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铁凝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浅论铁凝小说中的农村女性形象
胡雪玲
内容摘要：由于传统社会的负面影响和自我意识的丧失，农村女性总是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惑。

凭着对底层女性的关注，铁凝在其小说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独具魅力的农村女性形象，展现了农村女性在男权社会强大阴影下所要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惑，显示了积极的人文关怀。

本文主要从生存现状和情感状态两方面来探讨铁凝小说中的农村女性形象。

关键词：铁凝小说；农村女性；生存现状；情感状态
Village within shallow theory iron Ning novel female image
Hu Xueling
Contents summary:Because negative effect and ego consciousness of traditional society loses, the village female always faces huge existence predicament and emotion perplexity.By dint of to the first floor female's concern, iron Ning molded female image of many villages that only have magic power in its novel work and maded a show of village's female under the male power social strong shadow wants to face of existence predicaments and emotion perplexity, showed aggressive humanities care.This text mainly inquires into the village in the novel of iron Ning female image from existence present condition and emotion status both side.
Keyword:Iron Ning;The female of the village;Exist present condition;Emotion status
铁凝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新时期阶段重要的作家之一，在她的创作生涯里，写下了大量的农村题材小说。

其中短篇小说《哦，香雪》和《孕妇与牛》，还有之后的《棉花垛》、《麦秸垛》、《青草垛》“三垛”系列等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农村题材作品。

铁凝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但是她对于农村却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

在铁凝十几岁时，
她毅然放弃了安逸的城市生活，自愿来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并以她质朴、温厚、坚忍的天性很快融入到农民的生活中，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现状和心理状态，她对农民不是表层的简单的理解同情，而是从内心深处对农民命运的归依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铁凝在她的作品里主要关注的是女性，她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独具魅力的女性形象，特别是其笔下的农村女性尤具特色。

她们充满了生命的韧性与挣扎的无奈；她们承受着生存的压力与男权文化的压迫；她们常常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惑。

本文主要从生存现状和情感状态两方面来探讨铁凝小说中的农村女性形象。

1.农村女性的生存现状
1.1身处农村，向往城市
八十年代，中国的农村体制改革完成并取得空前的成功，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也慢慢进入到了城市化。

当城市化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当这种城市文明不断冲击着农村时，敏感的农村女性对城市、对现代文明是由衷的渴望与期盼，她们把城市想成是“富足与辉煌的圣地，是贫穷、苦难与落后的终结。

”[1]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文学也在这时复苏并进入迅速发展阶段，虽然在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农村题材的作品相对于其它题材的作品起步要晚，但在整体的艺术水平上是较高的，出现了高晓声、路遥这样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关注农民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著名作家，也有很多作家写了许多关注农村女性命运的作品，例如孙惠芳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苏童的《茨菰》、王安忆的《小鲍庄》等,铁凝也是一位时时刻刻关注农村女性命运的作家，于是她通过《哦，香雪》、《孕妇与牛》这两部作品来表现农村女性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她“挖掘出了隐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这种鲜活而坚韧的生活欲望，还有年轻一代对山外世界现代文明的可怜而又充满向往的期盼。

”
[2]
铁凝的《哦，香雪》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文学殿堂的。

小说通过描写山村少女香雪和她的同伴们到村边一个仅停车一分钟的小站去看火车、换东西的情景来表现了这群山村少女对外面精彩世界、对新鲜事物、对美好生活、对未来的憧憬。

香雪的家乡台儿沟深藏在大山褶皱里，偏僻闭塞，人们很少与外界有往来，但自从铁路弯弯曲曲修到了大山里，火车的叫声就“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

”火车搅乱的不只是台儿沟的宁静，更搅乱了这些农村少女的心，流动的火车对于这些山村少女来说就是山外流动的精彩世
界，火车停留的那一分钟，被她们视为最精彩隆重的节目，她们把这分钟看做是一种最大的精神享受。

这每天一趟，只停一分钟的火车，给香雪她们展示了山外多姿多彩的世界，而这世界是她们连做梦都未曾梦到过的新世界；这每天一趟，只停一分钟的火车，勾起了这群山村少女们对山外世界、对美好生活、对未来的憧憬。

