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循环公式的一个新解

马克思资本循环公式的一个新解摘要：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总公式为Ｇ－Ｗ…Ｐ…Ｗ＇－Ｇ’，它从整体上表现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转化而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预付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还增值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马克思资本循环公式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尤其是其生产过程没有从微观层面对企业内部权威如何配置资源加以分析。

因此须将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纳入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强调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交易成本；代理问题；资本循环目前，许多国内学者都热衷于建构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并且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进行批判，其主要沿四条线索展开：（1）理论批判及其深化；（2）通过理论回溯在原典中寻找理论依据；（3）以理论批判为指导的系统比较；（4）以理论批判为基本视阈和依托的尝试性理论建构。

可见，所有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都会认为，马克思本人具有关于企业理论的系统研究。

然而，笔者认为，马克思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基础，着重强调企业内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和利益分配关系，其理论本质是“技术＋权威”，没有进一步探讨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代理关系。

现代的资本主义剥削虽然存在，但已不像马克思所处时代那般赤裸裸，企业的整体效率与工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而新制度经济学正是以处于市场中的平等的劳动力合约为出发点，以追求效率为前提，对市场和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分析更符合现代经济社会的现实。

一、Ｇ—Ｗ和Ｗ＇—Ｇ＇阶段Ｇ—Ｗ和Ｗ＇—Ｇ＇阶段是资本的流通阶段，对于企业来说，这两个阶段要在市场中实现，并且在实现过程中也是有成本的，即市场交易成本。

马克思称这种成本为“流通费用”。

“Ｇ—Ｗ和Ｗ—Ｇ是买者和卖者之间进行的交易；达成交易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因为在这里进行着斗争，每一方都像占对方的便宜，状态的变化花费时间和劳动力，但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马克思把流通费用划分为纯粹流通费用和生产性流通费用，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详细论述了纯粹流通费用，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

其中，纯粹流通费用不加入商品价值，而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则不同，它们或是为了保存了物品的价值或是物品从一个地方流通到另一个地方的必然手段，因而是生产性流通费用，要加入商品的价值中去。

由于马克思以是否生产剩余价值为根本出发点，所以生产与流通的界限就划分的非常明显，并且生产的地位要高于流通的地位。

马克思描述的流通费用与新制度学派的交易费用有部分的重合，但后者所包括的范围更广，它是为了完成一项交易而花费的成本，当然不包括价格在内，它已不再细致地划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因为市场与企业都具有契约的性质。

人们在交易过程中总是在寻找各种途径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这与马克思关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此消彼长的关系的论点有某种相似之处，马克思提到尽量缩短流通时间而相对延长生产时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适用，只不过今天的流通费用已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所提到的那几种，所以采用新制度学派的交易费用来解释购买和销售阶段所产生的费用更加合理。

尤其是当一个企业面临是应该“买进”还是自己“制造”一种特殊的投入时，要全面考虑到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交易成本在市场与企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企业通过比较交易成本的大小来决定资源到底是由企业还是由市场来配置。

在信息交流如此发达的今天，充分考虑到市场与企业的替代和互补更加重要。

二、Ｗ…Ｐ…Ｗ’阶段此过程为生产过程，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后，进入到生产过程，这是产业资本运动的全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生产出剩余价值，发生价值增值。

在这个阶段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既发挥着一般生产要素的作用，又发挥着资本的作用，生产资本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资本主义方式相结合生产出包括剩余价值的商品。

马克思强调了企业的生产功能，尤其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功能，他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了企业内部实行分工协作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资本家作为权威的化身不断地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而工人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只能被迫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这样，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只能归资本家所有，工人只拿到维持再生产劳动力的工资。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前提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必然是这样等级森严的剥削制度。

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分析企业内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等级制。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从泰罗制谈起，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管理的产生是由于分工引起了观念与执行的分离，进而引起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逐渐引申出企业内部科层制度的出现，并且这种科层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

同时，他还细致地考察了科学管理革命和科技革命之后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工作职位状况，与以前相比，工人阶级的职位明显增多，并且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服务性职业也不断增多，许多工人从事不需要耗费多大体力的简单劳动。

