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生平与学术成就

钱基博生平与学术成就
王玉德2010-12-22 01:17:22 来源：《儒藏论坛》第四辑
一、钱基博的家世与生平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

其家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国王钱俶。

五代以来，钱氏是江浙望族，文脉一以贯之。

无锡的一支钱氏是典型的“文化型家族”，重视学术文化。

无锡钱氏有堠山、湖头两大支，钱基博为堠山城西支武肃王(五代时吴越国开国之君钱镠)第三十二世孙；钱穆(字宾四)则为湖头文林公支武肃王第三十四世孙。

钱基博与钱穆一直有良好的交往，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钱子泉。

生平相交，治事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钱基博对自己能出生在这样的钱氏家族感到欣慰，“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曜无常，而休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钱基博：《无锡光复志·自叙篇第六》。

]。

钱基博于1948年夏编撰了《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由此可知，钱家的辈字有维、福、基、锺、汝等。

钱基博的祖父钱维桢(1811—1886)，字榕初，是前清贡生，曾创办江阴全县义塾，与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导人物冯桂芬相友善，近代文人陈三立曾亲自为之立传。

钱基博的大伯父钱福炜为举人，选授苏州府长洲县学教谕，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二伯父钱福煐(钱熙元)GFD A120岁举秀才，恬淡荣名而又急公好义。

钱福炯的弟弟福炽为国学生。

钱家的基字辈多达16人，其中基鸿为县学生，基康为附贡生，候选训导，基成为附贡生、教师，基成比基博兄弟年长14岁，故基博兄弟和后来的锺书兄弟都从小受业于基成。

钱基博的生日与孟子的生日是同一天，钱基博于是对孟子情有独钟，他在《孟子约纂》说：“博于《孟子》一书独有至好，以为发孔子之所未发。

而其文之婉切笃至，尤足以警发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接焉。

伏念孟子以周安王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说者谓即夏历之二月二日也。

博生后孟子二千二百八十有三年，而适以同月同日生。

意者天之启予，孟子之学，将待予小子而昌明矣乎!”[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

]这段文字中说到孟子“发孔子之所未发”，是赞赏孟子对孔子学说的创新。

钱基博在此文中阐发得很清楚：“孔子只言志，而轲则并言养气；孔子只言性相近，而轲则径言性善；孔子只言使民、临民，而轲则直曰民为贵；孔子只言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而轲则曰民事不可缓也。

”在钱基博看来，后人的思想与学问应当超过前贤。

正因为钱基博以孟子为榜样，所以后来才能做出大学问。

在今无锡市崇安区新街巷有钱基博的故居，故居始建于1923年，有平房28间，大小庭院11个、水井3口，主体建筑绳武堂面阔七间，是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居，适合生活与读书。

钱基博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庭院中。

钱基博的长子钱锺书在其故居老屋有一副对联“文采传希白，雄风动射潮”，说的是钱氏家族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钱氏家学严格。

钱基博的父亲“以家世儒者，约束子弟，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待宾客，通生气。

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百度草创，未有纲纪，徒长嚣薄，无裨学问。

而诫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沾声名也”[钱基博：《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

]。

钱基博从小受到深厚的国学熏陶。

钱基博四岁起始由其母(其母孙宜人氏亦出身书香门第，为无锡石塘湾世家大族孙竹筠之次女，从小耳濡目染，秉性勤敏能干，自能“通字义，辨句读”)授识方字，授读《孝经》，皆能成诵。

五岁时，钱基博的伯父钱福炜、堂兄钱基恩皆曾为其传道授业。

据钱基博在1935年写的《自传》说：“五岁从长兄子兰基恩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

十岁，伯父子仲眉公(钱熙元)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
诸氏唐宋八大家文选。

而性喜读史，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过。

”可见，钱基博是早慧少年，童子功极好，如有天成。

钱基博少年老成，文章古朴而有内涵。

他在《自传》中曾说：“初年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

既而读曾文正书，乃泽之扬马，字矜句炼；又久而以为典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抑扬爽朗。

”他自评其文章“取诂于《许书》，采学《萧选》，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迁、愈”。

在读古书的同时，钱福炯为钱基博订了一份《申报》，每天晚上，钱福炯督责基博用朱笔点报上论说一篇，作为课余。

钱基博还从《格致新报》上读了严复所译《天演论》，开始对生物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发生了兴趣[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其后又自学了《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几何备旨》、《八线备旨》等课本。

