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著述原则

简论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著述原则摘要：“考信于六艺”的著述原则，蕴含了两层意思。首先，六艺是司马迁判断史料真实性的依据，表现了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同时六艺作为儒家典籍代表，所体现的思想更是被司马迁吸收继承，指导了《史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判态度。司马迁发扬了孔子述作《春秋》的伟大事业和历史使命，通过对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的整合吸收，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

关键词：“六艺”《春秋》史料批判著述原则

一

七十列传以《伯夷列传》为首篇，而司马迁在开篇第一句话“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①即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著述原则，即“考信于六艺”。“考信”意为考核验证，“六艺”是儒家的六部经典著作，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司马迁时代，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成为官方学术。“六艺”因为得到了中央政权的认可而拥有了无可撼动的经典地位，对社会尤其是读书人的思想倾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司马迁以“六艺”作为根本准则，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变化。

具体来看，这句话可解释为两种意思。第一是指把“六艺”看做历史材料取舍的标准，检验材料的真实可靠与否。司马迁面对历代堆积下来的异常庞杂的历史材料，怎样对其进行精简吸收以纳入《史记》体系中，必然要下一番工夫。另一种意思是指用“六艺”中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来评判手头史料的价值，作为人物事迹的衡量

尺度。此时“六艺”不仅仅是用来判断史料的真实性，更承担了司马迁的史学方法和态度。以“六艺”提倡的精神来评价史实，考信的最主要内容在“理”而不在于“事”，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揆之事理”法。因为“六艺”所叙的史实止步于春秋，战国以后直到西汉初期的史实是无法以“六艺”为标准去核查的。章学诚所称“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②，道出了“六艺”具有永久的规范性价值。这两种含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侧重，灵活运用。总的来说，第二种意义更是贯穿了整部《史记》的创作实践过程，成为最基本的原则。

为了更清楚具体地理解这句话，我们先把它还原到《伯夷列传》中来做分析。司马迁在“犹考信于六艺”一语后紧接着说，“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认为此指今存《诗经》《尚书》有所缺亡，而又言虞夏禅让之事可从《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中见出。这样分开来解释固然没有错，但似嫌逻辑上有抵牾。因为既已说“诗书虽缺”，加一“然”字表示转折，则虞夏之事当从别处得来。从语义的连贯性上看，笔者认为司马迁知晓“虞夏之文”的途径不仅是通过《尚书》，更主要的是通过《庄子》等不属于“六艺”的诸子杂书。后文所云“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天下重器”出自《庄子·让王篇》“故天下大器也”③。“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一语正是司马迁

对此类高人隐士发出的感慨。

关于这些“让王”逸事，张守节《史记正义》对“此何以称焉”解释为“不称说之也”，《索隐》也称“是太史公疑说者之言或非实也”④，这样解释是不妥的。孔子在《论语》中对伯夷、叔齐的高洁操行有极高赞扬，许由等人的让王事迹和伯夷、叔齐无异，却不见于儒家典籍的记载，这不能不让司马迁感到困惑。为查验事实，他还曾亲身登上箕山，看到了许由之冢。“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这话既表现了司马迁对他们品行的由衷赞扬，也蕴含了不得光扬于文辞的深深遗憾。正因为“序列古之仁圣贤人”是孔子的职责之一，也是“六艺”的精神之一，所以司马迁才特意在《伯夷列传》开篇从《庄子》中拣择出许由等人，来引起世人注意，不忍因“六艺”未载而使其人其事湮没无闻。在这里，“六艺”的义理显然成为司马迁提明这几个人物的主要理由。

二

司马迁最终选取六艺作为考信的标准，其原因和动力又何在？通过梳理《太史公自序》，能帮助我们探寻到一些核心因素和源泉。

《自序》里记录司马谈临终时与司马迁的对话，自文武周公追忆起，谈及幽厉乱世，“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⑤春秋时代孔子承担起“修旧起废”的宏大历史使命，修治“六艺”来延续周公创导的礼乐文化。相隔四百多年后，因为诸侯兼并战祸不断而同样面临“史记放绝”的荒芜境地，司马谈作为太史令深切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重大责任。对于

过早谢世而“废天下之史文”的情况，他深感忧惧和遗憾。因此，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思想颇为欣赏而于儒家学说不无微词的司马谈，在临终时刻却以最大孝道来激励儿子，将自己未完成的事业交给了继任者。父亲的郑重嘱托无疑给予司马迁强烈的鞭策，他感奋至极，表示将“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在父亲的认识基础上，司马迁明确意识到自己是继周公、孔子之后能够也必须“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唯一的人。以“六艺”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遭乱世之灾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和长时间的荒弃，因此司马迁要进行整理修正、追本溯源的清理工作。这虽然不是针对经典本身，但体现在著作史书的形式下，自然是以“六艺”作为自己承袭父业续修史书的重要参考标准。

司马迁以“六艺”包含的精神为著述原则，而尤其注重《春秋》一书的义理。在与上大夫壶遂的问答中，司马迁简明概括了《春秋》的主要价值。“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⑥《春秋》不再是单纯的史书，而是被赋予了褒贬是非、推延王道的重大意义。君臣父子莫不要知晓《春秋》并以此为鉴，此乃“礼义之大宗也”。在礼崩乐坏的年代，孔子提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治理想，编修《春秋》以此来“拨乱世反之正”。五百年后的司马迁，处于汉帝国蒸蒸日上而又潜伏了各种矛盾的武帝时代，自觉承担起了历史和时代的使命，继承了孔子述作《春秋》的精神内涵，从一个历史高度为《史记》确定了指

向，也决定了司马迁必然选择把“六艺”的核心价值注入《史记》的著述理念当中。

以“六艺”为中心，还形成了数量众多的“传”，传之外也存在着大量诸子百家的著述。司马迁对经传百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掌握这部分资料的过程，方法有二：一是利用皇家藏书，二是通过亲身实践游历积累丰富的一手资料。司马迁把自己处理庞杂史料的方法概括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索隐》《正义》指出“异传”包括子夏《易传》、毛公《诗》、韩婴《外传》、伏生《尚书大传》等阐发解释六经的著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传”归于相应的各“经”下，例如“春秋家”下除《春秋古经》外，还有《左氏传》《国语》等，《诗》下包含《鲁故》《鲁说》等。司马迁对史料的熔裁是以六经为准则，参考协调各种异传和百家杂语记叙的事迹。六经以外的资料在《史记》中被大量引用，当然其取舍还是以六经为准则的。

三

从理论上分析了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著述原则后，我们以一些具体篇章为例，以对此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刺客列传》中记叙了曹沫、专诸等一批豪士行侠仗义、重诺轻生的传奇事迹，其中关于荆轲的描述占了很大比例。这段脍炙人口的叙述材料几乎全部摘录自《战国策·燕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战国策》归于“春秋家”下，作为《春秋》的异传，这里显示了司马迁独到的择取眼光。在文末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叙述道：“世言荆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