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说

摘要：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系统阐释了“性灵说”的诗歌理论。从创作主体出发提出了真情论、个性论和诗才论三个要素。他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就是表现性情,诗人之情不但要真,还要有个性,同时还必须具备表现性灵的诗才,能自然有如“天籁”地描写出富于生气的形象,以生动地抒写性灵。

关键词：袁枚性灵说真情个性诗才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人称随园先生，钱塘（浙江省杭县）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殁于嘉庆二年（1797），终年82岁，他一生经历了康、雍、乾、嘉四朝，在乾嘉诗坛驰骋近五十个春秋，是清代中叶最富有个性和才情的文学家,诗居“乾嘉三大家”之首，他和他的“性灵说”风靡一时,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袁枚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做古文不归附桐城派，他讲考据不附和吴派和皖派，因此，他作诗更不喜欢集于沈归愚的旗帜下。他处处在表现自己，他有他自己一贯的思想。因此，他不讲理学，不讲佛学，以及不信任何阴阳术数，他要成他自己的家数，所以不为传统思想所束缚，所以不随时风众势转移[1](P530)。袁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性灵说。

袁枚“性灵说”的诗歌理论从创作主体出发提出了真情论、个性论和诗才论三个要素，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就是表现性情,诗人之情不但要真,还要有个性,同时还必须具备表现性灵的诗才,能自然有如“天籁”地描写出富于生气的形象,以生动地抒写性灵。

真情论

袁枚认为，真情是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他在《答曾南邨论诗》中曰：“提笔先须问性情”，明确地把“性情”置于诗人创作之“先”的首要条件的地位：有性情方可挥毫，无性情则请搁笔[2](P64)。

袁枚特别强调性情，这与晚明以来推崇真情有很大关系。明末李贽就曾提出“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袁枚倡导“赤子之心”，而世上也只有刚出生的婴儿是所谓的“赤子之心”，刚出生的婴儿犹如一张一尘不染的白纸，他的情感是天真的、纯洁的，是世上最真实的情感。袁枚就是用这种真心实情来反对虚情假意。他认为用真情抒写文章，才有好的作品产生。他在《言诗》中曰“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作诗。屈原初放日,蔡女未归时。得句鬼神泣，苦吟天地知。此中难索解，解者即吾师。”诗用屈原、蔡琰作比。屈原一片忠心被逐，其悲愤凄凉之情可想而知，正是这种“初放日”的坎坷遭遇，才有了《离骚》的问世。而《离骚》也正是由于是屈原真情与血泪的凝聚，才流芳千古。蔡琰远离故土，身处胡地时，心中激荡的是“思归”之情，这种情不仅真，而且切，于是便有《悲愤诗》的诞生，令后代远离故土的游子读之潸然泪下。二人都是在情不能已的状态下而写下了心中话，于是这样的创作才有了“鬼神泣”，“天地知”的巨大感染力。

袁枚强调真情，认为真情是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诗写真情，惟吾所适”，他认为诗的艺术应该是容纳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的优美形式。

对于《诗经》，历来学者立场观点不同，袁枚则从性灵说出发，着重揭示其抒写性情的真谛，反过来有作为其性灵所强有力的理论支柱[2](P70)。他在《随园诗话》中提到："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百篇无专主性情”，（卷四）“《三百篇》不著姓名，盖其人直写怀抱，无意于传名，所以真切可爱。今作诗，有意要人知，有学问，有章法，有师承，于是真意少而繁文多。”（卷七）袁枚以此强调写诗要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读袁枚的诗，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真情之流露，如《哭三妹五十韵》，是对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三妹，一个不幸妇女悲痛的挽歌，它是诗人由“情之至者”而自然流露为字字血泪的至情之诗。

袁枚还认为以真情感发人心是诗歌的主要功能。

孔子曾提出诗歌有“兴观群怨”的功能，袁枚的这种观点与孔子的观点有不同之处，他不带有政治社会功能，在《随园诗话》卷十二中袁枚借用黄周星《制曲枝语》来阐释了何谓“感人”：“感人者，喜则欲歌欲舞，悲则欲泣欲诉，怒则欲杀欲割，生趣勃勃，生气凛凛之谓也。”由此可看出，袁枚所认为的感发人心是指激发人的喜怒哀乐等感情。除引用黄周星的话，他还举例为证：“王蒙端友某在都娶妾，而忘其妻。王寄诗云：‘新花枝胜旧花枝，从此无心念别离，知否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对数归期。’某人泣下，即挟妾而归。”“某人泣下”是诗中之情感发人心的具体表现，“挟妾而归”是感人之后的结果。

袁枚的“真情论”强调诗歌抒写真情实感，在现在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把诗歌功能仅局限于感发人心，则有点过于狭窄。

