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_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第十七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由于劳累过度，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猝然逝世，年仅55岁。

他去世后，海内域外广泛地开展了悼念活动，名流学者、工人、农民以及荣军儿童都以各种形式召开追悼会，寄托哀思。

12月1日，上海各界代表护送陶行知灵柩到南京，五十五个人民团体在南京劳山脚下，举行了公葬仪式。

陶行知在沪逝世的当天，周恩来、邓颖超即亲临痛悼，并致电向中央报告，说陶行知“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8月4日，延安文化界召开追悼陶行知先生筹备会议。

8月12日，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集会，追悼陶行知先生。

毛主席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林伯渠主席在会上讲话，并宣布边府决定将延中改名为行知中学，设立行知奖学金。

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讲了话。

但建国后，极“左”思潮泛滥，曾对陶行知有过批判，批杜威、批胡适，批《武训传》时他都未能幸免，并给他戴上了“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新马尔萨斯”、“新武训”等多顶帽子。

这其中有些人甚至是他的学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行知伟大人民教育家的地位重新得以确认。

1981年10月，政协召开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恢复了陶先生的名誉。

从此，很多热心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的同志又开始重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实验。

1985年9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

到1991年10月，全国已成立了20家省级陶研会。

这些对陶行知的研究都起了促进作用。

一、陶行知的教育实践活动——从普及教育、战时教育到民主教育陶行知，原名文濬（jun浚，另河南浚xun 县），后改知行、行知。

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一）求学时期陶行知虽自幼天资聪颖，然家境清寒，无力上学读书。

后得一私塾先生的帮助，免费收为弟子。

1906年（15岁）入教会所办的“崇一学堂”读书，接受西方文化教育，但却立志为中国作贡献。

1908年进杭州广济医学院，因该校歧视教外学生，愤而退学。

入南京汇文书院。

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在校期间，正值辛亥革命之际，组织演讲，主办学报《金陵光》，任主笔，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和教育救国思想。

1914年，陶行知以第一名毕业于金陵大学，旋即赴美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1915年秋，即获得政治硕士学位。

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受到杜威、孟禄的器重，在该校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1917年回国。

（二）尝试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1917—1923）陶行知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后任教育科主任、教务主任。

此间，他怀着教育救国的思想，积极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他的基本教材，他还经常在《新教育》和《中华教育界》等刊物上介绍杜威教育理论。

1919年，他积极参与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陪同和任翻译。

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以反对传统教育为主形成的一个新理论，陶行知作为弟子、也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旧教育，自然对此是信奉的。

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探索，改革旧教育的路子。

在南京高师，他改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为教学法，试行选科和学分制，提倡男女同校等，办暑期学校，同时他还热心参与整个教育的改造，时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主张学制改革。

宣传、推广杜威的理论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生机，实践使陶行知感到，改革中国的教育，必须摆脱“外国贵族”的风尚，脚踏实地的办学，向平民靠拢。

从此，真正开始了他寻找中国教育新曙光的道路。

（三）平民教育运动时期（1923—1926）1923年夏，陶行知家迁北京，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专任改进社总干事。

由此到1926年间，主要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

1923年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共同倡议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与朱经农合编了《平民识字课本》，先后到南京、北京、上海、武汉、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河北、察哈尔等地推行平民教育。

带着他的《平民识字课本》到店里、家里、旅馆里、和尚庙里、清节堂里、监狱里、尼姑庵、蒙古包去叫人识字。

在陶先生的推动下，平民教育蓬勃发展，读书处纷纷成立。

如张家口五天就成立了二百多个平民读书处。

那么，为什么要办平民教育呢？陶先生说：“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

”①“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我们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如贫富、贵贱、老爷、太太、丫头等等素来是不通声气的，我们要把他们沟通。

又一方面我们要把深沟坚垒的纵阶级打通。

纵阶级是最著名的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河南江北、浙东浙西、男男女女等等，都是恶魔把他们分得大严。

”为了沟通横纵阶级，他说：“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他深信：“平民教育一来，这四通八达的社会不久要降临了。

”②事实上，在那三座大山压顶的旧中国，想通过平民教育来挽救人民厄运，是不可能的，想通过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阶段、沟通此疆彼界，则更是一种空想。

所以，虽则陶行知日夜操劳，到处奔波于四通八达的教育，总是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①《陶行知教育文选》，第23页。

