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

本材料仅供2008学年2006级学生复习使用

形而上学教案

第一章总论

第一节形而上学的历史渊源

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直以来就是西方哲学关注的焦点，它也一直就是西方哲学的真正精髓之所在。

先说一说这个词的来历。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有一本书《形而上学》，但是，这本书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亲自定稿的，即它是由后人整理出版的，而且这本书实际上也是一个文集，它可能集中了亚里士多德本人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而特别要注意的是，形而上学这个书名也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用语。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自己那里，并没有出现过形而上学这个词。那么这个《形而上学》的书名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它是后人所添加的。我们知道，在哲学史上有这么一段公案。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他的吕克昂学院（Lyceum）(建于公元前335年的雅典，在现代这个词是公立高中的意思，在这之前柏拉图在雅典也有一个学园，叫Academus，在现代语中意思是学院、研究院)的一个传人将他的书稿带回了小亚细亚，并藏到了一个地窖中，直到150年后才重见天日，被人又带回了雅典，由吕克昂学院的第11代传人Andronicus编辑整理，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全集的第一次出现。当这个Andronicus在编辑完第13卷《物理学》之后，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些文章，没有名字，从这些文章的内容看，它又不是物理学，是比物理学更基本的东西，于是他就用了一个词“物理学之后”（用后来的拉丁字母，也是现在的西文字母写出来就是ta meta ta physica），而在后来，人们干脆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metaphysica，这就是这个词的来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人把他翻译为“玄学”，我们可能都知道在20世纪的2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场“科玄之争”，其中的“玄”就是这个形而上学的意思，后来，我们又有人把它翻译成了形而上学，很贴切。因为在我们的《易经》中有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亚里士多德本人虽然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但是他曾经的对一些东西的论述，被人们认为就是在讲这个形而上学的。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把人们的知识分为几种：一是自然科学知识，二是数学知识（实际上相当于柏拉图的理智dianoia知识），三就是第一哲学或智慧的知识（实际上相当于柏拉图的理性noesis知识）。这三种知识一种比一种更为纯粹和抽象，也更为高级。我们认为，这个第三种知识，即第一哲学的知识就是形而上学的真正内涵。

那么，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这个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到底指什么呢？在他这里，这个第一哲学有如下两层含义：一是指研究“是”的科学，即研究on(being )( on这个词源自动词eimi，einai- to be是它的不定式，ousia -substance 和essence都是由它而来，ousia时ousa 的名词形式，而ousa则是动词eimi的阴性分词。本质的意思就是“怎是”)的知识，这种知识被后来的17世纪德国的一个哲学家第一次用本体论（ontology）的术语来命名，自此哲学界有了本体论这个词（与认识论相对），但是意思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万事万物的最后原因的神学，即研究那永恒的、不动的（物理学事物是运动的）、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即不包含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eidos）（数学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与形状相分离）的最高本体的知识。这两层含义在《形而上学》这本书中都有论述，书的第4卷和第6卷就讲的是第一种含义上的第一哲学，书的第12卷则说的是第二种含义的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哲学意义上的这两种形而上学含义在后来基本上都被保留了，而且，还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中世纪和17世纪。

在中世纪，哲学家们进一步把being的问题绝对化，认为它是任何事物和形式所共有的东西，而这个共同的和绝对的东西就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它使得任何一个个体事物得以显现。而每一个个体的事物都是对它的分有，而只有上帝才是完全的是。因此，这种绝对的现实活动已经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具体的使得事物得以所是的形式（因为形式往往是有具体的规定性的），也就是说，在古希腊，大家谈的就是具体的这个“是者”，即一事物“是”什么，而到了中世纪，托马斯才把绝对的现实性看成是being的第一要义，认为上帝的本质就是“是”，就是存在，就是完全的现实性，而别的事物并不具有本质的存在，或者说他们的存在是被给予的，而不是自身的。这种思想对形而上学神学的影响非常深远。

在17世纪，形而上学的含义则又进一步得到了扩充。17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或者更为精确的翻译是“我思，我是”），在这里，西方的哲学有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认识论的发现，我们探讨问题不再是直接去考问事物自身，而是返回自我，先探讨自我的问题，探讨自我的认识能力，范围等。尽管我们并不太把认识论作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来探讨，但是认识论所引发的相关问题却被形而上学所接受。比如，人的身心关系问题，灵魂问题，人的意志问题等。这些问题并不完全属于人的认识问题，虽然人的认识需要从感觉到理智的过渡，人的认识判断也需要意志的作用，但是人的身心关系问题、灵魂问题和意志问题看起来更为根本，因为他们首先涉及的是人是什么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人是怎样认识的问题。其中人的身心关系问题与思维和物体广延的问题相关，即本体问题相关，人的意志问题则和世界的怎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关。因此，17世纪也被有的人称为是形而上学的世纪。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形而上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时候，对于笛卡尔、康德等哲学家来说，形而上学更多地是指上帝和人的自由问题的学问，本体论的意味已经淡化，这与认识论的兴起有关）

但是，就在17世纪这个形而上学发展的高峰，其却中也孕育着一股反形而上学的思潮。而且，在这之后，形而上学一路走来就变的是跌跌撞撞，而再也不是一帆风顺，或者说，反对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停顿过。

休谟（1711-1776）从认识论问题入手，对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进行了批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对因果性问题的探讨，而因果性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一个研究的重点，后来的哲学家一直坚持一种因果的必然性思想，但是，休谟却从经验主义的立场提出了反驳，认为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学和神学都是一种无意义的诡辩和幻觉。但是，休谟本人并不是完全要否认形而上学，而是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就是康德所谓的具有科学意义的形而上学，即建立在他的批判哲学基础上的道德形而上学。

如果说休谟的批判还是一种内在的批判的话，或者说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假批判的话，因为，它实际上是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这种批判应该还是形而上学内部的争论。但是，到了19世纪，一股真正的反形而上学的风气开始出现，而且影响巨大。这就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人类三阶段发展的思想。孔德认为人类的发展需要经过三个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实证阶段。其中只有第三阶段才是完全正常的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是需要被克服和超越的。在神学阶段，由于人的认识水平低下，所以人们用超自然的因素来探讨世界，是完全不成熟的。到了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的思想水平有了提升，即不再追求所谓的超自然的因素，而是以一种本体论的探讨方式来研究世界，但是这种方式尽管不再完全依靠想象，但并不以观察为手段，只重视思维的推理，这样往往陷入诡辩。孔德把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称为是一种需要克服和治疗的“慢性病”。在他看来，我们必须进入实证的正常人类思维阶段。他说：“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尽管他也强调实证精神的人文性。认为纯粹客观地把握世界是不可能的，但是，总的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