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历史启示_施秀琴

2000年第1期《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

总第46期 JOURNA L OF FUQING BRANCH OF FU JIAN N ORMA L UNIVERSIT Y Sum N o.46

戊戌变法的历史启示

施秀琴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清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等维新的倡议,下定“国事”诏谕,宣布决策,实行维新变法。“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圣谟详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①变法新政进行103天,至9月21日(八月六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杀害维新人士。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人为新政殉难,喋血京都菜市口。戊戌变法被扼杀。这一曾经震撼中外的清朝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至今已过一百周年。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得到如下重要启示。

第一,变法也是一场革命。戊戌变法要“变”的核心是变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这是清政府首次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尝试。变法者进行经过30多年的“师夷”实践,虽然没有以武力的形式推行变法,而是以和平行政的手段实施新政,但同样是一场政治制度的革命。这场革命,最终要革的是专制制度的命。按常理说,反对者首先应是专制帝王光绪皇帝,因为专制皇帝的权力受到限制,由原来的“独断”专治变为“君民共治”。但是光绪皇帝却没有反对,他被康有为等声泪俱下的“救亡图存”劝说所感动,考虑的不是个人权力的大小,而是国家存亡和振兴。他说:“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②“吾变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权替不替(指得失)何计焉”。③因此他决心仿效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不能不是光绪帝的开明与进步。实际上,在这场变革中,正如康有为等在奏折中所一再说明的,皇帝的尊崇地位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而且由于得民心,可以万世一系受到牢固的尊崇。所不同的只是提高“民”的地位,发挥“民”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做到君民同心同德“共治”国家,振兴国家。这是英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家所走的已经收到富强成效的资本主义改革道路。

当时反对变法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顽固守旧官员。他们坚持祖宗成法不能变的守旧立场,“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视变法为“离经叛道”;说“君民共治”是使民有权,君无权,是太阿倒持。他们肆意毁谤新政,危言耸听,“阳塞开新之口,阴便身家之图”。④二是权位受到冲击的官员。变法中的改官制、裁冗员,影响到一些官员的权位和利益,“于其贵富之图,大有不便”,他们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图一己私利,不计民族大义。因此受到这些人的极力攻击和反对。他们纠集在西太后的周围,挑拨帝、后关系和满汉关系。散布变法是“保中国不保大清”,“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维新派不把西太后放在眼里等流言。怂恿西太后重新听政,掌握大权。这两种人形成阻碍、破坏变法的反动势力,并以西太后为靠山,伺机发难。因此这场变法首先是变法者与反变法者的权力较量,事关变法成效,生死存亡,同样具有“殊死斗争的残酷性”。维新派对此认识不足,康有为认为变法有光绪帝同意推行,“在一反掌间耳”;⑤光绪帝没有掌握好、运用好皇帝所应有的权力,终使西太后重新发号施令,操刀砍杀变法者,维新变法夭折。中国未能在十九世纪实现走上振兴之路,封建制度变革被带进了二十世纪,沉重的历史包袱、守旧、落后、贫穷国家继续在半殖民地深渊沉沦。这是留给后人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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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变法要有武装实力作后盾。戊戍变法是在光绪皇帝拍板下进行的。但是光绪帝并没有掌握到保证变法顺利推行的权力。西太后虽然归政光绪帝,却仍然以太后地位凌驾于皇帝之上。光绪帝做事须请示汇报,一举一动受制于西太后。特别是没有掌握到军队指挥权,没有武力后盾。乃至情况危急时,维新派才醒悟到要动用军队,可是太迟了。拥有一支新军的袁世凯察觉气候不对,不仅没有履行杀荣禄率部进京兵谏保驾的诺言,反而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握有兵权的荣禄便迅速向西太后告密,西太后马上先发制人,连夜带领人马从颐和园赶到紫禁城,囚禁光绪帝,下令搜捕维新派。由于没有武力后盾,使变法者在反变法者的屠刀面前只能仰天长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第三,变法要有扎实的社会基础。戊戍变法决策于清朝廷,这是能够推行变法的重要一步。但是要做到号令于上,响应于下,还要有扎实的社会基础,要有各省的支持和贯彻。各省权力是中央权力的派生,同样要做到变法者掌权。否则,全面推行变法将成为空话。当时,支持、贯彻变法的惟有湖南省。湖南巡抚陈宝箴积极推行变法。而绝大多数省份在观望、抵制,使中央、地方没有联成一气,形成大气候。如果有各省的支持,西太后也会有所收敛或顾忌。即使西太后发难,地方群起声讨,反变法者也难于得逞。这种社会基础,一要通过选用变法者在各省主政(行政和军政),占领地方“阵地”;二要宣传、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界的支持,化阻力为动力、助力,形成社会“合力”,这是推行变法的同样重要一步。当时地方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皇上”,置新政诏谕于不间。维新派虽然在变法前开展了报刊宣传,组织了学会,但是还远没有实现社会动员,形成社会“合力”。湖南守旧绅士公开打出“翼教”旗号,编印《翼教丛编》,声称要“尊圣教”,“辟异端”,以抵消维新变法宣传的影响,对抗变法。湖南尚且如此,别省顽固性更可想而知了。

第四、对反变法者不能心慈手软。变法决心既下,就必须义无反顾,果敢采取严厉措施推行变法,对反变法者或革职,或查办,毫不留情。非如此,不能鼓舞变法者,教育观望者,惩戒反对者。拦路虎你碰它,它吃人,你不碰它照样吃人。面对“下有老耄守旧大臣,屡经诏责而不恤;上有揽政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的局势,变法者不能有丝毫退让、畏缩。光绪帝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变人”。正如康有为在上书中所强调:“缓变不可,必当速度;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⑥戊戌变法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说是光绪帝过于软弱,过于“温和”,而不是“急激”。梁启超说得对;世人以“急激”责之光绪帝,“何其相反乎!”⑦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也有指责康有为、光绪帝“偏激”的,这是适得其反的结论。

所有这些,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邓小平指出,改革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是历史实践告示我们的真理。我们对改革要有革命感、责任感,不能掉以轻心。改革的成败与否,一靠坚强的领导核心,二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今天的改革,有邓小平理论指导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拥护,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胜利,完全达到我们奋斗的目标。

注释:

①《戊戌变法》二,第19页。

②《光绪朝东华录》四,总4094页。

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一,第314页。

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页。

⑤《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45页。

⑥梁启超《政变原因答客难》,《梁启超文集》第63页。

⑦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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