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文化

黄卧云

一

在最近几年时间里，儒学成了一门显学，为的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界忙碌地研究起来，据说要重新发现和开掘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以指导当下中国的现代化。今天，否定传统文化将不得人心，新文化运动也因为其彻底地反传统文化而受到质疑。但要问传统文化是什么，却各说纷纭，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三个各不相同的概念纠结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变得含混不清。

“传统”和“文化”是两个内涵极为庞杂、外延十分宽广的词，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酒桌上正当人们酒酣耳热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酒文化。有品茗之雅好的人视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喜欢舞文弄墨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哲学和玄学的角度，诸子百家，阴阳五行之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无不在传统文化之列。但是当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时，文化一词便有了特定的含

义，它指的是一个社会特定的价值取向。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将西方文化归纳为民主与科学，准确地抓住了西方文化的实质。今天，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也是清晰和清楚的，它的基本内涵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

中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是在19世纪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一开始就具有两大基本特征，第一，它是一套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相对立的价值体系，第二，它专指儒家思想体系。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国外开办的几百所孔子学院，也同样表明把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等同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极对立，统治阶级提倡它和维护它，有新知识的知识分子则否定它和批判它。这种对立在戊戌维新和袁世凯称帝两大政治事件前后达到了顶峰：因为向往“西法”，才产生了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发动“尊孔读经”，才直接导致了陈独秀、胡适等人领导的激烈反传统文化、高唱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以来的文化之争实质是制度之争，西学与中学的命运与国家政治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统治阶级执迷于传统，知识精英热心于西学。当国家遭遇巨大的外部挑战、统治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政府就大倡西学或积极寻求西方支持，在甲午战争之后、联军攻进北京之后，日本发动九一三事变之后，抗日战争

期间以及中苏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有遭受北方大国大规模攻击危险的时候都是如此，只要外部危机不甚严重，或者过去，或者缓和，政府日子比较好过的时候，文化排外主义就会抬头，传统便受到青睐。

儒家文化能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暂且不提，而什么是儒家文化也远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样有确定的含义，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理解，这也是对儒家文化褒贬不止和争论不休的源头。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就成为一种统治工具。术者，技也。儒家思想变为儒术的过程，就是根据统治的需要对孔子思想进行解释、强调、取舍、发挥的过程，也是儒家思想变为儒家文化的过程，它最后归结为一套约束臣民思想和行为的纲常伦理。如果没有西方人的到来，它不会受到任何质疑，但在晚清时期，儒教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致命冲击，乃至于到了需要“保种、保国、保教”的严峻地步。在朝廷看来，“中体西用”解决了中西之学的矛盾。中学指的是儒家的价值观体系，如张之洞所言，“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在知识精英如辜鸿铭眼里，儒教是教导人们修身的指南，《论语》阐述的是君子之道。辜鸿铭极力要调和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它们能兄弟一家亲，他把《论语》比作中国人的《大宪章》，把中国人的学堂比作西方人

的教堂。他捍卫中国传统，他也喜欢西方文明，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其名虽异，其实相同。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那里，儒家文化不过是一片以仁义道德之名掩盖人吃人的罪恶历史的遮羞布。当代，刚刚去世的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一个颇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迎合听众的天才人物，称颂儒家文化在主导亚洲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一如他在面对西方听众时称颂法治制度，是世界政坛唯一赞赏儒家文化的重量级政治家。他看重儒家文化中权威主义，为他在新加坡的家长式统治进行辩护。儒家权威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家长式权威主义。

当人们在谈论儒家的时候，常常对两种不同意义的儒家不加区分，一是孔子的儒家，指儒家思想，一是统治阶级的儒家，指儒家文化。前者属于法家、墨家、老庄思想等等诸子百家之一，后者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提供统治的合法性。但无论哪种意义上的儒家，儒家思想还是儒家文化，都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儒家的价值观并没有在事实上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

二

新文化运动领袖以看似激进的话语戳穿了儒家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遮眼法，触及了真实的中国历史。在孔子的政治伦理中，施仁政是一个核心概念。仁者爱人，忠恕是仁政的根本，忠恕基于爱，忠恕就是爱。统治者本着爱人

之心统治他的子民。爱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有爱就没有仁政。可事实呢，打天下、大肆杀戮，何曾有仁爱?钳制言论、让天下人道路以目，何曾有仁爱?滥施酷刑、铲除异己，何曾有仁爱?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何曾有仁爱?在一个被公正而慈仁统治的社会，不会有饿殍遍野的惨象，更不会有朝野上下的普遍腐败和贪婪。

仁政在孔子的思想里是一种政治理想，可这一理想从来都没有变成现实，更不用说具有制度保障了。它只是专制主义的欺骗。任何专制主义都需要堂崇高的外表。青天思想和民众对仁政的永久期盼确实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它不是仁政文化，而是奴性文化。孔子阐述的“君子之道”同样无法变成普遍的社会实践，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和饮食男女，他们无意成为道德超群的君子，只有西方的公民——为法律所保护、具有基本政治权利的人——才能成为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作为价值观体系的文化，它只能植根在社会生活中，而不是存在于儒家的教诲中，只有为社会所有人接受的普遍观念，并实际指导着他们的行为，才能成为社会的价值观。它必须有相对应的制度形态。从价值观方面理解的西方文化，不能只从柏拉图《理想国》、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去寻找答案，而是要从古希腊的雅典民主、罗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