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

论文提纲

一、德治与法治的概念和起源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三、我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一）、我国坚持德治与法治“两手抓”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四）、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简论我国的德治与法治

【摘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德治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功能上都是有其各自局限性的，都有失灵的地方。当法律失效的时候，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法律的不可代替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法律并不能代替道德，家长里短很难诉诸法律来解决，俗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道德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法律。依法治国（法治）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标志，但是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意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制原则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

【关键词】：德治法治关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一、德治与法治的概念和起源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

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德治”与“法治”之争在中国与西方很早就有了。在中国，其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之争。这两家在治国方略的选择和运用上针锋相对，见仁见智，古代中国的“德治”学说与“法治”学说就诞生在这场纷争的硝烟之中。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了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局面下，有大批有识之士以满腔热情一边思考，一边参与社会实践，纷纷提出了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开始了后世学者所称道的先秦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儒家德治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成熟，主导了中国德治思想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德治传统的主要内容。儒家的德治思想垂范两千年而不衰，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年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春秋时期，法家还没有成为独立学派，法治思想还在萌发时期。当时，管仲、子产已有重视法治的思想，是法家的先驱者，战国时期，法家正式形成，商鞅是法家法治思想体系的奠基者，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特别指出的是，在管子丰富而杂的思想中,以法家思想略为占多。在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的同时,管子特别重视法治,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

人们的生活总是在法律规则与道德戒律之间摇摆不定。非常明显的是,尤其是在中国,一个仅仅遵守法律的人远远够不上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

(1)法治之法应该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无法实现其目标。

(2)道德不可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凭借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

(3)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良法具有道德性,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

三、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法律和道德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了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都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觉悟，用道德的引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这就是德治。法治和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法治的作用不是万能的，良法善治必须同德治紧密结合。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承载着社会的价值理想和道德追求。一些道德规范可以凝结为法律约束，一些法律规范可以转化为道德要求。它们在功能上互相促进，互相依靠。“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的实施要靠道德的依托，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他律必须转化为自律才能更好地起作用；法律对道德的实践又具有强大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可以通过强制性规范人们的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来引领道德风尚。在新形势下只有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同时注重用道德调节人们的行为，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培养既有法治信仰又有高尚道德情操、既接受他律又能够自律的新人，才能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一个原则要求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贯彻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须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要确立宪法精神、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文化，必须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法治环境，要靠法治引领和规范。人文环境，要靠德治教化和滋养。与此同时，我们党要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也必须同时发挥好法律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总之，只有坚持和落实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