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形势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国际经济形势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目前的增长主要是政府投资主导的，其基础还不稳固，一些问题也有待解决，有必要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因势、适时、灵活地调整政策力度和节奏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成效显著，经济也出现复苏迹象，但是国际经济领域一些新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如全球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博弈，新兴市场国家再现资本流入加速，世界经济再平衡面临挑战等。这些问题加大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需要积极加以应对。

全球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博弈

2008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蔓延，触发金融海啸，并迅速渗透到实体经济，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为了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主要国家共同推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措施。在施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不仅阻住了经济的急剧下滑态势，而且在今年第三季度各国先后出现触底复苏的势头。

尽管全球经济复苏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但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酝酿退出经济刺激措施。2009年8月底，以色列率先加息。10月，澳大利亚、印度、挪威先后采取加息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其中，澳大利亚在一

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加息，更是引人关注。美国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情况好于预期，也使得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退”有“退”的理由。根据本国国情，在经济好转之后，考虑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是合理的。得益于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澳大利亚和挪威等资源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第二季度由负转正。由于受到危机的冲击不大，危机期间的以色列经济甚至没有出现衰退。同时，这些国家大都面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

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不仅是经济的需要，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由于各国的非常之策，这场危机中经济的调整并没有到位，而是用新的泡沫覆盖旧的泡沫，给未来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纵观历史，历次危机之后都出现了资产被稀释和通货贬值的现象。“退”得晚，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责任就会大些；“退”得早，则有可能获得其他国家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澳大利亚两次加息的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引领下，亚洲经济出乎意料地全面复苏，特别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近30%，对其经济恢复起到了有力的支撑。

竞争性退出的可能是存在的。尽管在国际层面大家都强调要继续维持经济刺激方案，但说的和做的有差异，各国都在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逐步退出。不仅韩国、新西兰、加拿大表现出退出的迹象，就连欧洲央行也表示将及时回收刺激政策带来的过剩流动性。这种竞争性退出有可能导致全球

经济刺激政策过早、过快地退出。若不加以协调，目前虚弱的经济复苏将再次出现反复。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重现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再现。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定量宽松的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大量投机资本伺机套利肆虐。一方面，欧美的信贷紧缩并未结束，很大一部分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较发达国家而言处于高位，套利交易盛行。在经济较快复苏的刺激下，国际资本开始大举进入新兴市场国家，使新兴市场面临新一轮的资本流入浪潮。这已经成为经济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

资本流入已经带来诸多宏观问题。今年3月份以来，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由贬转升，经历了集体升值，出口恢复放缓。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国的货币升值一度超过20%。此外，一些国家金融市场也面临着泡沫的风险，如巴西股市持续走高，并于今年10月升至2008年7月以来的峰点。

资本流入“过山车”更为可怕。从历史上看，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极不稳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表现在资本大规模流入之后又集中流出。资本流动的逆转使得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国际资本的“蓄水池”；资本流入不仅给当前经济造成困难，而且势必带来未来逆转的危机隐患，留下遍地狼藉。例如，国际资本流动是金融海啸冲击发展中国家的

重要渠道。危机之前，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增加，2005年私人资本净流入达2860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危机爆发之初，资本又逃离欧美市场到新兴市场国家避难，使2007年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流入量急剧攀升至6970亿美元；2008年，受美元急速升值和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发生逆转，大量国际资本集中流出，使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遭受严重打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也有类似的经历。

一些国家已开始对资本流动实施管理和控制。2009年10月20日，巴西政府宣布对外国证券投资征收2%的预扣税，以应对资产泡沫；11月19日，韩国宣布对外汇交易实施限制，规定远期外汇交易不得超过套期保值规模的125%，以防止货币过度升值。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需要国际合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政府在和游资博弈中通常处于弱势，一个国家单独对资本流动的管理很难奏效，必须在国际层面达成管理资本流动的共识。在这方面目前已取得了一些进展。面对当前的这种状况，IMF也提请有关国家必要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世界经济再平衡面临挑战

美国面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危机前，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包括美元贬值等手段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使得巨额经常账户逆差没有引起对外债务的增加。其基本模式是：高消费产生高经常账户逆差，顺差回流使美国获得低廉资金，美国对外投资获取高收益，同时美元贬值降低对外负债价值，国

际收支由此整体平衡。危机后，此类金融手段难以得逞，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美国要想平衡国际收支就必须改变当前经常账户逆差的状况。奥巴马政府也一直在强调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

“平衡增长”将对顺差国构成挑战和压力。危机之前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快速增长阶段。危机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持久性冲击，特别是美国的消费需求下降。要恢复强劲增长必须扩大需求，这包括消费和投资。由于美国目前的问题在于其高消费，因此面临更大挑战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其他国家。正如《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中提出的有序推进经济更为平衡的方法：逆差国提高私人部门储蓄，整固财政状况，同时保持市场开放，提升出口部门；顺差国提高内需的增长作用，包括增加投资，减少金融市场扭曲，提升服务部门生产率，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抑制需求增长的限制。

“平衡增长”可能带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失衡是危机前就存在的客观事实，是全球化的结果，是结构性问题。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在再平衡过程中，逆差国特别是美国会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运用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恶化全球贸易环境。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中国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面对危机的冲击，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措施，经济增