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书笔记

通往现代道路的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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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巴林顿（Moore Barrington Jr. , 1913-200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1913 年出生于华盛顿。摩尔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多产作家，他先后出版过《苏联政治》（1950）、《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论文集，1958）、《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人类苦难渊源的反思》(1972) 和《非正义》（1978）等著作。其中，《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即风靡文化思想界，作者因此而荣获伍德罗·威尔逊奖（1968）和麦基弗奖（1969）。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作者是一部视野宽广的史学论著。本书是对西方正统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大挑战，抨击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惟一道路和最终归宿的西方传统观点，并在揭示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指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形态是形形色色的。此书1966年问世后，即在欧美文化思想界引起普遍反响，标志着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重大转折，此书一经出版，即成为西方学术经典，被誉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所进行的重大探索”。

摩尔的这部著作视野恢弘广博，论述精道且全面，全书着力探讨了在政治现代化背景下各国道路的分殊。摩尔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大致归结为三种类型，即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和以中国和俄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正如本书在前言中所说的：这三条历史轨迹在发展序列上有着紧密的接续，且在因果链条上是辗转递进的。自由民主道路叩响了德、日、意三国通往法西斯的大门，而中、俄两国在法西斯试验失败的同时，也引爆了共产主义式的革命。

在摩尔的理论框架中，社会阶级始终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概念，其分析思路无疑预设了以下的前提，即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与合作的态势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土地贵族、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强与弱、分与合、和与战，是理解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换言之，阶级冲突是整个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分析框架中，最主要的线索是各国何以产生或未产生革命的历史条件、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参与状况，以及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由此形成的结构。正如他在前言中宣示的：“本书的宗旨，是力求阐明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饰演的种种角色。更准确的说，本书力图揭示这个或哪个农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影响着议会民主的诞生、法西斯主义右翼专政的出现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问世。”得出的基本结论则是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即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系列革命问世；第二条也是资本主义的，但由于缺乏革命冲击波的震撼，经由某种反动的政治形式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第三条道路是共产主义，革命发动以农民为主，实现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三条道路不但彼此交汇和包融，而且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在时间上也构成更替和置换，不同的时空条件中阶级关系的组合和变异，是导致三条道路差异和替代的根本原因。

该书主要说明的就是在导致资产阶级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在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及在导致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中，土地贵族和农民所扮演的角色。作者根据他们对于农业商品经济挑战的响应，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因素。

作者将上层地主阶级与王权的关系，上层地主阶级对商品生产要求的反应，土地贵族和城市居民的关系这三者作为变量，结合印度的历史状况和其他国家的历史状况进行对比考察，分析出民主发展的五个条件是：

（1）建立某种均势，避免王权或土地贵族倚轻倚重的局面出现；

（2）向形式适宜的农业商品经济过渡；

（3）虚弱土地贵族；

（4）防止建立针对工农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

（5）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

作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侵入农业经济的产物，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工业竞争状态的否定性发展趋势。他提出“当小农经济陷入困境之际，美化农民是一种反动的症兆，无论在西方文化还是在亚洲文化种都是如此。”法西斯观念并不完全是上层阶级强加给农民的，而是能够在农民中引起反响。一个国家越是工业化和现代化，他们对这类观念的接受似乎就越是普遍。如果没有民主，人们便不会接受法西斯主义。所以，“民主是法西斯主义历史阶段的民众入口。”法西斯主义使其反动倾向及其保守主义平民化和大众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重要联系由此失去。作者认为“重农主义观念与自由主义观念就这样在极右派的教义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作者认为“没有哪种社会结构能够完全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倾向。只是某类社会比另一类社会更易于引起动乱。”在向现代化进程的转化过程中，土地所有者阶级推行农业商品化的成败，孕育着异常重要的政治结果。当地主阶级向市场生产转变，使商业影响渗透农村生活时，农民革命便一蹶不振。反之，如果地主阶级内部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商品经济态势，革命运动就有可能演变和发展壮大。作者认为中国和俄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现代农民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两国的相似之处，是他们的地主阶级都没有完成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化，也都未能翦除在农民中四处蔓延的社会组织。”而农民革命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中缺少工商业资产阶级领导的商品经济革命，以及在给农民加上新的压迫和锁链时，未能使农民的社会组织也同时延续下来。”农民社会与上层阶级在制度上的联系过于脆弱，且这种关系具有剥削性时，往往造成农民革命。“革命的征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政府失去上层富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