钱基博一生研究国学，以国学为己任。

他年轻时有当幕僚的机会，并显现出特别的才能，一度受到欣赏，月薪白银百两。

但是，他主动放弃了，而是回家乡当教师，安贫乐道。

钱基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从1913年起，教过小学(无锡县立高小)、中学(无锡丽则女中、江苏省立三师)。

从1923年起，他在大学任教，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清华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蓝田师院担任教授。

当过系主任。

钱基博治学，追求长久的学术价值。

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版增订识语》说：《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柳诒徵、王利器等学者“莫不致书通殷勤”，“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

此则硁硁之愚，所欲与天下后世白之者已”[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2页。

]。

民国年间，钱基博誉满大江南北。

钱基博在1935年写的《自传》说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对他称赞不已，如：“南通张謇以文章经济，为江南北士流所归重，及读基博文而叹曰：‘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吴江费树蔚曰：‘岂惟江北，即
江南宁复有第二手!’”[钱基博：《自传》，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

]可见，民国初年，钱基博已是学术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钱基博是一位书生，但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

他关心民生，主张做一个有民族情操的士人，他在《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序》批评当时的社会“共而不和”、“有专无制”、“人将相食”。

他认为学人只有“穷则反本，然后知圣人忧世之情深，仁民之道大也”。

1924年，钱基博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他谆谆教诲中国学生一定要学好国文，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事件，即“五卅”惨案。

圣约翰大学学生集会声援，美国校长卜舫济却横加指责，钱基博勃然而起，辞去圣约翰大学任职。

在爱国人士王省三资助下，一批有识之士在上海建光华大学，收容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钱基博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

钱基博撰《光华大学成立记》，发表于《光华大学半月刊》上。

1937年，日寇大举侵华，钱基博在《国命旬刊》发表《吾辈人何以处》，引用孔子语“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疾呼“中华之精神不死，而后民族之复兴可期”[傅道彬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06页。

]。

新中国建立之后，面对50年代初的一些腐化风气，钱基博说：“我不愿自我腐化以腐化社会，尤其不愿接受社会之腐化以腐蚀我民族之本能。

”[见《自我检讨书》。

]此语体现了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士人精神。

1946年钱基博来到武汉，在私立华中大学工作。

当时他自称有憧憬，想好好教国文。

1951年，全国高校调整，华中大学合并到华中师院。

在华师，钱基博无尝地把自己一辈子精心搜集的230件文物捐献给华师，并亲自筹建了价值连城的学校博物馆。

博物馆现在保存着钱基博当年给杨东莼院长的报告、开会的记录、馆藏文物的说明，还有钱基博捐献的文物。

钱基博热爱文物，热爱中国文化。

他在晚年写的《自我检讨书》说：“(每)一件古器，(都)可以充实我们的文化。

”[这份资料现存华中师大钱基博档案馆。

]
钱基博乐于买书藏书。

他生活淡然，一生清贫自守，集中精力从事学术。

他在《自传》中称：“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怠以枕，餐以饴，讲评孜孜，以摩诸生，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

而性畏与人接，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

”钱基博无偿地把一辈子精心搜集的图书全部捐献给了华中师大。

这些书原来藏在钱基博故居老屋的书房“后东塾”。

解放初，由钱基博的女婿石声淮经办此事，从无锡运到武汉，可能有五万册。

钱基博有许多学术界的朋友。

他与孪兄钱基厚、孩提好友徐彦宽三人被称为“三贤”。

他在《自传》中说：“瞻顾朋侪，独多君子。

……识度之渊，不如同县徐彦宽。

学问之密，不如慈溪裘毓麟。

”他与师友相互砥励，切磋学术，并经常以人之长比己之短。

他在1951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写了一批学友的名字，有章太炎、梁启超、唐文治、张东荪、梁漱溟、吕思勉、张难先。

1957年，钱基博被湖北省《反右通报》当作“右派”典型。

就在这年年底，钱基博带着郁闷的心情而病亡。

1987年，在章开沅校长倡议下，华中师大校报推出了《钱基博专辑》，后来，华中师大出版社又出版了曹毓英选编的《钱基博学术论著选》。

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三册。

1996年，傅道彬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4年，刘桂秋著《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钱基博渐渐被学术界重新认识。

