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人性心理学与人性化教育解读

人性、人性心理学与人性化教育

张海钟

[摘要]人性就是人的本性,也即人的基本性质或者属性。虽然现当代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都研究人性,但都必须以心理学为基础。所以说,心理学其实是一门真正关于人性的最基础的科学。心理学已经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性研究依托。心理学就是人性学。所谓人性化教育就是以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幸福为目的,符合人性、尊重人性的教育。素质教育、主体教育、愉快教育、成功教育、赏识教育都是在现当代心理学影响下,以人为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人性化教育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人性化教育是对这些教育理念的最高概括。

[关键词]人性;人性化;心理学;人格;性格;教育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规范,为了重构社会道德体系,建设诚信社会,全面实现全民小康目标,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学者越来越关注人本、人文、人性、人格等概念的研究。然而,当代的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文学则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谈论人性,使得人性成为一个缺乏统一定义的概念。同时,随着素质教育、主体教育、非智力心理能力教育、愉快教育、成功教育、赏识教育等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教育界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教育理念呼之欲出,以人本、人文、人性、人格等作为关键词的学术研究成果通过期刊、专著、网络等媒体不断冲击着人的视觉,但是,人性化教育是不是就要不顾教育的现有物质条件和社会历史性,

无原则地“以学生为本”,无限制地满足学生的需要?这促使我们对人性、人性心理学、人性化教育的理论和现实根据、策略等问题做多学科的思考和研究。

一、人性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心理学理论总结

可以认为,自从有了学术(包括科学研究)以来人性问题就成为与人相关的一切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要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必须对人性作出回答,或者换句话说,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家都是人性的科学家。

(一)古代东西方学者对人性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解释及其评价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善恶方面。孔子在《论语》中认为,人“性相近,习相远”,虽然没有提出善恶问题,但却为后世的善恶争论提供了开端。“性相近”成为性善论的发端,“习相远”

成为性恶论的发端。自此以后人性善恶问题的争论贯穿一部中国学术史。有的学者如孟子、张轼、陆九渊、蔡沈、陈确、黄宗曦等认为,人性是善的,也即利他的,或者至少是利己不损他的。有的学者如荀子、韩非子则认为,人性是恶的,也即利己的,或者至少是损他而不利己的。有的学者如告不害、王令、苏轼、廖燕、严复等则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或者说无善又无恶。有的学者如世硕、扬雄等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或者善恶混合。还有的学者如董仲舒、王充、荀悦、韩愈、司马光等认为,人性可以分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从而提出性三品学说,以回避善恶问题。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然人性论,如老聃、庄周、陈亮、傅山等;性情论,如刘勰、王安石、罗钦顺等;人性即气质论,如王廷相、

吴廷翰、颜元等。[1][2]西方古代关于人性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十分不同。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都没有提出人性问题。他们只是在著作和论辩中创立了理性、理念、灵魂这样一些概念。但是,柏拉图将灵魂区分为情欲、意气、理性;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区分为营养的灵魂、感觉的灵魂、理性的灵魂,这本身就是人性的研究[3]。古希腊文明之后,西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的中世纪社会。宗教神学家以原罪论为基础,创立了一整套束缚人性的身心规范,使人异化为宗教的奴隶。休谟曾经写过一本《人性论》,从中可以推断出性恶论,但并没有直接使用善恶这样的词汇。文艺复兴时期,大批的思想家、艺术家以复兴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化为旗帜,倡导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思想,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的本性。他们宣扬用人力对抗神力,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但是,此时的理性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哲学中与感性相对的理性,它实际上指的是与神性相对的人性,是人天生就应当张扬的自然属性以及应当得到承认的尊严、自由、价值,应当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的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其后的哲学家、教育家如夸美纽斯、洛克、笛卡儿、斯宾诺沙、裴斯泰洛齐、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杜威等基本上都没有直接以人性概念为研究对象,也没有直接提出人性善恶问题。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人性问题,因而才有白板学说、超人哲学、经验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等学派。但细察东西方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每个学者在谈论人性时,对人性的定义立场和视角是不同的。有的学者所谈人性是纯粹的人的自然性;有的学者所谈人性是纯粹的人的社会性;

有的既讲自然性又讲社会性;有的在讲人性的现实表现,有的却在讲人性的发端原因。有的在谈人的天然本能之性,有的却在讲人的后天习得之性。因此争论永无休止[4]。苏富忠教授将历史上的人性论区分为发生论的人性观、本质论的人性观、规定性的人性观十分有理。[5] 总而言之,“中国的人性论出自于天人关系,而且大都在伦理的范畴内进行探索;古希腊的灵魂说却启发人们去探索生理与心理的关系……。”笔者认为,人性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只是当人性中的某些特质在社会生活中转换为行为方式,对他人发生或有利或有害的影响时才有善恶问题。善恶是我们对利他和利己行为的道德定义。所以善恶其实是一对虚假概念。古代的哲学家从道德中心主义出发,把善等同于利他而损己,把恶等同于利己而损他;然后又把自然性等同于恶,把社会性等同于善。我们认为,善恶概念和自然性社会性概念之间应当是二维关系。既有自然天生的利他性,也有自然天生的利己性;既有社会习得的利他性,也有社会习得的利己性。无论从自然本性还是从社会本性上看,人都是利他的善性与利己的恶性的统一。[7]

(二)西方现代学者对人性的生物学、心理学、管

理学解释及其评价自20世纪以来的一些生物学家、心理学家高度关注人性问题,比如高尔顿、达尔文、华生、佛罗伊德等,分别从自己的学术角度,研究了人性问题。其中达尔文从进化论的立场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因而人性本恶,否则人类便要灭种。英国习性学家洛伦兹在《攻击与人性》中,把人性中的许多行为归结为动物的本能行为。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家佛罗伊德认为人性本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