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

一次合法的恶法审判---读《苏格拉底之死》有感我对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在法律上的定性是“一次合法的恶法审判”。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有错，希望大家指正。

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思考这一问题，1苏格拉底的审判，这是一次合法的审判还是非法的审判。

2古雅典的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

3苏格拉底之死，主要探讨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的问题。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案件。

时间是公元前399年春，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原告包括三人，他们分别是悲剧诗人迈雷托平、修辞学家赖垦、民主派政治活动家安匿托士，他们控告苏格拉底所犯罪行有两个，一是慢神，即轻慢城邦旧神，二是蛊惑腐蚀青年。

在古希腊法律中，公民不仅可以就受侵害的个人利益提起诉讼，还可以就公众利益提起公益诉讼。

对苏格拉底的这次诉讼就属于公诉。

审判苏格拉底的是由501位雅典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法庭。

裁判方式是无记名投票，裁判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法庭审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定罪阶段。

苏格拉底选择自己作为辩护人。

在法庭上，他并没有为自己提出有利的证据，也没有为言论自由而辩护。

反而将法庭变成了他的演讲坛，宣传着自己的学说，目的是说服审判官们接受自己的主张，但在审判官团队就苏格拉底有罪还是无罪进行表决时，表决的结果以281张赞成票对220张反对票，从而对苏格拉底做出了有罪判决。

第二阶段是量刑阶段，当时的刑罚有以下几种，认罪罚款、流放、监禁、死刑。

第二次面对陪审团时，苏格拉底显得更加无礼，甚至可以说是挑衅，他批判当时的民主原则，他赞成的是哲人统治，坚决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制的主要缺陷在于他是抽签产生的，公职人员不够格，人民大会缺乏智慧，无知的人变成了统帅。

他建议：对于他的刑罚应该是雅典城的公民英雄，并宣告在他的余生中，有权在市政厅免费享用一日三餐，在当时，在市政厅享用免费餐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只有城邦的英雄、外国使节和奥林匹克冠军才有资格。

苏格拉底的这些言论激怒了陪审团，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是在蔑视法庭的威仪。

结果，360票对140票，500人法庭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审判，我认我这次审判是合法的。

因为当时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

由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奠定基础，到公元前5至4世纪进入最发达时期。

当时，公民大会为最高立法机关。

公民大会遵从“多数议决”原则，可以任意制定、修改或否决“宪法”以外的法律条例。

而司法制度是陪审法庭制。

这一制度规定，陪审法庭为最高司法机关，有权审判一切案件，法庭不设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组织审判并维持法庭的秩序，判决的权力在陪审团。

陪审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

每年初公民自愿报名竞争当年陪审团成员，而后抽签从自愿者中挑选出六千人，作为当年陪审团成员。

如遇有法庭开庭之日，城邦官员事先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判每桩案件所需陪审团规模，从四五百人到二千人不等，然后从六千名陪审团成员中抽签选出当日所需陪审员总人数。

开庭之前，再以抽签的方式将这些陪审员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审理不同的案件。

而且规定陪审员每个公民一生只能担任两次。

审判就是民主投票，强调人人平等，是一种大众司法，其总体特征就是一切由多数人说了算。

而从之前的介绍，可以看出，对于苏格拉底的审判从诉讼到定罪都是符合当时的法律和法定程序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合法的审判。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古雅典的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

首先对良法和恶法做一个简单的区分，良法是符合社会学的要求，限制侵害他人行为的。

而恶法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规定只有按照其规定的行为才是允许的。

首先，雅典城邦非常重视公民群体的意志和利益，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

古雅典法律的渊源是公民大会的决议，法律的根基在于普遍的民众，直接民主制介入到司法中，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直接的表达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自身的利益，而非社会的需要，这样公民的个人利益和情绪被引进司法实践，但是，法律的内在价值是理性，司法应该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

雅典的法律实质上尊重的是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是法律的权威。

多数同意的直接民主凌驾于法律之上。

容易产生我们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

这种直接民主的多数议决制尊重个人的平等参与权，却缺乏保护少数的机制，保护的是多数即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少数或个人的自由权利。

由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联系到今天的媒介审判。

第二，从横向上看，当时的司法并不是独立的。

司法的主体与立法、行政的主体是一致的，都是雅典公民。

从司法程序：轻程序轻证据，缺少对信息和意见的过滤机制。

第三，陪审法官的选拔机制不合理。

当时的陪审法官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法官。

从各部落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中，由公民抽签选出。

这种选拔机制存在很明显的弊端，一是由于小国寡民的前提，坐在审判席上的审判人员不可避免的和被告人有一定的亲疏利害关系。

二是陪审员没有提前经过过滤，陪审人员的构成带有不可预见性，而在熟人社会里很多人都会有先入为主的判断，有可能构成完全对被告不利的阵容或有利的阵容。

这样，坐在席上的就不再是陪审法官，而是被告人的亲属、朋友、仇人或债主等等。

这样的选拔机制，无法保证法官保持中立的态度，而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审理案件的法官不能与案件有利害关系。