于是，她们开始不满足于这一分钟的观看，她们就利用这难得的一分钟与火车上的人开始了物质与精神上的交流，她们的心也开始随着这飞驰的火车飞到了外面神奇、精彩的世界中。

对于这些从未踏出过台儿沟一步的农村女孩来说，手表、电风扇、发卡、自动铅笔盒等等的山外物品都成为她们热情关注的对象，其中香雪对自动铅笔盒的渴望最引人注目。

香雪在离村子十五里以外的公社上学，同桌的泡沫塑料铅笔盒令她觉得自己的木铅笔盒是那样的笨拙，陈旧，只能“羞涩地畏缩在墙角上。

”当香雪在火车上看到自己渴望已久的自动铅笔盒时，就毅然地跃上了已经缓缓开动的火车。

香雪用鸡蛋终于换到了她渴望已久的自动铅笔盒，拿着自动铅笔盒，她觉得“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

”在香雪眼里自动铅笔盒就是象征着知识，甚至尊严，她有了自动铅笔盒就等于有了知识和尊严。

山村少女们对这些代表现代文明的物品的期盼，实质也就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铁凝1990年发表的小说《孕妇与牛》更体现出农村女性对城市与文明的向往。

小说中的孕妇是一个从大山里走出的没有文化的俊美孕妇，她从山沟嫁到了山前的平原来，她觉得在这山前的日子过得舒服，自己也变得更加的俊秀了，再也没有人笑她的山里口音了。

怀孕之后，她更是满足于自己现在的生活，因为她肚子里面的孩子的关系，她突然变得对文字恭敬起来，她像往常一样赶牛经过常歇脚的石碑时，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一屁股坐着碑上的字，这次她是挪开屁股坐在边上。

孕妇坐在石碑上看着放学走过的孩子们，她从放学的孩子们身上想到她自己腹中的孩子，她想到总有一天她的孩子也会加入眼前上学的孩子队伍，总有一天她的孩子也会学很多很多的字，到那时孩子一定会问她关于这块石碑的问题，她不愿对不起孩子，于是为了孩子她艰难地把石碑上那不认识的十七个海碗般大的字抄录下来，准备回村请教识字的先生。

当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碑上“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亲王神道碑”十七个大字抄录完毕之后，她深深地感到“字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呵。

”“有了它们，她才似乎获得了一种资格，她似乎才真地俊秀起来，她似乎才能与未来的婴儿谋面。

那是她提前的准备，她要给她的孩子一个满意的回答。

”孕妇对文化的认同与崇敬的心理，既是源于她内心深处的母爱意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孕妇的这种心理也是因为她自己意识到现代文明、文化的重要性。

她要自己
的下一代能认字，有文化，走出农村，去到大城市，她不愿她的孩子跟她一样没有文化，永远呆在农村里。

在这篇小说中铁凝巧妙地把农村女性对城市文明的向往转化为对文字的认同与崇敬。

在农村女性们的眼里，城市就是意味着富足、进步，她们把城市想成是结束贫穷、苦难的地方，她们认为只要到了城市就能过上好日子，就能结束她们的苦难生活。

当她们在农村忍受着贫穷、苦难时，她们就会向往象征富足、进步的城市。

1.2以性为工具摆脱困境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在发展历程中呈现出一种超常的稳定性，在这种环境背景下，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况也具备了一种超常的稳定性——没有自主意识，依附男权社会生存。

没有文化，没有谋生手段，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农村女性更具这种稳定性，她们没有独自生存的能力，唯有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生存，摆脱困境。

小说《棉花垛》展示的是抗日战争年代农村女性生存的状态。

小说中的米子长得非常好看，她具有一副“男人心动，女人嫉妒”的好脸蛋，她既不愿意辛苦地种花，也不愿意辛苦地帮别人收花，她想不劳而获，就只能靠着她的好脸蛋，好“资本”，她的好“资本”让她就算不种花，不摘花，家里也会有花，虽然都是些花色很杂的花，但她就是靠着这些杂花来生存下去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米子没有任何谋生的手段，唯一仅剩的资本就是自己的身体，而为了生存她能利用的也只有那仅有的身体了。

