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同盟会出现的必然性与留日学生的突出贡献

汇华学院2013级历史学1班霍无忌学号2013511236浅论中国同盟会出现的必然性与留日学生的突出贡献摘要：1905年同盟会的建立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大事件，它的是内外忧患、资本主义发展、革命力量集中的必然结果，绝对不是偶然的。

同时，也应该承认留学生群体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留日学生群体更是通过办报刊、传排满、建组织等一切手段促进革命形势发展与革命力量的集中。

可以说，同盟会是在留日学生的大力推动下出现的。

关键词：中国同盟会，民族资产阶级，华兴会，留日学生学术回顾对同盟会的学术研究，从其建立之初就屡见不鲜，如冯自由的《檀香山兴中会改组同盟会之经过》等论文，高劳的《辛亥革命史》等的学术专著。

而改革开放后，对同盟会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新意百出，如饶怀民的《同盟会与萍浏醴起义》、马庚存的《同盟会在山东》等，可以说同盟会研究从未间断。

而关于留学生对同盟会尤其是留日学生对同盟会建立、辛亥革命的成功的作用，研究人数并不突出，有桑兵的《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建立》1、陈昌福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留日学生》2及下文将提到的周棉教授的文章等，可以说数量并不巨大，可研究领域较为宽广。

引言1905年8月2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自此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了同一政党的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建立后革命党人“大呼万岁而散”。

由此可见，中国同盟会的建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又是必然的，而留日学生在同盟会的建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就同盟会建立的必然性与留日学生贡献展开叙述。

学术界在此之前，对同盟会的建立必然性多有提及，并提出多项有建树成果。

如金冲及、胡绳武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

不过，我认为该必然性仍可加以叙述。

故本文将在先论述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发现留日学生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为这一长期不为世人熟知，甚至有所反感的学生团体“正名”。

1见《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四期。

2见《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四期此前徐州师范大学的学者曾撰文3对留学生的贡献加以叙述，本文则专一详述留日学生群体。

对因部分留日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龌龊表现而导致的整个留学生团体蒙羞的情况，进行部分更正。

一、清政府的腐朽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崛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开始了不断被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而做为中国领导者的清政府，却对外苟且求和，对内镇压人民反抗，是中国官场自上而下形成了“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

除了对外的求和，清政府因为对外赔款，训练新军等事项，又对百姓征收重税，加上各级官吏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普通百姓只能面对“豺狼当道，雀鼠为灾，铜山可倾，欲壑无底”4的境遇，由此可见清政府已经腐朽到极点，不可救药了。

从1910年开始，清政府为缓和矛盾进行了“新政”，虽然“新政”的改革是基本无用的，但却极大的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从1910至1911年间，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而其投资范围也更加广阔，势力更加雄厚。

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才使本来力量薄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站出来领导革命，组织政党的力量。

中国同盟会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却又颇存优势的境地发展起来。

二、各阶级改革的尝试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发展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中国各阶级、各层次都在尝试着对中国腐朽落后进行改变。

然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广泛的传播了改革思想，促进了思想解放，却也只能接受六君子血染刑场，康梁远逃海外的凄惨下场；农民阶级发起“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虽然让列强看到“无论欧美日本等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圣灵四分之一”5，却也不得不接受被清政府与列强共同镇压的局面；资产阶级立宪派与清政府联合进行的一系列立宪改革同样无功而返。

因此在万马齐喑的20世纪初，急切需要一个领导力量。

从1894年兴中会的建立开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步开始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

革命派先后在广州、惠州发动起义，虽然都因寡不敌众而宣告失败，但革命派却从被人民“几视为毒蛇猛兽”6到“多为吾人扼腕叹息”7。

因此为了更好的进行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迫切需要一个同一的革命政党进行协调管理，同盟会呼之欲出。

三、列强侵华加剧对同盟会建立的刺激作用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就开始了对中国的不断侵略，这些侵略无一不使中国饱受屈辱，又无一不使中国各阶级进行救亡图存的尝试。

同盟会的建立就与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密切相关。

1903年4月8日，俄国借口从东北撤军（《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长期赖在东北不肯撤军，企图占领东北），与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要求清政府答应七项不合理要求，如“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

”，“东3即《留学生与中国同盟会的建立——“中国留学生与民国的社会发展”研究之一》，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

4引自《清议报全编》卷26，页118，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5引自金冲及、彭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部，上海辞书出版社，页1046引自《黄帝旗帜广东根基中华情怀世界制度——读孙中山<革命原起>》，原文见孙中山《革命原起》7引自同5三省练军归俄国将校训练。

”8。

企图独占东三省。

面对俄国的步步紧逼，清政府的步步退让，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开展广泛的拒俄爱国运动，打击了俄国的嚣张气焰。

