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问题指向应对方式影响心理健康的应激体验中介模型研究

大学生问题指向应对方式影响心理健康的应激体验中介模型研究

【摘要】目的:探讨大学生的问题指向应对方式，应激体验与不良情绪以及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方法:以380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题指向应对方式量表, 知觉压力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和症状自

评量表,对他们的问题指向应对方式，应激体验与不良情绪以及生活满意度进行模型设定和验证。结果:不同的问题指向应对方式有不同的情绪状况和生活满意度，问题指向应对方式通过应激体验间接作用于不良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结论:应激体验可能是问题指向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

【关键词】应对方式; 应激; 焦虑; 抑郁; 结构方程模型; 大学生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problem-focused styles of coping, perceived stress, emotional disorder and life satisfaction. Methods: 380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collected as sample. They were tested with PF-SOC, PSS-10,LSIB and SCL-90. Results: The different of problem-focused styles of coping maybe have different emotion condi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It may be that the links between problem-solving style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re fully mediated through perceived stress. Conclusion:stress maybe is a mediating variable between problem-focused styles of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Key words】Coping style ;stress ; Anxiety ; Depression ; SEM; University students

问题指向应对方式是指一个包括认知，行为和情感应对倾向的人格变量[1]。Heppner基于此概念提出其主要包括三种解决方式：沉思型,反应型和抑制型. 沉思型包括一个与系统的处理问题有关的认知-情绪维度；反应型包括一个非理性的而且通常会阻碍问题解决的认知-行为-情绪维度；抑制型则包括一个否认或者逃避问题的认知-行为-情绪维度[1]。许多研究发现这些问题解决方式与心理健康（包括焦虑，抑郁以及其他一些心理症状）之间有重要的联系[1] [2]，例如：较多的使用反应型和抑制型问题指向应对方式的人有更多的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3]。Nezu等人发现具有较高的问题解决缺陷的人有更高的焦虑和抑郁的心理问题[4] [5]。然而近年来Chang等学者认为个体对应激的体验可能比问题解决方式与心理健康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6]，因为：第一，以往的研究表明，应激体验是许多人格变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一个中间变量[7] [8]；第二，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可能造成不一样的应激体验[9]，最后，许多研究也表明应激体验与心理健康有密切的关系[10] 所以其提出应激体验有可能是问题解决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一个中间变量[6]。

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与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症状的关系，而很少考虑问题解决方式和应激体验与正性心理健康（例如生活满意度等）的关系。而且国内相关的研究还很少。因此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研究问题解决方式，应激体验，心理健康（包括正性和负性两个方面）之间的具体关系；且进一步弄清应激体验在问题解决方式与心理调试之间的作用机制，为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被试来自湖南2所普通大学，有效样本380个，其中女生占52.6﹪，男生占47.4﹪，92.0﹪为汉族学生和8.0﹪为少数民族学生。年龄范围：17岁到25岁，平均年龄21岁5个月。男女年龄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施测程序

数据采集的方式采用集体测试。在进行测量前，所有参加测试的大学生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学生填答人口学资料，问题指向应对方式量表[11]，知觉压力量表[12]，生活满意度量表[13]和症状自评量表[14]。每个教室由2个研究者监督整个测试过程并收集问卷。

1.3 研究工具

1.3.1 问题指向应对方式量表（PF-SOC）该量表由Heppner等人编制，共18个条目，分为三个分量表：（沉思型,反应型和抑制型），研究发现较多的使用反应型和抑制型问题指向应对方式以及较少使用沉思型应对方式的个体提示有更多的问题-解决缺陷[6]。在本次研究中，各分量表α系数的范围在0.82 -0.89 之间,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3。均符合测量学要求。

1.3.2 知觉压力量表（PSS-10）该量表由Cohen等人编制，有多个版本，本次研究采用的是10个条目的版本。PSS-10 是在国际上普遍接受和广泛应用的压力测量工具 ,由10个反映针对压力的体验的问题构成, 要求被试者根据自己的近一个月来的实际感受回答，得分越高表明感知压力越高。在本次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1。符合测量学要求。

1.3.3 生活满意度量表（LSIB）生活满意度量表由Neugarten等人编制，包括三个独立的分量表，本次研究采用的是其中一个分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B，得分从0（满意度最低）到22（满意度最高）。在本次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83。符合测量学要求。

1.3.4 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该量表由Derogatis编制，包括90 个条目的精神症状自评表,能准确的反映各症状的程度。每项采取评分制: 1- 无症状; 2- 偶有轻微症状; 3- 有该症状, 轻到中度: 4- 常有中到重度症状; 5- 很频繁且很严重的症状。分数越高说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1.4 统计方法

Person相关检验采用SPSS12.0版本进行，结构方程的建模采用AMOS 5.0版本完成。

2 结果

2．1各量表相关分析结果

如表1所示：1.沉思型问题指向应对方式分量表与感知压力量表总分成显著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总分成显著正相关，而与SCL-90量表总分成显著负相关；而反应型和抑制型reactive, and suppressive problem-solving styles两个分量表与沉思型问题指向应对方式分量表，生活满意度总分成显著负相关，而与感知压力量表总分，SCL-90量表总分成显著正相关。 2.感知压力量表总分与生活满意度总分成显著负相关，而与SCL-90量表总分成显著正相关。

2．2 结构方程模型研究

2.2.1模型建立

本研究采用了侯杰泰建议的模型建立策略,先设定多个模型，通过模型比较得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相对有效和节俭的模型[15]。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思路[16], 在模型设定中考虑到以下可能性: (1) 假设问题指向应对方式与应激体验均直接作用于心理健康。(2) 根据以往的研究，理论上可以认为问题指向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应激体验起全部中介作用的可能性（3）有研究表明问题指向应对方式量表中的反应型分量表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因素[6], 因此其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对整个模型的贡献显著性需要考察。根据以上的理论考虑, 本研究设定了理论上可以接受的3个相互竞争的模型:M1：问题指向应对方式与应激体验均对心理健康有直接效应。M2：所有的问题指向方式都通过应激体验间接作用于心理健康。M3：问题指向应对方式中的.沉思型和抑制型两个分量表通过应激体验间接作用于心理健康，而反应型分量表直接作用于心理健康。通过模型比较分别对这3个模型进行考察, 最终竞争确定数据拟合较好并且相对节俭的模型结构。如表2所示：根据模型选择的原则，模型2作为相对最优的模型在模型竞争中获胜，模型2详见图1。

3 讨论

以往针对问题指向应对方式的研究多以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为研究重点，而较少关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