对于这些，米子不是没有感到羞耻过，她也清楚地知道这种生存方式不是光明正大的，她用身体换来花色很杂的花，她是不愿让人家看到的，她“自知那花色很杂，来路不正，可它来得易。

”其实米子也觉得这杂花让她感到羞辱，可是对于一个没有一技之长，又不肯劳动的农村女性来说，钻窝棚是她获得生存资源的唯一方式。

在百舍这片古老的以棉花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土地上，像整个中国社会惯常的情形一样，棉花这种资源只掌握在男性手中，女人们一无所有，她们穷得就剩下自己的身体，而她们想要生存就必需依附男性，想要获取棉花，就只能取悦于男人，通过男人间接得到。

于是，在百舍就出现了为了得到棉花而钻窝棚的米子们，在百舍“谁都知道米子钻窝棚挣花，也不稀罕。

这事也不光米子，不光本地人。

还有外路人，外路女人三五结伴来到百舍，找好下处，昼伏夜出。

”这些米子们只能利用自己的身体生活，以性作为工具摆脱困境。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注定了权利是掌握在男性手中，这使得女性只能依附男性而生存，当她们想要得到想要的东西时，就只能间接或卑下的出卖肉体，用性作为工具来摆脱困境
也就成为她们常用的手段。

随着时代的发展，平静封闭的农村生活彻底敞开了，城市一天天发展，其丰富的物质，多姿多彩的生活大大刺激了农村女性的欲望。

小说《青草垛》的十三苓在县城读过几年中学，非常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她不愿意在小山村封闭地过一辈子，她怀揣着自己的明星、公关梦一头扎进了城市。

大城市并没有十三苓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融入，她没有在城市生存的手段，为了生存她也只能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她给大人物家“帮忙”，成为大款的“关键人物”。

她认为“即使如此，她也决心要混混，她不信这天下竟没有她的位置。

”十三苓决心想要在大城市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在物欲横流的大城市里，她出卖了自己的肉体，仍然不能在城市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最终她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最后是精神失常而被送回到茯苓庄。

同样，小说《小黄米的故事》写的也是农村女孩以性为工具摆脱困境。

小黄米的家乡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物质十分贫乏，生活十分艰苦，她对于城市文明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就连小小的一瓶酱油在她看来也联系着外边的花花世界，她甚至认为“哪里有酱油，哪里就有文明。

”为了寻找她心目中的文明，她远离了家乡，来到二百多里外的玫瑰店，成了无数“小黄米”中的一员，她用自己的身体与男性们交换，为的就是在这里能随意地往碗里倒酱油。

其实，小黄米们的要求很简单，她们只是想要融入城市，能在城市生存下去，可是对于没有一技之长的她们来说是那么地艰难。

她们想要在城市里生活，可以使用的手段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似乎以性为工具摆脱困境是她们唯一的选择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时代，就算是身处偏僻农村的女性们也还是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沸腾，所以即使她们身处偏远的农村也仍然渴望着外面的世界，渴望城市文明，渴望文化知识。

在迅猛发展的经济面前，在快速繁华的城市面前，农村女性在渴望文明的驱使下大批进入城市。

然而，她们虽然内心有着巨大无比的向往，但我们看到的是大量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村女性即抵挡不了物欲的诱惑，又缺少在城市生存的能力，即使她们出卖了自己最宝贵的身体，依然还是不能实现她们心目中的文明。

在时代的大潮流中，这些农村女性并没有享受到现代文明带给她们的便利，而是当她们身处农村时，向往城市文明；当她们接近城市文明时，却被文明伤害。

2.农村女性的情感状态
2.1爱情的悲剧
在人类的各种情感中,爱情是一种很攫取人心,又很奢侈的一种情感。

每个人不管生自何方，都应该有爱的权利，但对于农村女性，由于她们生理上的原因而不能胜任以强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劳动，在生存欲望的逼迫下，她们都自觉不自觉地依附着男性们，希望能靠男性摆脱这种困境。

于是，这些农村女性把寻找爱情归宿作为她们摆脱困境的目的和手段。

农村女性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得她们的两性平等的爱情发生畸变，从而让她们陷入一种爱情的悲剧之中。

