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发银行个股分析报告

证券投资学课程论文

浦发银行（600000）

个股分析报告

院系名称：经济管理系

小组成员： ------------------

完成时间： 2011年12月

报告目录

一．银行业板块行业分析

1.1 银行行业现状分析 (3)

1.2银行行业的基本特征分析 (3)

1.3 银行行业的前景分析 (5)

二. 浦发银行的基本面分析

2.1 浦发银行在行业中的地位 (6)

2.2 浦发银行的区位分析 (7)

2.3 国家政策的扶植 (7)

三．浦发银行的股利政策分析

3.1 浦发银行历年的股利政策 (7)

3.2 浦发银行收益面分析 (8)

3.3 浦发银行留存收益比例分析 (9)

四．浦发银行的管理模式分析

4.1浦发银行经营模式分析 (9)

4.2 浦发银行的财务政策分析 (10)

4.3 浦发银行的产业结构分析 (10)

五. 浦发银行的技术分析

5.1 浦发银行技术分析指标 (11)

5.2 浦发银行股票形态分析 (12)

5.3 浦发银行股票成交量分析 (14)

六. 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6.1 盈利能力分析

6.1.1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16)

6.1.2每股收益分析 (17)

6.2偿债能力分析 (17)

6.3营运能力分析 (18)

6.4行业特殊指标

6.4.1资本充足率 (18)

6.4.2不良贷款率 (18)

七浦发银行的投资分析

7.1 浦发银行的公司经营状况 (19)

7.2 浦发银行的经营优势 (19)

7.3 对未来的投资分析 (20)

一．银行业板块行业分析

1.1银行行业现状分析

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业中处于主体地位。按照银行的性质和职能划分，中国现阶段的银行可以分为三类：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改革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整个银行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有力的支持中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截至2010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95.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9.9%；负债总额89.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9.2%；所有者权益5.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1.2%。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市场份额进一步发生变化。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49.2%、15.6%、14.9%。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比上年分别上升1.06、0.78、0.60、0.24、0.13个百分点，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资产份额分别下降2.11、0.71个百分点。

但是不可否认，中国许多银行还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良资产情况仍十分严重。据银监会统计，到2010 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合计为2.4 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15.19%。其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1.59 万亿元，不良率达16.86%；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也有1540 亿元，不良率为6.50%。[5]而且上述不良率的水平，已经包含了近几年各银行贷款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稀释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银行的资产充足率普遍较低。

中国银行在内部管理、资信评估能力和授信体制、风险控制能力等各方面都还有很多缺陷，员工队伍素质和知识技能结构有待提高，管理信息系统也还远未完善。而且，中国银行在信贷工作中还往往受到种种外在压力和行政干扰，授信决策并不完全建立在资信因素上。扶持地方经济、帮助国营企业脱困、发展重点产业等等还经常是影响授信决策的重要因素。

1.2银行行业的基本特征分析

（1）银行体系对风险的缓冲并不主要依靠资本机制，而主要依靠政府信用。

从根本上改变以政府信用为依托的风险缓冲机制。国家继续持有国有大银行绝大部分股权以及实际控制权。另外，由于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缺乏制度化的清算退出机制，中国的银行监管实际上不能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银行倒闭。这种事实上的政府保险背后所依托的仍然是政府信用。

如果说有限责任下的道德风险更多停留于所有者对债务人的掠夺，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资本要求加以抑制的话，政府信用导致的道德风险实际上是一种范围更大、更加制度化的预算软约束。次贷危机期间，纳税人之所以对动用公共资源救助问题银行耿耿于怀，声讨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恰恰说明，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将金融危机的成本从金融体系转嫁给社会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但在政府信用提供的预算软约束中，将危机和成本转嫁全社会则是隐蔽和顺畅的。赢了归银行，亏了归国家，这实际上是制度化的道德风险。

（2）中国的信贷周期主要是由政府驱动，而非商业银行。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信贷周期，1984年－1986，1992年－1994年，以及2008年－2010年，都是由政府推动完成的。数据分析发现，在这三轮信贷扩张中，国有部门的净值（或所有者权益）的波动幅度远小于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波动幅度，且基本上独立于前两者。相比之下，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内投

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贷款的相关性更高，且具有明显的前导性。政府行为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导致投资和信贷周期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在信贷供给方面，银行也倾向于更积极地满足体制内的信贷需求。其中有风险规避的考虑，毕竟，国有部门与国有银行同属于体制内，肉烂在锅里，一旦形成不良，体制敏感性不会那么高。另外，即使从正常的商业标准看，体制内的借款人大多为政府背景，往往带有垄断性、资源性以及基础性行业的性质，违约风险相对可控，属于“优质客户”，银行没有理由不优先支持。除此以外，银行信贷的配合还源自宏观政策的号召和引导。当政府认为必要时，它可以直接要求银行全力配合政府的投资计划。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当年银行放出的大量信贷就是证明。

这是一种制度化的道德风险：体制内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同时大量借贷，盲目扩张，债务质量恶化，风险向银行转移；接下来，银行资产质量恶化，风险向存款人转移。最终所有这些风险都汇聚为国家风险，并且全部系于公众对政府信用的信心。在这里，道德风险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

（3）中国银行业的基本特点是抑制有余，创新不足。

金融抑制的典型表现是利率的非市场化。非市场化利率机制带来的效率损失，和资源配置扭曲十分巨大。人为压低存款利率，进而压低贷款利率以及保证银行利差水平，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用存款人来补贴借款人和银行，当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时，这种利益输送更接近于掠夺。人为的低利率还使得贷款更加稀缺，相对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以及体制内借款人更容易获得贷款。这一融资上的马太效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不仅制约了正常的风险定价，滋生资产泡沫，导致资源错误配置，也使得体制内外的差距持续扩大。

金融抑制的其它表现当然也包括信贷额度控制。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正式宣布，放弃长期实施的商业信贷额度管制制度，但额度控制从未真正取消。类似的情形一直不断出现，尤其是宏观调控时期。除传统意义上的额度控制外，监管当局针对特定借款人、特定产品、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等的额度控制实际上更加制度化和经常化。这些以监管形式出现的额度控制，往往成为影响银行信贷活动的决定性力量。

利率和额度管制双管齐下，既管住了价格，也管住了规模。这使得现有的银行体系在发挥融资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巨大的利益输送管道。这在逻辑上顺理成章：利率管制形成的租金不是谁都可以享受到，租金的分配必须按照配额的原则“有序”进行。

毫无疑问，在一个金融机构被层层捆绑和直接操控的金融体制下，真正的创新无从谈起。

（4）金融监管与金融管制之间界限不清。

这可能是当前中国金融体制中最隐蔽的问题。金融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而金融管制却另有目标，它很可能着眼于贯彻落实特定的产业和信贷政策，实施行业和部门保护，甚至纯粹是为了设租和寻租。金融监管可以与市场机制并行不悖，而金融管制却注定会扭曲和抑制市场机制。另外，尽管金融管制的本意并非是要损害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结果往往如此。

现阶段中国金融的突出特点是监管与管制并存，界限模糊不清。以银行部门为例，当前银行监管的重点是确保银行资产的安全性，这实际上是一种颇具父爱主义色彩的监管理念。在资本市场，金融管制的色彩更加浓厚。股票市场从一开始就沦为国有企业的提款机。

（5）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金融体系仍将是以银行系统为基础的间接融资体系。

这是前面几个特征的逻辑延伸。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必然意味着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问题在于，由于制度上的约束和障碍，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遇到瓶颈。如果金融制度的核心主旨不是纯粹为了保护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不是为了促进公平竞争，发展空间必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