钱基博有三子一女，长子钱锺书。

二子锺纬，学纺织专业，曾由南通纺织学院肄业转赴英国波尔敦工学院留学并实习，后回国历任申新第八厂、浙江建设厅、纺织厂技师和筹备主任等，后任宝鸡毛棉厂厂长、申新第四纺织公司工程师和汉口纺织厂副厂长等职。

三子锺英，光华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中央银行课员，后任交通银行仰光分行秘书
兼文牍主任。

女儿锺霞，工笔书法秀丽，有较好的文学修养。

女婿石声淮是华中师大的中文系教授。

二、钱基博的学术成就
钱基博一辈子专门从事对中国学术的研究，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采用国学方法，从事国学研究，是一代国学大师。

钱基博治学的突出特点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反复消化与比较，对每个学者的学术传承与特点进行了归纳，把学术的演变与态势作了精辟的总结。

如《茹经堂外集·叙》对王念孙、王引之、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罗振玉、胡适、梁启超、梁漱溟、唐文治等人的学术路数与贡献作了准确的介评，文章不长，却显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力。

(一)构建国学的框架
钱基博对国学的源流、定义、内容都有论述，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国学文选类纂》、《国学必读》、《十年来国学之商兑》、《今日之国学》、《茹经堂外集·叙》。

关于国学的源流，钱基博在《国学文选类纂》把源头追到上古。

他说：“春秋以前，我国有政无学，有君卿大夫士而无师儒，周辙既东，官坠其职，于是‘百官之守’，一变而为‘百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是也。

‘百家之学’所为异于‘百官之守’者；‘百官之守’者，谨守其‘数’；‘百家之学’者，宣究其‘义’；此国学之所为起也。

”这是从学术的源头论述国学的发生。

关于国学的定义，钱基博在《国学文选类纂·总叙》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学就是觉，“学以圣为归，圣者，大觉至通之称”。

“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他把国学分为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的国学“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

“国学者，人文主义之教学也，舍人文主义之教学，更何所谓国学者!”[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第19—20页。

]他认为，在学习和研究国学时，应当彰显其人文主义内涵。

可见，与其他国学大师相比，钱基博更加强调国学的思想性。

关于国学的内容，钱基博在《国学文选类纂》把国学分为六个部分，即小学、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校雠学。

他把小学、校雠学从原经部和史部析出，可能是为了强调国学的基本功和运用。

治国学者，大多注重文字，由传统的小学起步，最后要落实到校雠上。

钱基博一辈子治学，与其他国学大师一样，都是循着这个路子走过来的。

其它书籍，钱基博认为国学的知识系统涉及很广，按学科分类，可以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

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术数也应属于国学[钱基博《版本通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3页。

]。

关于国学书目，钱基博在1934年撰《近代提要钩玄之作者》，介绍了一些书籍，其中涉及六个方面。

经部：皮锡瑞《经学历史》、陈澧《东塾读书记》。

史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赵翼《廿二史札记》。

子部：陈钟凡《诸子通谊》。

集部：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刘熙《艺概》。

通论：章学诚《文史通义》、张尔田《史微》、章炳麟《国故论衡》。

余艺：叶德辉《书林清话》、《余话》、叶昌炽《语石》、康有为《续艺舟双楫》。

谈到书目，我们都还记得，胡适在1923年为清华大学学生开了一份《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约，也列出《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

胡、梁都列了《老子》、《四书》、《墨子》、《荀子》、《韩非子》、《左传》、《文选》等国学核心书籍。

钱基博的国学书目侧重于近代，并强调了通论和余艺，非常简明，无疑是对胡、梁国学书目的补充。

此外，钱基博在《版本通义·读本》详细介绍了许多古籍，其中都是容易搜寻到的国学书，他建议有志于国学的年轻人系统地了解这些书籍[钱基博：《版本通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3页。

]。

关于国学大师，钱基博提到过很多学者，他对人们不太注意的陈澧、裘匡庐作了特别的推荐。

清代陈澧有书房“东塾”，撰有《东塾读书记》，其治学能熔汉宋学术于一炉，成会通之学。

钱基博把无锡的书房称为“后东塾”，有楹联云：“书非三代两汉不
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