在小说《棉花垛》中，铁凝更是无情地呈现了农村女性不可逆转的爱情命运的悲剧。

小说中的乔和小臭子是一对童年好友，成年后的她们所走的路却完全不相同，乔选择了积极参加抗日革命工作，而小臭子完全相反，走上了汉奸之路。

乔表面上是一个独立、勇敢的抗日女性，但实际上她投身于革命却是因为钟情于国，乔觉得只要国一走，她就觉得心里没了主心骨，可见，国是她投身革命的直接诱因与主要动力。

乔对抗日革命充满了热情，对国更是倾心不已，她把国当成了她的情感对象，当成她的爱情归宿，甚至可以说，乔关注国多过于关注革命，她对革命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是国让她也对革命产生热情的，可是国却没有这方面的情感，因为政治组织的原因，只是把她当成战友、同志，甚至不把她当成一个女人对待。

至此，乔的爱情得不到回应，她的爱情只能陷入破灭的悲剧。

小臭子也曾想学乔那样参加抗日革命，但因为她母亲的原因被革命拒绝门外，从小她就受母亲米子钻窝棚经历的影响，给她留下了一个先天性的病灶，致使她选择了堕落的腐化的娼妓式的、革命立场不坚定的叛徒与汉奸式的生活。

小臭子受母亲米子的影响，她无视传统的道德规范，沉迷于性的玩弄上。

她不爱秋贵，但在秋贵那儿，她能得到她所需要的，她的“兜里没钱了，就到秋贵褥边底下拿。

”在秋贵那儿，小臭子不但能满足物质需要，更是沉迷于性的玩弄，就算是后来她对于革命，对于国也是这种心态。

其实小臭子并不懂得真正的爱情，虽然她追求革命，追求女性的解放，但都只是学着别人做而已，她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觉悟。

一个不懂爱情的人，那么她的爱情也只能是陷入不可避免的悲剧轮回中。

一个正义的乔和一个非正义的小臭子，她们的毁灭方式都是一样的，乔被日本鬼子抓走，在枯井里，她被一群日本鬼子轮奸之后，又被他们用刺刀捅死。

小臭子被抗日队伍当成汉奸处决，国把她带到花地，并把她当成了泄欲工具，满足了自己的性欲之后处决了她。

铁凝揭开了“男性世界对女性强暴式的占有欲和征服欲，呈现了他们对女性残酷蹂躏的性文化态势。

原来世界上男权文化都一样地视女人为肉欲对象，而是任意地拥有和享用她们。

”[3]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男权文化中的女性是无法摆脱依附的宿命，她们的爱情只能是悲剧，她们只是男性满足自身欲望的替代
品。

同样，小说《闰七月》中的七月的爱情也是陷入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悲剧轮回中。

女主人公七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为生活所迫，离家流浪，开铁匠铺的孟锅收留了她。

可是她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反而沦落到更加不堪的悲惨生活当中，她白天给叔侄俩做饭，晚上则是孟锅的泄欲工具。

后来，七月遇见高中毕业生喜山，这时这个悲苦的女人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她那死去的爱情又死灰复燃了，她内心产生了对真爱的渴望，她对喜山说：“我是跟定了你的，除非你亲自把我送回饮马谷。

那时拒马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这个可怜的女人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喜山身上，终于她跟喜山逃得远远的，喜山还为她把名字改为“闰七月”，希望她获得新生。

七月也以为自己从此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可是喜山从内心里仍然是看不起七月，最终喜山又明媒正娶了一个姑娘，而七月则又是失落地远走他乡嫁人。

“闰七月”并没有获得新生，她又回到了没有爱情的“七月”生活，她的爱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悲剧中，七月的爱情之所以总是陷入悲剧是因为她总是靠依附男性来解决她的生存问题，她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所以最终她只能沦为男性的工具。

盛英也曾这样评价过七月这个人物：“七月，是铁凝作品中成功的创造，小说对她由‘工具’变成人，由人变成‘工具’的描写，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封建主义幽灵对我们民族肌体的浸濡之深，广大妇女改变命运之艰难，情深意切，蕴含隽永。

”[4]在一个以男权意志为中心的社会里，女人只是男性们的战斗品，只是他们的泄欲工具，她们完全没有自我，她们的情感也只能是飘零在风中，找不到归宿，她们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她们的爱情只能是个悲剧。