个性论

诗主真情，这是“性灵说”的核心，同时，袁枚认为，诗人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

人的性情是各不相同的，诗歌在抒写人的性情时必然会展示出每个人的不同个性特征。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四中说“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人之性各不相同，故其情亦各有不同。诗歌必须真实的表现各人不同的情感才能有感人的力量。所以说每个人都应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而且要自由的发挥，不必囿于其他时代之诗人和诗作来削足适屡[2](P189)。

袁枚在《补遗》中举例来深入阐释了这个观点。他用人各有性情来解释“杜陵不喜陶诗,欧公不喜杜诗”。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合是因为“人各有性情。陶诗甘,杜诗苦,欧诗多因,杜诗多创。”之后又用“鸟不走，马不飞，不相能，胡相讥？”来说明飞禽走兽各有自己的本能，人亦应有各自的性情。因而他在《随园诗话》中强调“作诗，不可以无我”，因为“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七）他非常欣赏自己的“诗歌”创作：“发言要教玉皇笑，摇笔能使风雷忙”。袁枚的诗作颇富个性：“终不知千秋万世后，与李、杜、韩、苏谁颉颃?”这种独来独往、与古人抗衡的创新精神令人钦佩，这也正是他思想解放，心怀坦荡、具有个性的表现。

袁枚还强调诗歌须有独创性。所谓“独创”指诗人创作要匠心独运，别出心裁，也就是诗人在艺术构思上要有个性化。

袁枚的《题叶花南庶子空山小影》写道“我亦自立者，爱独不爱同。含笑看泰、华，请各立一峰！” 这里的“爱独不爱同”明确指出诗人创作应根据自己的个

性、审美感受、运用自出机杼的崭新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段，不可受制他人，才能自由充分地抒写性灵[2](P91)。

文学创作最怕的是依傍前人而无自己的创造性[3](P282)，袁枚在《答王梦楼侍读》中说：“诗宜自出机杼，不可寄人篱下，譬作大官之家奴，不如作小邑之薄尉。”也就是诗要是自己的独创，不可依葫芦画瓢，要有新意可言。

基于独创性，袁枚还反对拟古，反对“格调说”。

文学史上，拟古之风从未灭绝过，尤其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个口号就被多个流派推崇。而袁枚则提倡“著我”，与拟古大唱对台戏，他把独创诗称为“作诗”，拟古诗则贬为“描诗”，认为“描诗者，像生花之类，所谓优孟衣冠，诗中之乡愿也。譬如学杜而竟如杜，学韩而竟如韩，人何不观真杜、真韩之诗，而肯观伪杜、伪韩之诗乎?”在袁枚看来模仿之作只能是“老生常谈，嚼蜡难闻”没有丝毫的艺术感染力。

袁枚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说”，认为是明代七子复古主张的死灰复燃，只讲格调拟古必将桎梏性灵之表现，因而他在《赵云松瓯北集序》中说“吾非不能为何、李格调以悦世也，但多一分格调者，必损一分性情，故不为也。” 袁枚认为文学创作之优劣，不能以古今或唐宋来区分，而应当以是否真实地体现了性情。是否有创新变化来作为标准[3](P283)。

诗才论

袁枚认为，并非诗人具备真情和个性就可以创作，还必须具备表现性灵的诗才。

《随园诗话》中提到“诗文之道，全关天分”（卷十四）“用笔构思，全凭天分”（卷十五），可见袁枚对“有灵性”之推重。那么诗人之“才”内容如何？袁枚认为诗人易产生激情，才与情相辅相成，在某种意义上说诗人内心容易触发创作激情亦为诗人之“才”。他在《李红亭诗序》中提到“才者情之发，才盛则情深”，在《偶作五绝句》之五提到“无情不是才”，这里的“无情”指的是缺乏情感或情感平淡。另外，袁枚还认为诗人用笔构思的能力，主要是构思想象的能力。可见，袁枚认为有情感和想象这两种诗才的能力才能写出好诗。

袁枚强调诗人有才，一方面认为诗人的天赋不可因学问而被遮盖起来，使之得不到发挥，也不能只靠天赋而遗弃学问，应该借后天的学问之精粹来发扬其先天之才华[3](P284)。另一方面，“诗才”并非完全来自天赋，同样可以在锻炼中提升，因而他主张博览群书，“多师是我师”。

袁枚从诗人有内在的灵性出发，发现诗人在艺术地表现其真情与个性时往往显示出一种类似“天籁”的自然天成的工夫[2](P114)。

《随园诗话》中云：“情有不容已，语有不自知。天籁与人籁，感召而成诗”（卷六），表明“天籁”是由人的性情起了“感召”的作用，这显然是以诗人有灵性问前提的，诗人不用刻意去索求，这样诗作才有自然天成之美。因而他在《随园诗话·卷四》中说“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其中，“朴”和“淡”正是指艺术必须表现自然天成之美。而没有任何刻意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