”意为治学要穷尽源头，敢于另创新流派。

裘匡庐(毓麟)是民国年间不太知名的国学研究者，他撰有《思辨广录》，请钱基博写序，钱基博对其学问赞赏不已，诸如国学方法、东西学术之异同，观点完全一致。

在《十年来国学之商兑》，钱基博敬重地推荐裘匡庐的《思辨广录》，大段引用裘匡庐的观点[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

(二)学贯四部
钱基博对经史子集四部均有深入研究，建树颇多。

1.对经部的研究。

钱基博对《易》、《书》、《诗》、《礼》、《春秋》、《小学》均有研究。

钱基博将十三经中的小学部分从经学中脱离出来。

1926年，钱基博在编《国学文选类纂》时，将国学分为六类：小学之部，经学之部，子学之部，史学之部，文学之部，校雠目录之部。

所谓经书，就是指《诗》、《书》、《三礼》、《春秋》、《周易》、小学，经学就是直接研究这六者的学问。

1918年，钱基博撰《孟子约纂》，1919年由无锡辅仁中学刊印。

1923年，钱基博撰《周易解题及其读法》，提出《周易》的功能在于知未来和知会通，学者不仅要读一些通俗的史书，还应读一些像《周易》这样专深的经书，窥其蕴奥。

钱基博在《〈周易〉解题及其读法》认为《易》不能看作是史书。

因为：“史以藏往，《易》以知来，史者所以记群治之事为，而《易》者所以籀群治演化之大例者也。

《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分隶左右史，《周礼》殆后世通典通考之权舆，谓之史，可也。

《诗》虽不名史而丽于史焉，可也。

独是《易》之为书，明天之道，察民之故，帝王之言行，不屑记也；事为之制度，不备载也；要以设卦观象，开物成务，而冒天下之道，通天下之志焉；宁得以史概之乎?”
1933年，钱基博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撰《读〈礼运〉卷头解题记》，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2期；《〈丧礼〉今读记》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4期。

钱基博认为“经须读”，熟读才能记于心。

他在《孟子约纂》说：学便是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

”[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7页。

]他撰有《黄仲苏先生朗诵法·序》，主张采用桐城学派的方法，放声疾读，因声求气。

他主张分类读经，分类读经才能知其异同。

“读经须明界说”，“读经须切己体察”，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领会。

钱基博在经学方面的代表作是1936年出版的《经学通志》。

他写此书的原因在于：“鉴于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叙次经学源流，记载每多疏舛，于魏晋以下缺焉不详。

清儒江藩绍述其意，作《经师经义目录》，胶于门户，以清儒承汉学，而置唐、宋于不议不论。

学术流变之迹，因以不明。

心所未安，于是博稽深览，出入百家，著《经学通志》一书。

”钱基博对“经”作了一番考证。

他根据《说文》、《玉篇》先释本义，然后以引申阐明经学之“经”，为经纶天下之经；并引《释名》释“经”为人们日常的必要径路，以此说明其具有“经，常道也”的含义。

钱基博认为，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经解为经，以经之贰为经，以诸子为经，这些都不符合“经”的意义。

当代学者陈其昌认为《经学通志》有精辟的见解，能详人所略，指出其谬误，且主张创新[陈其昌：《读经学通志》，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

]。

其对《经学通志》的评价有四点：其一，在体例上有独到之处，不是按朝代写经学史，而是按经书写。

其二，在构架上有独到之处，不是写十三经，而是只选择了几部真正的儒家经典。

他认为十三经中，有的是子书，如《孟子》；有的是“经之贰”，如《论语》、《孝经》；有的是解经之书，如《尔雅》，所以在《经学通志》不写这些书。

其三，在风格上有独到之处。

其书的语言简洁，提供的信息量大。

其
四，钱基博的《经学通志》不太通俗，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相比，可读性差。

只有准备坐冷板凳的人，准备研究经学的人，才可能卒读其书。

纵观20世纪，经学大师难以数出十余人，如俞樾撰《群经平议》，皮锡瑞撰《经学历史》，刘师培撰《经学教科书》，马宗霍撰《中国经学史》，周予同撰《群经概论》，汤志钧撰《中国经学史》，蒋伯潜撰《经学纂要》，章权才撰《两汉经学史》。