（四）乡村教育运动时期（1926—1931）推行平民教育失败后，陶行知继续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拼命地为中国教育找生路。

陶先生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中国是“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他们大都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没有文化、不懂科学。

而当时仅有的一点乡村教育又走错了路。

“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

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

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

他教人分利不生利。

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

”因此，要“另找生路”。

这“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以养成活的国民。

”①为此，他认为，我们新的使命就是要向农民“烧心香”，搞乡村教育。

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中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说：“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

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

……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励行乡村教育政策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

我们已下了决心筹慕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他还说：“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

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

他要叫农民自主、自治、自己。

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活的神仙。

……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①“好的乡村教师，……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材，废人生利。

”①陶先生为了实现他的这一宏愿。

1926年便和好友赵叔愚计划开办一所试验乡村师范。

地点选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晓庄村。

1927年3月15日，在炮声中，晓庄师范按计划开学了，陶先生在事前发出的开学通知上就写道：“农夫在炮火中要种田，与农夫共甘苦的学校，也不能为战事而停止招考与开学。

”开学典礼这天，除十三名学生外，城里来客及附近农友，约百余人。

在此盛典会上，陶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蓝天，下面踏的是地，我们的精神一样要充溢于天地间。

”晓庄师范诞生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改变，在白色恐怖下，晓庄师范经济来源被断绝，坏人也趁机捣乱。

在这一时刻，陶行知从北方赶回南京，继续维持晓庄事业。

并把他在实践中产生和丰富了的“生活教育”理论，具体应用在办晓庄的实践中，他按这一理论来规划和发展学校，他带领学生在一片空地上建立校园，他们自己盖宿舍，建厨房，慢慢地，图书馆、会议室、办公室、音乐室、美术室、陈列室、研究室都有了。

他给大礼堂题名为“犁宫”，称图书馆为“书呆子莫来馆。

”晓庄师范除校本部外，还有三所中心小学，作为实习和培养小学教师、校长、辅导员的场所。

后来，由于师范生的增加，又在吉祥庵、三元庵、万寿庵、蟠龙山、神策门、黑墨营等地建立了乡村小学，另外还办了乡村幼稚园、乡村医院、民众学校、中心茶园、晓庄剧社及联村自卫团等。

另外，晓庄还建立有地下党支部，晓庄师生还参加了农协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支援下关和记工厂工人罢工。

学生爱国，正当的行动，使蒋介石大为不快，1930年4月8日，他令教育部停办晓庄。

4月11日，一个团的兵力，荷枪实弹开进晓庄，学校被封闭了。

陶行知也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遭到通缉。

陶先生悲愤交加被迫逃亡日本。

这样，陶先生想通过教育改造乡村，造成中华民国新生命的愿望在武力和逼迫下再次遭到惨败。

可见，想以教育救国，断然是不成的。

陶先生的乡村教育运动虽失败了，但他所办的晓庄师范，他在此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对旧教育的巨大冲击，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

虽则，他还没有从教育救国的圈子中跳出，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确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五）普及教育运动时期（1931—1936）晓庄被封后，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认识到，“我们今后不能再静坐在书房里计划或理想什么？也不能再一点一滴地从一个村一个乡来做试验工作，我们要联合更多的人来做这件工作。

”于是，他在1931年潜回上海后，重在推行普及教育运动。

1931年夏，他在上海发起“科学下嫁运动”，把科学通俗地介绍给儿童和大众。

他在史量才等的支援下，创办了“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组织编辑了《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

他还在《申报》“自由谈”专栏，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战，介绍科学知识，阐明教育主张等。

这些文章后汇编成《斋夫自由谈》一书。

1932年，陶行知连续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其《古庙敲钟录》，用文艺体裁表达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后又创办《生活教育》杂志，改“知行”为“行知”，积极开展教育实践。

此年11月1日，他在上海大场地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制订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实行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六大训练。

如此，工学团，正如陶本人所说的，它“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

在这里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己卫人的意义。

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

”①由于工学团把教育与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以及把普及教育和技术教育结合了起来，因而这种形式易于人们接受，获得了普遍推广。

以后还办起了报童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养鸡工学团、养鱼工学团、棉花工学团、织布工学团等。

①《陶行知文集》，第280页。

在推行工学团的活动中，陶行知创建了“小先生制”，让小孩作小先生，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学了再教人，“即知即传人”，这种小先生对于普及文化教育知识很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