这次运动使更多的人民群众相信资产阶级革命派，许多人民群众更是加入了革命派组织，这促使革命派急需建立同一组织，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运动。

四．革命力量的聚集与华兴会等团体的建立为了进一步推动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孙中山、黄兴等人不断推动革命力量的聚集，创建革命组织，先后组织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

极大的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也促进了同盟会的建立。

这其中尤以黄兴为代表的华兴会规模较大，影响深远。

做为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学习过的学生，黄兴较早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在1902年夏回湖南任教后，宣传革命思想“课余之暇，时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并开始着手组建革命组织，于1904年2月15日（癸卯除夕），在湖南明德学校校董龙璋的西园寓所召开了革命组织成立大会，正式成立华兴会（前一年已经议定），举定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

虽然这个组织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但该组织成立后多次组织有广泛基础的革命起义，在留日学生中影响深远，表明了该组织确实在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伴随着湖南华兴会、浙江华兴会等一系列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发展，由这几个革命组织发起的武装起义较之前的起义势力更强大，对清政府的打击更加沉重。

但从这些起义中也可以看出诸多问题，如只认会党领袖，抱着“为马福益大哥报仇”的心情参加革命。

又如，在革命中缺乏同一领导，各行其是。

显然，一个同一的革命政党确实需要建立。

五．1902年前留日学生对同盟会建立的推动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送留学生，本身目的是为了培养可以为王朝服务、捍卫清王朝统治的奴隶型人才，但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却吸收了新式思想“反对保皇、倡导革命者，亦不乏人。

”9，这些学生在日本酝酿着新举动，并一步步向革命思想靠拢，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来。

为建立中国同盟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02年前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了如下行动：1.1901年创办《国民报》，发出“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政体之下，习为佣役，习为奴隶，始而放弃其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而其民几至无所附属。

”10的呼声，要求救危亡，兴民权。

是资产阶级创办的一份相当有分量的报纸。

2.宣扬排满思想。

留日学生先后在《国民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排满，如《说汉种》这篇文章中提出“惟汉土为非汉种所有，故汉土之丧失割裂，曰与我非汉种之休戚无关也。

”11，在《亡国篇》中更是鲜明的提出了“既奴之二百余年矣，则必荡涤其邪秽，斩绝其根性，斩之以刃，荡之以血，夫而后可与言治也。

”12的观点，足见排满思想之决绝。

3.逐步跳出康梁等人保皇思想的束缚。

由于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8引自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部，上海辞书出版社，页2289引自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商务印书馆出版，页10710引自《国民报》第一期，《叙例》，罗家伦著《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国民报丛编》页1，211引自《国民报》第三期，社说罗家伦著《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国民报丛编》，页17、1812引自《国民报》第四期，社说罗家伦著《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国民报丛编》，页24变法领袖逃亡日本，在留日学生中宣扬保皇改良思想，一度使留日学生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认为革命党只不过是“老于世故者”。

不过在1902年之前，留日学生已经开始接受革命党的思想影响，如排满思想等。

应该说，1902年前留日学生在思想上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盲目排满、对人民群众“曰妒、曰专、曰诈、曰怯。

”13，可以说思想是很不全面、很不具有革命性的。

然而也正是在1902年前留日学生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为之后走上革命道路，推动创建同盟会发挥重要作用。

六．1902年后留日学生的大动作从1902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留日学生人数大增，而革命思想在学生中更是广泛传播，学生们进行了诸多大动作，极大的推动了同盟会的建立与发展。

1902年后留日学生的大动作如下：1.激进分子广泛串联，举办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并发表了长篇宣言，写道“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14，公开集会宣传革命排满思想。

2.创办革命抓著作与报刊，宣传革命思想。

从1902年冬，杨毓麟强调民族建国理论、个人权利主义的《新湖南》到其后刘成禺、李书城等人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孙翼中、王家驹、许寿裳创办的《浙江潮》。

都宣传了民族危机的严峻性，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诸多学说，力图找出救亡图存的途径和方法，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打下重要基础。

3.创办自己团体——青年会。

1902年6月间，以清廷驻日公使蔡钧以“防范革命排满”为辞，准备以“扰乱治安”罪名将留日学生吴敬恒、孙道毅“驱逐回国”为导火索，张继、叶澜等人创办了“名曰青年会，实即少年中国之意”的青年会。

该组织在会章中公开宣称“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15。

足见该组织已经被革命派思想所武装，为此后同盟会建立确立了组织基础。

4.陈天华著就《警世钟》、《猛回头》。

陈天华做为留日激进派的代表，用自己手中的笔，当做投枪，写就《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试图唤醒民众的爱国之情，如他在著作说道：“中国尚未被洋人所瓜分，已到这个情形，等到他们瓜分中国之后，他还准我们有一碗饭吃吗？”16、“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的，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