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源词人元好问对辛弃疾的接受

金源词人元好问对辛弃疾的接受

程郁缀李静

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出现，于词体的建设可谓功莫大矣。如果说东坡的主要功绩在于其于婉约绮丽之外别立一宗，拓展的词的艺术天地和词境；那么承担着继承和发扬光大之任务者，则非辛弃疾莫属；而在苏轼与后世的豪放词派之间，辛弃疾则是承上启下的难以逾越的关捩。豪放一派，东坡先生先导其源，而稼轩居士则后浚其流。辛弃疾的出现使得苏轼的声音不再成为孤音绝响，并由此确立了苏、辛一派，使得词坛的格局从此呈现出婉约与豪放二水分流、双峰并峙的发展之势，为词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1)苏、辛薪火相传，辛弃疾服膺苏轼，由其团结、带领和影响下而形成的辛派词人及后世豪放词家，一再弘扬和光大由东坡所开创之门楣与抒情范式，这是辛弃疾的浚流之功。不惟如此，其遗泽被于后世者更是不可数论。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辛弃疾在北方金元之地的传播和接受。从王恽的《辛殿撰小传》、《过稼轩先生墓》诗五首、袁桷的《辛稼轩画像赞》等对稼轩居士高自标置的人格的激赏与追慕，到元好问、白朴、刘敏中等人对稼轩词学风骨的自觉学习、接受与继承；从“读《易》一篇无所咏，渊明诗句稼轩词”（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七）等对辛弃疾词的赏爱，到王弈的《和稼轩金陵赏心亭》、《和稼轩多景楼》等诸多的追和之作，由北而南的辛稼轩在北人那里赢得了洪亮的嗣响。本文即欲以金源词坛宗匠元好问对辛弃疾的接受为观照点，藉以从另外一个观察视角去透视、探讨辛弃疾的词学贡献。

大凡论及元好问的词学渊源时，世多以为其远接苏轼。诚然，遗山在其《新轩乐府引》中虽首标苏轼，但是遗山所师者不惟苏轼一家，从苏轼到元好问，辛弃疾无论如何也是一道绕不过去的中流砥柱，刘敏中即曾将元好问和苏、辛二人相提并论：“声本于言，言本于性情，吟咏性情莫若诗，是以三百皆被之弦歌，沿袭历久，而乐府之制出焉，则又诗之遗音余韵也。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近世元遗山又次之，三家体裁各殊，然并传而不相悖。”（《中庵集·江湖长短句引》）李宗凖亦谓：“遗山所著，清新婉丽，其自视似羞

比秦晁贺晏诸人，而直欲追配东坡、稼轩之作。岂是以东坡为第一，而作者之难得耶。”其次，可以作为遗山接受稼轩影响这一立论的更多佐证还有：元人多有遗山、稼轩并称之论。赵文谓：“观欧、晏词知是庆历、嘉佑间人语，观周美成词，其为宣和、靖康也无疑矣，声音之为世道邪，世道之为声音邪，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矣……近世辛幼安跌荡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而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吾友吴孔瞻，所著乐府悲壮磊落，得意处不减幼安、遗山，意者其世道之初乎？”（《青山集》卷二《吴山房乐府序》）周德清《中原音韵》原序谓：“乐府作而声律盛，自汉以来然矣……宋代作者如苏子瞻变化不测之才，犹不免制词如诗之诮，若周邦彦姜尧章辈自制谱曲，稍称通律，而词气不无卑弱之憾，辛幼安自北而南，元裕之在金末，国初虽词多慷慨而音节则为中州之正，学者取之。”郝经《祭遗山先生文》也谓：“（元好问）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乐章之雄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吴师道在评鲜于伯机自书乐府遗墨时说：“鲜于伯机父遗墨世方贵重，此卷虽不著题识，望而知其为真也。乐府词亦其所自作，前二首退居之趣，恬淡闲雅，有稼轩、遗山风……”身为遗山后学的郝经等人对于遗山乐府可谓深有了解，此数人皆将遗山、稼轩二人相提并论，由此亦可见出两人之间的词学之承袭及风格之相似。更主要的，从遗山的词论、词学创作及词学发展的递变关系上看，遗山乐府与稼轩词之间实则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元好问对于辛弃疾的词学批评见于二处，一处是《新轩乐府引》：

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特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胜处，非有意于文字之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近岁，新轩张胜予亦东坡发之者与？

另一篇是《遗山自题乐府引》：

岁甲午，予所录《遗山新乐府》成，客有谓予者云：“子故尝言宋人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此论殊然。乐府以来，东坡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此论亦然。东坡、稼轩即不论，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许事，且啖蛤蜊。”客亦笑而去。

两处文字虽异，而其旨一也。其中心内容是以“情性”为核心，大力标举苏、辛一派。《新轩乐府引》中认为“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盛赞苏轼词文学创作所开创的历史功绩，但同时，元好问也注意到了辛弃疾等人与苏轼的源和流之问题。认为“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而在元好问的《遗山自题乐府引》中，“东坡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这一表述对苏、辛前后的源流承传关系则更为明确。在元好问看来，援情性以入词作，苏东坡发其源，而辛弃疾等人浚其流。对此，元人王博文也有相似之论：“乐府始于汉，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为主，秦、晁、贺、晏虽得其体，然哇淫靡曼之声胜，东坡、稼轩矫之以雄辞英气，天下之趣向始明。近时元遗山每游戏于此，掇古诗之精英，而以林下风度消融其膏粉之气，白枢判寓斋序云，裕之法度最备，诚确论，宜其独步当代，光前人而冠来者也。”（《天籁集序》）

苏、辛并称，是词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此论的提出早见于宋代当世，而发端于辛弃疾之门人范开的《稼轩词序》：“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序中指出了稼轩词与苏词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其后，潘牥的“东坡词诗，稼轩词论”之说（陈模《怀古录》卷中），汪莘的“（词）至东坡而一变……三变而为辛稼轩”之论等，大都着眼于苏、辛二人词之异同的比较，而将苏轼另立一宗，把辛弃疾直接苏轼，并把苏、辛作为一个词派的源流明确提出和定型下来，应该说是始于遗山。(2)这是遗山词论的首创之功。此后，明人张綖云：“词体大约有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