2.2婚姻的悲剧
中国传统的“三从四德”思想一直在影响农村女性，使得她们对于自己所受的苦难都给予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去默默承担着她们所受的苦难。

农村女性对于自己的爱情、婚姻都是没有自主权的，从媒妁之言到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她们一直都是依附着男权社会生存。

愚昧麻木，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和独立自主的人格这些传统的负面影响一直在影响着农村女性，所以她们往往都陷于无爱的婚姻中，她们那没有爱情的婚姻注定是个悲剧。

《麦秸垛》中的大芝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农村女性，她一生受困于封建道德的束缚，无论是对于爱情还是婚姻她都没有自主权，都是依附着男性，导致了她的婚姻也是个悲剧。

大芝娘是端村的一位老一代的农村女性，她是在解放前的战争年代结婚的，婚后三天丈夫就参加革命走了。

在那个年代是以丈夫为天的，所以大芝娘对丈夫是百依百顺，
体贴入微，她怀着极大的耐心等待着参加革命的丈夫归来，然而革命胜利后，进城提干的丈夫却回来与她离婚。

当大芝娘以为自己可以苦尽甘来时，却被功成名就的丈夫无情抛弃了，她一心死守的婚姻堡垒也在一夜之间崩塌了。

当丈夫走后，大芝娘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未尽到做妻子的义务，她认为只有能跟丈夫生个孩子才算是合格的妻子，这样也才能弥补自己这些年生活中的空缺，所以在离婚的第二天，她突然找到已经离婚的丈夫对他说：“我不能白做一回媳妇，我得生个孩子。

”对于被丈夫抛弃的大芝娘来说，母性是她作为自我实现的唯一方式了，大芝的孕育与出生是大芝娘在那破碎的婚姻里唯一能得到的一点情感补偿，因为她的天，她赖于依附的男性从她面前无可挽回地消失时，她唯一能证明她为人妻的价值就是生育。

当大芝娘有了大芝之后，她感到非常满足，她觉得她从此又有了依靠，她把对丈夫的爱全部转移到大芝身上，甚至她完全不记恨丈夫的无情抛弃，在三年困难时期还不记前嫌的接回丈夫一家，她既不记恨丈夫的所作所为，也不嫉妒丈夫再娶的那个女护士，还把他们的照片装进自己家里的镜框里。

可是老天爷似乎并不肯放过这个苦命的女人，她相依为命的女儿大芝却意外死了，大芝娘丧失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又陷入了不被人爱，又无人可爱的情感困境中。

大芝娘这个形象还未得到文明的开启，还是仍然停留在愚昧阶段，她“独守空房和独自抚养孩子，她并不以之为苦，相反，如果没有留下丈夫的‘种’，那么才是真正的遗憾和痛苦。

可见，封建道德规范实际上已经融入大芝娘的血液，成为她生存和生命的需要。

”[5]从大芝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女性的悲剧，她们在封建伦理观的浸染下，自己把自己沦为生育的工具，她们完全丧失了自我，一个丧失自我的人，还谈何平等的爱情婚姻呢？
为了深入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依附性所造成的婚姻悲剧。

《麦秸垛》这部作品还写了一个由四川被拐卖到河北的年轻农村女性花儿的形象。

这个因丈夫养不活自己而逃家的年轻妇女被人贩子卖到了端村，嫁给了村里的富农的儿子小池，而当时花儿已经有了身孕，并在三个月后生下儿子五星，但小池并不因此而嫌弃她。

“花儿和小池结了婚，饭吃得饱，恋自己的男人，一个月气色就缓了上来。

”花儿以为自己得到了美满的婚姻，当她以为可以从此在端村过上好日子时，丈夫却又找到了端村，强制地把她带回四川，这时懦弱的小池也毫无抵抗地任由花儿被带走。

花儿被带走的那刻是绝望的，她甚至不敢“回头再看端村，生怕自己昏倒在地里。

”花儿像商品一样被转来转去，她对于自己完全没有决定能力，她就像是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

花儿一直以来都是依附着男性生存，她的婚姻也一直都操纵在别人的手里，更可悲的是，她的第二次婚姻甚至还是被在人贩子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