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

一、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概说：

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历史批评几乎伴随着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人们在分析文学现象时，总免不了要考察文学现象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诸种联系。据埃德蒙·威尔逊考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源于18世纪维柯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他的研究揭示了希腊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但使之完全确立的则是一位叫丹纳的法国人，他的名言是：文学是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丹纳在其《<英国文学史>序言》（1863-1864）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要素”说。在丹纳看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所建立的道德形态之一，而“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我们所谓的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而所谓“环境”是指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倾向，并且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干扰或凝固的作用。”在丹纳所说的环境中，其实包括了如气候、国家政策、社会的种种情况等诸多因素。如果说种族的遗传特征是形成一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环境则起重要的外力作用。显然，丹纳的“环境”既包括了由地理条件和气候状况等构成的物质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在他的《艺术哲学》中，丹纳首创了“精神气候”重要概念。丹纳认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可以看出，丹纳的精神气候，就是由一个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构成的，丹纳将此作为决定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乃至出现或消亡的力量。关于时代，从丹纳的分析来看，主要是指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继承关

系。艺术作品由于处于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时期，它必然受到先驱者的影响，所以“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

其实，最早的社会—历史批评文本当属18、19世纪之交法国文坛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这位以作家和文论家双重身份饮誉世界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先驱在1800年发表的《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一文中，主张从社会环境与文学的关系来考察文学，她的著名观点是：任何文学，只有把它和创造这种文学的社会和时代的精神状况联系起来，只有把它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才能被理解，才能加以研究和评析。从文学受社会环境制约的观点出发，斯达尔夫人强调，时代和社会造就一种文学，也造就一个作家，即使是最罕见的天才，他的水平也总是与同时代人的水平有联系的。同样的天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也会有完全不同的作为。斯达尔夫人将当时的欧洲文学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学类型，南方有着清新的空气，茂密的丛林，清澈的溪流，这种自然条件在诗人内心激发起强烈的热情，从而形成南方文学的激情浪漫形态。而北方阴暗多云的天气条件则使得诗人更关注人生的痛苦，从而使文学趋向忧郁的现实气质。——斯达尔夫人研究的权威学者、法国文学理论家保尔·梵第根指出：“把文学的历史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源于孟德斯鸠，但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维柯，是莱辛还是赫尔德，都没有把这种思想提出来，而把这种思想应用于文学，这在1800年还是前所未有的。”

真正使社会—历史批评获得广泛而有成效的运用的却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在我国近代以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中，社会—历史批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文学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鼓吹“小说救国”，甚至把小说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来对待。“五四”以后，鲁迅、矛盾、瞿秋白等人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影响，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评论文章。他们的批评实践为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运用提供了范例。建国以来，我国文坛十分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但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受到很大损害和歪曲。总之，社会—历史批评是当今批评类型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方法体系，也是人们最熟悉的、

惯用或滥用的批评方法。同时，它又是一个在不断发展中、仍有其生命力的方法体系。

二、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

社会—历史批评与其文学观念有直接关系。文学观的核心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即什么是文学的问题。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本质上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

亚里士多德的摩仿说可以视为西方社会—历史批评观念的源头，亚氏认为悲剧摹仿人的行为，西塞罗说，戏剧是对人生的摹仿，是生活习惯的镜子。这一观念雄霸欧洲几千年。歌德说：“我的全部是都是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巴尔扎克说：“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到了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那里，社会历史的文学观念成为鲜明突出的理论主张。别林斯基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再现。”“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脱离了生活，假使也能够产生杰出的作品，这该是一般规律的奇怪例外。但这种事情是从来就不会有的。”这些批评家的观点影响极为深远。我国东汉时期的何休谈到诗歌时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唐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自己的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这是中国早期比较明确的社会历史文学观念。

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文学也就会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曹丕《典论·论文》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培根认为，“诗可以使人提高，使人向上。”狄德罗说：“假如政府在准备修改某项法律或者取缔某项风俗的时候利用戏剧，那将是多么有效的移风易俗的手段啊。”这是社会历史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展开。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内容，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即使考察文学作品的形式，也是看这种形式能否有利于主题内容的表达。

三、社会—历史批评的评判尺度：

在一定的文学观的指导下，社会—历史批评总是或显或隐地对所评论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评判，从而也就会有一定的评判尺度。社会—历史批评非常重视对文学作品作出价值评判。它的评判尺度主要是真实性、倾向性和社会效果。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