相比之下，钱基博的《经学通志》出版时间早，独树一帜，承前启后。

2.对史部的研究。

钱基博在1926年撰写《读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考论》刊于《清华周刊》第25卷10号；1933年撰《〈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由中山书局出版；1935年撰《〈史记〉之分析与综合》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3期。

他推崇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他倡导学习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撰有《〈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主张六经皆史，学以致用。

钱基博认为文史不能分家，文学之学术必须以史观为根基。

钱基博治史的原则是：“不苟同于时贤，亦无矜其立异；树义必衷诸古，取材务考其信。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10页。

]他认为历史除了忠实记载之外，还须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不拘泥既定历史标准、体例，而后方能独断于心。

3.对子部的研究。

钱基博在《自传》称自己“子部钩稽，亦多匡发”。

1934年撰《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1935年撰《周秦诸子聚讼记疏证》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5期；1939年撰《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还撰有《祭孔子文》、《名家五种校读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

关于《庄子》，章太炎对《逍遥游》、《齐物论》有专深的研究，而钱基博对《庄子》的研究集中在《天下篇》。

1926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叙目》刊于5月《清华周刊》第25卷11号；1930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由商务印书馆以《万有文库丛书》出版。

他在《读〈庄子·天下篇〉疏记》不仅引用《庄子》其他篇的内容考证《天下篇》，还旁征博引了诸子文献，特别是后世对《庄子》的研究文献，逐字逐句考证《天下篇》，使这篇注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我们研究古代学术史提供了新成果。

此书开篇就说：“盖榷论儒道，兼核刑名，将匡庄生所未逮，而极鄙意之欲言也。

”书中提出了考释《庄子》的四原则：以子解子；稽流《史》、《汉》；古训是式；多闻缺疑。

还提出了《庄子·天下篇》的三本事：庄子之学出自老子；庄子讲内圣外王；惠施是道家之旁门。

钱基博的注疏旁征博引，扩而大之，把诸子的传承关系与特点讲得很清楚。

4.对集部的研究。

钱基博以集部名家，受到学术界的赞誉。

他在《自传》说：“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

”1933年《现代中国文学史》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4年《明代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韩愈文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离骚〉讲话》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1、2期，《陶渊明集》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3期，《〈古诗十九首〉讲话》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模范文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读清人集别录》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6期至第5
卷第10期。

钱基博对韩愈特别有研究，撰有《韩愈志》，编有《韩愈文读》。

韩愈是唐代大文豪，一代文宗，开创了中古新文风。

钱基博在《韩愈志·叙目》说：“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百代所仰……因就睹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

”[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527页。

]钱基博长期开设研究韩愈的专题课，宣扬韩愈，并从韩愈学到了精湛的文风。

钱基博对文学史也特别有研究，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是他的《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

盖有三个特点，其一，采用国学的方法。

中国学术，文史不分家，国学更是一个系统的学术。

中国文学史虽然主要是讲文学，实际上讲的是国学。

钱基博仿《汉书·儒林传》，分别古文学、今文学，昭明师法与流变[周振甫：《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上。

]。

钱基博研究了从上古到民国年间数以千计的学者，又将这些学者归之于各个学派，明辨其学统。

没有对国学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有精当的归类与论述。

其二，体例有独创性。

钱基博撰写文学史有一个基本原则，即“详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轻”，对别人讲过的从略，主要讲自己的独到之处。

其三，观点有独创性。

钱基博对“文学”二字有独到的解释，在《中国文学史》提出：“所谓文学者，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3页。

]如对八股文，他认为其中有好文章，有些文章有思想性。

学术界对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很高的评价。

吴忠匡在《中国文学史·后记》说此书是在广泛研读古今专集基础上撰写的，溯源别派，殊多创获。

其书采用的方法是比类比次，把作家所处时代环境、政治思潮、历史渊源综合考查，分析文学作品的发展及演变。

马厚文评价基博“此书体大思精，包举宏富，由一人以贯十数人，抟数十人如一人，有往必复，无垂不缩”[马厚文：《从钱子泉基博受业记》，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

]。

中国20世纪的学者中，对韩愈的研究，对古今文学流变的研究不乏其人，但是，能有钱基博这样学术功力的人不多，称钱基博“海内罕对”，实不为过。

(三)渊博而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