尽管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布雷弗曼仍然继承了马克思的剥削劳动思想，批判了企业中管理层对工人的剥削。

如今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依然存在剥削，人们承认它但又不得不接受它。

因为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所说，进行反剥削的革命，那么全世界将有无数家私人企业倒闭，无数在职人员失业，经济将陷入衰退之中。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要从剥削方面去考虑，而要从边际报酬方面去考虑收入分配。

现代社会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因为不受剥削才去从事一份职业的，人们之所以接受一份工作，除了兴趣，只是由于薪酬与他所付出的劳动，也可以说是能力相吻合，而契约的履行恰恰是保证它在约定期限内获得报酬的最重要条件。

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有机组合，企业雇员只要与雇主签订契约，这种契约当然是不完全契约（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就可以依据其边际生产力领取报酬，这种契约关系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关系，因此存在交易费用。

马克思也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存在管理费用，但是，这种管理费用是资本家管理企业日常的生产，监督工人所支付的费用，他没有考虑到工人也是独立的经济个体，他们在和资本家谈判签约，以及资本家为防止工人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时也要花费交易成本这一事实，因此，企业内部由权威来配置资源也要产生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主要来自人的行为。

而企业所有者就是要设计出各种制度约束，来规范企业内部人员的行为，使其生产更有效率。

三、关于股份制企业中的代理关系问题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关系上，尤其是从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化生产程度日趋提高的层面上，对资本主义股份制的产生、特征和作用的方面做了细致的分析。

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的个人所有制形式之间矛盾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它的出现促进了资本集中和生产发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

股份公司产生的首因是扩大再生产和资本集中的需要，同时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

它通过银行和交易所把社会上分散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

资本主义股份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代理关系。

马克思并没有深入分析企业内部的代理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现代股份公司中一个令人棘手的难题。

股份制作为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不但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并且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如何解决企业中的代理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分析视角。

新制度学派的代理理论分为代理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两类。

虽然大部分交易费用经济学将重点放在对市场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选择上，以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为先导的理论却更关系企业内部结构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企业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即一种产品是由若干个集体成员协同生产出来的，而且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都将影响其他成员的生产率，这和马克思的协作劳动颇为相似。

由于最终产品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不可能精确地进行分解和观测，因此，不可能按照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去支付报酬，这就导致出一个偷懒问题，即团队成员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为减少这种规避行为就必须让部分成员专门监督其他成员，而监督者必须能够占有剩余权益，否则他也缺乏监督的积极性。

这种模式我们称它为古典企业的监督模式，而代理问题时由于管理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一事实（詹森·麦克林，1976），在部分所有的情况下，一方面，当管理者对工作尽了努力时，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仅获得一小部分利润；另一方面，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结果，机会主义观点普遍存在于管理者的头脑中。

当企业价值小于管理者自己是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时，其间的差额就成为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只会通过有效途径降低，而不会彻底消除。

为了减少代理成本，可以构造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对代理人在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监控的情况下作出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选择提供适当的激励。

委托—代理理论与代理成本理论相区别在于它的所有结论都来源于正式的模型，它假设：（1）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

（2）代理人的行为不容易被委托人直接观察到。

在这样的假设下，道德风险问题是经常发生的，委托人为降低此类问题的发生，经常设计出一些激励机制，如经理人持股等，尽可能地使代理人的利益与整个企业的利益相一致。

只要存在股份制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代理理论就是不可或缺的。

不仅如此，代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也很有说服力，如我国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等，这些都要借助于代理理论来解释。

四、总结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公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企业不断循环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到生产出商品再到商品价值的实现，但是，我们往往不能把握各个阶段当中如何实现以及能否实现这样的细节，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等恰恰补充了马克思所未分析到的问题。

之前，国内一些学者都极力地批判了新制度学派，尤其是在方法论的问题上，他们普遍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没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是不科学的。

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方法论上的差异而不从思想内容上寻求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结合，结果将是理论的僵化和桎梏。

马克思强调企业的生产功能，尤其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功能，他所考察的重点在于劳动力如何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去生产剩余价值，而忽视了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合约关系；他的阶级剥削的分析框架决定了工人的被动地位，抹去了工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人凭借自己的技能而要求权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