。

每年的阴历正月十五日，全国各地的梅花桩拳民都要都预先约定的祖师纪念处举行大规模的“亮拳”活动，时至今日仍长盛不衰。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亮拳”。在这期间，各地拳首商议着一年来的拳派事务，解决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的农业性和宗法性特点在这里展现出它极其和谐、极富情感凝聚力的一面。整个活动既是传统智慧的巧妙运用，又是个人灵性的自由发挥。可以说是梅花桩拳派一年一度的力量大检阅、情感大交流，是梅花桩拳派民俗场形成、辐射、强化的重要方式，它本身也是成为梅花桩一项很有特色的民俗事象。身临其境的人们往往会对这种“场”的力量留下深刻的印象。

直隶、山东义和拳运动中的民俗因素：面对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日深而导致的民族危机形势，面对法、德教会势力不断掀起精神侵略、扩张的嚣张气焰，梅花桩拳派以传统民俗为号召，团结民心，检视拳众力量，张扬民族精神，开始了针对西方教会侵略势力的对抗尝试。中西宗教信仰和社会礼俗的矛盾冲突，是义和拳运动的直接成因和初期斗争形式，而且又贯穿于整个运动的始终。这是一个内聚力较强并富有抗外性的民间拳会组织，反映了华北村落农民的群体心理意识，并代表了传统文化的某些精华部分。他们以传统的“亮拳”习俗作为斗争的发轫和多次行动的集聚方式，民俗因素在整个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从“洋兵就要来了”这句话在当时的多次流播及其惊人效果，可以看出中西民俗文化的隔阂对运动起了多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义和拳运动是梅花桩民俗群体作为一种比较独立的传统文化意识载体，以暴力对抗为基本形式，与它所处的时代社会进行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能量交换。

2、梅花拳的复兴与华北乡村的群体认同，张国栋，[美]Thomas A.Green,李运著，民俗研

究2016年第5期

笔者采用的是质化研究方法，主要运用田野调查中的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其中的一位作者是梅花拳的内部传人，作为局内人来参与调查和研究。文章访谈涉及到的问题有：当地梅花拳的传统、个人的习武经历、梅花拳对个人和社区的影响、梅花拳面临的问题以及对梅花拳未来的看法等。

尽管梅花拳在官方的记载中出现得较晚，但根据义和团运动研究专家路遥的成果、武术史学者周伟良的研究、相关民间武术文献以及梅花拳的传承谱系，可以确定它早在明朝末年就出现在山东和江苏的交界地带，并在整个清朝沿着山东、江苏、河南和河北的交界地带在广大的乡村社会传播开来。

文章将通过回顾梅花拳的变迁历程及对当下城镇化背景下梅花拳复兴的田野考察，探寻这一民间文化复兴的社会因素。聚焦于梅花拳的书写历史、口头历史、传承现状以及社会和文化背景。

文章得出的结论：从明末至今，梅花拳历经各种战争和政治更替，并在当下的城镇化背景下经历着其传统的复兴。除了政府的支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华北乡村的社会基础为梅

花拳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而同时，梅花拳通过自身的群体认同、关注女性、老少皆宜及其成员的文化自觉等特点影响着当地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文化存在的最充分理由在于该文化能够帮助它的持有者适应社会的变迁。华北梅花拳复兴的关键在于，它整合了多种民俗要素，让当地人重新体验到了曾经失去的群体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既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也内含于精神世界。总之，梅花拳通过各种努力获得了其成员、当地民众以及政府的认可，并在与三者的关系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此，梅花拳的复兴对于当今城镇化背景下民间武术、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3、民间武术的“礼治”传统及神圣运作———冀南广宗乡村地区梅花拳文场考察，张士闪著，民俗研究，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