以上，我认为古雅典的法律是一种恶法。

但是，苏格拉底最后却拒绝了越狱逃走的机会而选择了服从者一审判。

当时，雅典监狱十分腐败，花钱贿赂，死刑犯便可以逃走，而苏格拉底有大把逃走的机会，他被判死刑的前一天，每年雅典派去提洛岛朝圣的大船正好离港出发。

按雅典传统，这艘船返回钱不能处决犯人。

巧的是，这次朝圣的船迟迟没有返回雅典。

在这期间，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同、柏拉图和其他有钱的朋友想此机会打点让他逃走。

他们劝了苏格拉底一个月，但苏格拉底拒绝逃走。

克里同劝苏格拉底：既然有非正义的审判在先，何妨继之以非正义的逃脱。

但是在苏格拉底看来，这种以恶抗恶的逻辑虽然要达成一个善的结果，却是不可接受的。

他宁愿伏法而死也不逃监的理由有以下两点：1法律是公民与国家达成的契约，公民可以在制订法律时反对，也可以在公民大会说服大家修改法律，还可以在法律公布后移民。

但如果没有移民，那就是默认了这个契约。

默认法律有效，就必须遵守法律，哪怕明知此法是恶法。

【恶法亦法】2逃监是摧毁城邦和法律的行为，如果当事人可以随便蔑视法庭的生效判决，城邦存在的基础就不存在了，以错还错、以恶报恶是对法律更大的伤害，法律的公信力将无法保障。

【守法即正义】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

显而易见，民主政治即人民的统治，强调的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直接管理，以及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近乎绝对的平等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它体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群体，个人完全被隐去了。

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在理论上享有政治主权的群体多被称为“纳税人”（taxpayers），时而也称为“公民”（citizens），几乎不用“人民”这一集合概念。

在英文中，无论是“纳税人”还是“公民”，所体现的都是由个体而组成群体。

其中个体有所显现，未被完全隐去。

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别却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享有自由。

但在古希腊，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他没有脱离于群体之外的自由。

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

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

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依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

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

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

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

苏格拉底哲学一、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

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他转而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

后人称苏格拉底的哲学为“伦理哲学”。

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苏格拉底建立了一种知识即道德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心是探讨人生的目的和善德。

他强调人们应该认识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和“认识自己”，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各种有益的或有害的目的和道德规范都是相对的，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把握概念的真知识，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的和至善的美德。

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要有道德就必须有道德的知识，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

人们只有摆脱物欲的诱惑和后天经验的局限，获得概念的知识，才会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美德。

认为美德即是知识，有知识就有美德，最高最大的美德就是政治美德。

政治美德是管理城邦事务的艺术。

正式借助这种艺术，人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

认为人的知识即知识的获得是通过对概念的回忆。

他认为道德只能凭心灵和神的安排，道德教育就是使人认识心灵和神，听从神灵的训示。

这种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伦理思想，后来被安提斯泰尼继承和发展，形成以强调禁欲为特征的犬儒学派；而苏格拉底伦理思想中所包含的快乐论思想，则被亚里斯提卜继承和发展，形成主张享乐的居勒尼学派。

柏拉图全面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体系，并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苏格拉底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伦理道德要由理智来决定，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在以后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

治国认为城邦是适应人的生活而产生的，是神的安排，是神计划的世界秩序。

主张，城邦应有知识贵族来统治。

苏格拉底主张专家治国论，他认为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都应该让经过训练，有知识才干的人来管理，而反对以抽签选举法实行的民主。

他说：管理者不是那些握有权柄、以势欺人的人，不是那些由民众选举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懂得怎样管理的人。

比方，一条船，应由熟悉航海的人驾驶；纺羊毛时，妇女应管理男子，因为她们精于此道，而男子则不懂。

他还说，最优秀的人是能够胜任自己工作的人。

精于农耕便是一个好农夫；精通医术的便是一个良医；精通政治的便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法律思想主张民主政治，他赞成的是哲人统治，坚决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制的主要缺陷在于他是抽签产生的，公职人员不够格，人民大会缺乏智慧，无知的人变成了统帅。

关于法律问题，苏氏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公正的人首先是遵守法律的人，合乎法律就是正义的，认为自然法与人定法本质上是同一的，然而自然法是神的法律，他高于人定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