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性意识觉醒

爱情婚姻是文学领域古往今来永恒的主题之一，代表着人类的最大幸福和美好未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写爱情婚姻的可谓汗牛充栋。《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是写爱情的文学杰作，作为爱情缔造者的一方——女性都是重点刻画的对象，描写了她们爱情的幸福甜美，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及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

一

《西厢记》在爱情的追求上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花落水流红”引起的“闲愁”是什么呢？是红娘所说的“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不是。因为在第一折的楔子中，老夫人交代过：“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既然终身有主，为何“心中无限伤心事”?原来自己要嫁的丈夫郑恒是个人品卑劣的人。从第五本第三折郑恒争婚的行为可以看出他纯粹是一个无赖：既会造谣，凭空捏造张生中举后做了王尚书家女婿，以骗娶莺莺；又会使野，要将莺莺“着二三十个伴当，抬上轿子，到下处脱了衣裳，赶将来还你一个婆娘。”莺莺是为自己将来嫁非其人而伤心发愁，她想追求两情相悦的真正爱情。这是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蔑视门第和权势的。她在佛殿与张生邂逅相遇时，对这个陌生男子的注视，并没有感到害羞或者躲避，而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临走还“回顾”、“觑末”。这与崔莺莺以前“往常但见了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退；但见了那人（指张生），兜的便亲”的表现很不一样，她已经感觉到对方磁石般的吸引力，对张生萌生了爱慕之情。她这一“回顾”与“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封建礼教箴规是相违背的。而且事情发生在佛寺六根清净、修心养性的场所和自己的父亲棺材尚未入土之时，这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无情嘲弄。如果说佛殿相逢是出于对张生外表的中意，那么后来的墙角吟诗、隔墙酬韵已是爱慕张生的文才了。此后莺莺坠入了爱河，毅然把自己“千金之躯”托给了不知底细的寒酸的白衣秀才。莺莺这么做，不在乎功名利禄，只在乎张生能忠贞不二，“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顶住母亲的责难、亲朋的鄙弃和社会舆论的无形压力，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就是崔莺莺身上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正是这一艺术形象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所处的环境比崔莺莺更为严酷。已到了少女怀春花季年龄的杜丽娘被锁在闺房，与外界隔绝，并受《四书》思想的禁锢。但是在这样一位千金小姐身上，却有对美与爱的潜在意识。她在衣裙上绣上成双结对的花鸟，认为《关雎》并不是歌咏后妃之德，而是对自由相爱的鸟儿、浪漫相亲的君子淑女的礼赞。这种潜意识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迸发出来。一次偶然，小丫头春香把发现后花园的事告诉杜丽娘。杜丽娘听说之后欣然游园，为了游园赏春，事先经过精心准备，仔细梳妆，悉心打扮，俨然新娘出嫁时的盛妆场面。见到美好春光，发出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和“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的叹息。杜丽娘大胆表露了自己的心声，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面对“花落水流红”，还只是“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一切想法埋在心底。不仅如此，杜丽娘在诱人春光的感召下，得到了梦中情人的及时抚爱。这梦境寄托着她全身心的憧憬和追求，说明她追求的是现实中的理想人物。此后，杜丽娘能够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说明这不是她的一时心理冲动，而是凝聚着生命中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这与崔莺莺见到张生就一见倾心是不同的。

所以说，杜丽娘追求爱情的大胆表现出了较强的女性意识。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早年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孤苦伶仃，寄居于贾府门下。这种“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情况不由地林黛玉不处处留心和多愁善感，再加上林黛玉任情率性和孤高自许，用尖刻的话语揭露虚伪和庸俗，自然知心人就很少。唯一能够成为知音的就只有贾宝玉。贾宝玉本被认为是贾府兴旺的希望所在，应该走一条仕途经济的道路，娶一个“德言工貌”的妻子，然而他“最不肯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对于贾府来说，是一个完全的叛逆者。黛玉在他面前从未提过“仕途经济”的大道理，因而博得他的好感。在大观园这个特殊环境里，林黛玉与贾宝玉每天“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于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经过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拌嘴吵架、互诉肺腑，终于达成心灵上的默契、思想上的共识，爱情萌发了。他们的相爱正是源于两颗纯洁高尚的“心”的相互碰撞、沟通和彼此认同。宝玉挨打送帕子给黛玉，黛玉在帕上题诗后，他们再也未发生争吵，在共同反对封建主义人生道路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真正的爱情。然而，这种爱情不符合封建家长的观点。贾母在清虚观打醮时曾公开为宝玉择偶的两条标准：一是模样儿，二是性格。对于黛玉来说，模样超群；而性格，贾母有评价“提起姊妹，……（黛玉）全不如宝丫头。”除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林家家道中落。因为在封建社会，婚姻是服从政治需要的，首先考虑的是家世利益而不是婚姻双方有没有感情。恩格斯指出过：“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可见宝黛爱情是注定要夭折的。最终贾家在确定宝二奶奶人选的重要时刻，撕去温情的面纱，用薛宝钗代替了黛玉。不知情的林黛玉以为是贾宝玉辜负了爱情，为了维护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爱情，毅然与之同归于尽。

二

三部经典，皆以女性为主角，写她们的爱情，写她们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正反映了我国古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三个阶段。这三位女性的女性意识觉醒一位高似一位，而林黛玉则是她们在女性意识觉醒上的高峰。

《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女性意识只是一种初步的觉醒。她的爱情更多的是根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由对外表的中意到对文才的爱慕，是一种典型的“才子佳人”式一见钟情的爱情。这与林黛玉相比较，只是基于男女原本的性爱，不是生命之爱，即不会为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崔莺莺与张生缺乏长时间的相处和沟通，缺乏心灵上的共鸣，一旦出现过大的阻力，爱情就注定会毁灭。这一点在《西厢记》中是很明显的。张生计退贼兵后，由于应允他们婚姻的老妇人突然赖婚，崔莺莺无法可施，只是“粉颈低垂，蛾眉频蹙，芳心无那”，未能在母亲面前有反抗的表示。倘若她母亲再坚持一些，不让他们结合，又会怎样？莺莺会为爱情而死？不会。从她与张生“非法”同居后对张生说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所以说，《西厢记》中莺莺的女性意识还只是一种初步的觉醒。

《牡丹亭》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上较《西厢记》明显。她大胆表露了自己的心声，不似崔莺莺将一切想法埋在心底。能够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说明这不是她的一时心理冲动，而是凝聚着生命中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固然，《牡丹亭》在以情反理，崇尚个性解放，突破禁欲主义等方面功莫大焉，不过，仍未能从根本上跳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思路。杜丽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